有这样一句话应该记住：“上级可以欺骗；部属可以欺骗；百姓可以欺骗；只有敌人欺骗不了。”这就是说，和平时期上级、部属、百姓都好对付，但千万别发生战事，一旦发生战事，你欺骗不了敌人。否则就要吃大亏，要满盘皆输。如果将军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官衔——“位次上卿”，仅仅是一个待遇——“衣食无忧”，那军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甲午战败，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定远”管带刘步蟾自杀，“镇远”管带林泰曾、继任管带杨用霖自杀……留下一纸《马关条约》，规模空前的割地赔款，能算军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交代吗？
庚子事变，李秉衡受命抗击八国联军，京城从皇帝到百姓都对其寄予厚望，但刚到通县张家湾他就自杀，留下遗书——“天下事从此不问罪臣”，全军不战自溃。军人就这样完成责任吗？
牺牲是军人的最高付出，但不是军人的最大奉献，国家和民族养育军队，是让你夺取胜利的，不是让你在关键时刻一死了之的。关键还是习主席说的这句话：“能打仗，打胜仗”。这是对军人最根本的要求，是军人存在于国家的最大意义，除此无他。
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不易。
德军名将施里芬[1]，某次搭乘火车旅行，副官为了打破旅途沉寂，谈起车外山川的景色如何美丽，施里芬唯一的答复是“微不足道的障碍”。施里芬根本没什么心思看美丽的山川，他看到的就是障碍及如何克服障碍。施里芬这类人，从灵魂里就是军人。我们不少人穿着军装，整天惦念吃喝玩乐，壳子是军人而已，灵魂一天都不曾在军营待过。
我军名将粟裕也是灵魂里都是军人的人。胜利了，进城了，别人在繁华大街上逛商店，看商品，他却琢磨这个街区怎么攻占、哪个要点如何防守。1958年反教条主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粟裕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不指挥部队了，每晚就寝，他仍然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随手摸到。生命垂危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了，他还要按照条令要求，把衬衣、毛衣整整齐齐扎进裤腰。他的思想一天都没有松懈，还是随时准备，枕戈待旦。
绝对不能轻视胜利之前的准备。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看看施里芬的准备，看看粟裕的准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表现。这样的军人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是凤毛麟角。所以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很少找到愿意打仗的将军。拿破仑打了一辈子仗，无数人尾随他成了将军，但他最后感叹，很少找到愿意打仗的将军。湘军悍将胡林翼说：“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胡林翼强调军人一定要“气盛”，将军一定要“气盛”，有些人看起来很听话，“平时一一秉承，奉命惟谨”，但“临大难而中无主”，表面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你不说怎么干我也不知道怎么干，其实是推诿，放弃职守，一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没有，只知保官保命。这是将军所为吗？就这么简单概括将军的基本特质了？我觉得我们从这些反面也可以真正体会一下将军的意义。
注释：
[1]施里芬（1833—1913），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军事家、军事理论家。1861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曾参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1863年起在总参谋部任职，1891—1905年任总参谋长，1911年晋升为陆军元帅。经多年酝酿制定了德国东西两线作战的完整战争计划（史称施里芬计划）。其作战思想对两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均有影响。著有《坎尼战》《统帅》和《现代战争》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