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王维所过香积寺问题——答常法亮先生

近日看到常法亮先生在《文化学刊》第5期发表的文章《“王维所过香积寺只能在长安”质疑——兼与王向辉先生商榷》[1]，这篇文章批评我在《王维所过香积寺只能在长安》[2]（以下简称“长安”）文中坚持的长安说，他将香积寺的具体地理位置再次确定为汝州风穴寺，为了对常先生的批评作出回应，故撰此文，以答复先生。

为使读者清楚明白，先将王维诗歌录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一、诗歌是实写还是虚写？

常先生强调诗歌中的香积寺是河南汝州的风穴寺，自称其说站在实地勘察和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为该诗是写实主义作品，对我长安一文中诗歌偏向写意的看法提出了商榷性意见，其理由集中在长安香积寺不具备诗歌中的实景元素，长安香积寺帝王背景较深，该诗是王维的后期诗作，因此王维不可能“不知”。

下面我对常先生的诸多异议予以回应：

（1）常先生说：诗中第三句的“古木无人径”反映作者在人迹罕至之区走向目的地（或漫无目的）, “深山何处钟”正说明作者之“不知”，此是证明诗歌是写虚还是写实的要害所在！

我坚持认为，第一句的“不知”，仅是唐诗中一种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段。以“不知”对应第二句的“数里”，一设问，一回答，跌宕起伏，是用艺术化修辞来表现香积寺位置的幽僻深邃。“深山何处钟”之“何处”，也应是一种抒情修辞和情感叹词。以此象征佛教学问之高深无涯，并不一定具备具体方位所指的意蕴。此种写意诗的例子其实在唐诗中屡见不鲜。如贺知章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王建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王昌龄的“遥送扁舟安陆郡，天边何处穆陵关”，这些千古名句，皆是为感情升华而采取的明知故问的表现方式。我们不妨再从王维的诗句中找寻一二例证：“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山不见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无疑这些诗歌都是写意的。

可见，常先生以“不知”“何处”作为认识诗歌的要害，是拘泥于字面的表层，并不恰当。至于清人赵殿成在《王右丞集笺注》所言“谓初不知山中有寺，……忽闻钟声，而始知之”，更多是从艺术手段的巧妙布局出发的，诗歌是感情的加工艺术，也最好从诗人的心绪情境变化出发方可得出正确理解。

王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人生哲学已经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淡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飘逸，这种清心寡欲的心态无疑让他的晚期诗歌涂上了虚幻和几许凄迷的色彩。从这角度分析，这首《过香积寺》情境虚写的成分应该更大些。

（2）常先生认为“望山”不是“入云峰”，我以香积寺南望终南山，西瞰神禾原的大环境比对数里入云峰，是犯了“大环境与小环境不分”的错误。忽视了是王维在山中行走，目的在寻找寺院。而长安香积寺不在山中，拜访之路也不在山中，此最为致命。

我回复如下：记载长安香积寺环境的唐代《隆禅法师碑铭》明文有：“歌钟沸出，移上界于阴门，泉流激洒，比连河于阳面。”阴门，无疑是指代终南山，阳面，则指代潏水和滈河，这种艺术修辞明显把长安香积寺放置在与山相连的地位上。又以唐代基本和王维同时代的郎士元的香积寺诗句为证：“尽素欲传三署客，雪山愁送五天僧，连空朔气横秦苑，满目寒云隔霸陵。”无一不说明唐人都是把终南山和长安香积寺视作浑然一体的。及至明代，此风尚依然不改，王鹤在这里“问法驯山鬼”，赵函子也讲香积寺是“空山日落雨冥冥”。在他们心目中，长安香积寺都有山的实景元素。“数里入云峰”，我并没有像常先生想象的那样忽视“入”字，常先生认为这是王维入云峰，是从动态理解，我认为此句应该理解为香积寺需要数里才能深入云峰，所谓的“深山何处钟”的深山，是为了强调地理环境的幽深无人、出乎意料，而并非一定能得出寺庙在深山里面的结论。在《文苑英华》中，这个“深”字本作“空”，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何处钟”其象征佛祖远远而来的召唤，意味深长。

（3）常先生认为古木无人径，是小环境，核心是荒无人迹，我的理解被看作避重就轻，他提出：长安香积寺距秦岭还有7.5公里的直线距离，秦岭北麓“茫茫森林”属大环境，不能证明通向香积寺的路是“古木无人径”。

我回复如下：不仅香积寺的大周边如我长安一文中所论是古木参天，就是具体到今天香积寺的小环境，这个描述也是可以成立的。明代的香积寺，依然算是个幽僻的所在。万历朝的王鹤曾经说这里：“林森青霭洽，地僻白云多。”明人还有“古木荒村鬼火青”的描写诗句，我们往上推，唐人郎士元说香积寺“季月还乡独未能，林行溪宿厌层冰。”同属唐代的碑铭也有香积寺“得天地芳踪，有龙王之秘迹”的记载，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

早有学者考证认为，在唐代，长安香积寺周边并没有重要的道路可资往来[3]，常先生用《卖炭翁》的“伐薪烧炭南山中”，试图证明这里繁荣昌盛，缺乏幽深的环境，这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长安文中所言，唐代木材取给主要在陇西地区，这在《新唐书·地理志》里很明确，卖炭翁的故事不能作为证据。

（4）常先生认为我以潏河滈河对应“泉声咽危石”是顾头不顾尾。他强调二河都是冲积平原的河流，沙底河床，与“危石”有较大差异。

我认为，这种说法依然是欠妥的，这仍是忽视文学的浪漫主义手法。《隆禅法师碑铭》说的“泉流激洒”的“洒”和“咽”字同义。赵殿成曾评价此句说：“一个咽字，幽静之状恍然！”可见我们还是要从诗人恬淡清凉的心境出发。

另外，潏河滈河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在唐代多是天然的大石头，未见有加工的痕迹。唐时这里的水量很大，曾经宽阔的河漫滩就是明证。也是对“泉声咽危石”的考古学确解。

（5）常先生认为我以周处的传说对应“安禅制毒龙”，贻笑大方。他认为斩杀和安禅是截然不同的方式，我抓住了毒龙这个情元素，却忽视安禅的手段与王维人生哲学存在的矛盾，是本末倒置。

我认为，常先生的这一理解是强词夺理，我在长安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周处除三害的传说应该在南北朝以后就在长安当地流行，王维熟悉周家庄的这个故事，并不奇怪，这和他“不知香积寺”的写意文学不矛盾。正因王维对此地熟悉，毒龙，出自《涅槃经》，是内心妄念的意思，他用安禅制服心中的虚龙替代周处斩杀的实龙，唯如此，才顺情自然，不显突兀。

我认为这个环节也符合善导大师和王维同居蓝田神交的结果，也与王维“以禅诵为事”，善导“一心念佛”的理想追求相契合。

常先生曾认为安禅制毒龙乃受风穴寺当地民间传说启发，其传说实质就是《白云禅院记》中所谓“有乡人卫大丑。收以材石，构成佛堂于此山之西北，镇压风穴。”风穴和毒龙有何关系？龙卷木料，就是害人毒龙？贞禅师按照史料又可称为“伏虎高僧”，伏虎降龙，情况迥异，因此，其说不足采信。

总之，常先生对这一段的总结，以写实、写虚、抒情为一体，认为这些元素缺一不可，但是他忽视了王维的诗歌已经突破了虚实分明的界限，变得情景交融，难解难分了。常先生硬要分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能是一种刻舟求剑的理解方式，试想，如果以常先生做法类推来理解唐诗，那岂不要闹无数的学术笑话。

二、历史文献是误读还是解读

在常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他为了反击我长安一文提出的质疑，做了四段的回答。（1）针对我提出的风穴寺在山之西北，原古香积寺在山之前的疑问，常先生强调两地相隔很近，同属一峡谷，古香积寺在谷口内侧，风穴寺位于谷尾，二者在唐代时实际是不分彼此的。（2）针对我认为这不是一寺两名的问题，常先生坚持建筑材料上会有香积寺之名，很难割裂新旧寺庙之间的联系。（3）针对我认为王维生活时代风穴寺不存在的问题，常先生认为我从“阿兰若”入手过于武断。（4）针对我强调香积寺不是该寺原名的判断，常先生根据清代《风穴续志》《风穴志略》文献，认为这是一寺两名并行，并认为民间的习惯力量不可忽视。

其实我和常先生论述这个问题焦点是以《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4]为史料根据的，这碑铭刊刻于950年，属唐以后的五代时期，但因为是出土碑刻，较为可信。我长安一文就是据此认为古香积寺像毁寺焚，在唐以前已经不存在了。

我不妨将原文录出，进行重新的分析，以驳倒常先生坚持的谬说：

风穴禅院，汝郛之北，嵩少之南，路广由旬，地安窣堵。后魏山前为香积寺，属当兵火，像毁寺焚。有乡人卫大丑，收以材石，构成佛堂于此山之西北，镇压风穴，即今院基是也。至隋，又为千峰寺。大业中，释教中否，缁侣流离，直至唐初，只为阿兰若耳。开元间，有贞禅师，袭衡阳三昧，行化于此，溘然寂灭，示以阇维。有崔相国、李使君名暠与门人等，收舍利数千粒，建塔九层。玄宗谥为七祖塔，今见存焉。大中初，有禅主道源开拓山门，重光梵刹。十三年（859)四月一日，塑释迦像，取舍利安于佛心。

我们看此文说“后魏山前为香积寺”“构成佛堂于此山之西北”，香积寺在山前，白云禅院在山西北，则香积寺和风穴寺不是同一所寺院，说到香积寺，大概只是为了张大嵩山的佛教历史，另外，毕竟二者还存在一缕关系。彼此彼此，泾渭分明，不能因为常先生所谓的距离近，就把二者混为一谈。

文中的嵩少，是嵩山别称。“由旬”为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据说一由旬等于四十里，不知这一说法和王维诗歌中“数里入云峰”的数里是否存在矛盾？常先生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解释。

碑文中出现的崔相国，是崔日用，见于《旧唐书》卷九十九“十年，转并州大都督长史。寻卒，时年五十”，据考，崔死于开元十年，也就是公元722年，因此不可能参与贞禅师三年后才发生（725）的葬事。碑文中所记贞和尚被玄宗谥为七祖的事，在时代更早它200年的《大唐开元寺故禅师贞和尚塔铭》中却不见记载：弟子宗本为贞禅师建塔，却无一言提及此件佛坛荣誉大事。因而我推断《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多是依靠五代十国时期风穴寺当地的寺庙传说写就，并无相当可靠的史料为证，因此出现的错误就在所难免了。

比较而言，我认为与王维、王昌龄基本同时的缑氏县尉沈兴宗搜集的《大唐开元寺故禅师贞和尚塔铭》更为符合事实。该文说：“禅师讳贞，兹郡京兆人也，俗姓张氏。——居于洛阳白马寺。口不绝诵习，心不离三昧（禅定）。……后隶此郡（汝州）开元寺。又以为喧者起之本，静者定之缘，利缘舍起，故复居此。……前刺史故丞相齐公崔日用、吏部尚书李暠，皆顶奉山宇。……以开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725）示灭于开元精舍。……松栗 窅冥兮，宛此幽居。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弟子宗本为亡和尚敬造此塔。”

缑氏县尉（河南偃师）沈兴宗我在长安一文中曾认为他是北宋人，其实是搞错了。现在予以纠正。在《全唐诗》第140卷中有王昌龄写给此人的《缑氏尉沈兴宗置酒南溪留赠》，可以推知他是和王维同代的唐人。王昌龄称赞他“古时青冥客，灭迹沦一尉”。青冥客是山中隐者的意思。结合《白云禅院记》所言“开元间，有贞禅师，袭衡阳三昧，行化于此，溘然寂灭，示以阇维”应该肯定二种史料谈的是一个人一个地方，时代早百年的沈兴宗将贞禅师圆寂之所称之为“开元精舍”，而不称香积寺，很能说明问题。

清代学者王昶的《金石萃编》卷八十三还引《中州金石记》，其文称“贞禅师者，驻锡风穴山，尝习衡阳三昧，其化大行，一夕溘然示寂，守宰李暠阇维（火化）之，得舍利千粒，明皇谥为七祖”。

这个《中州金石记》是清中叶学者毕沅所撰。他在文中也不见称香积寺，而只称风穴山，是这里在唐代开元年间不会叫香积寺的又一力证。

常先生知道我提供的这是两条铁证，无法驳倒，因此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他根据《汝州市志》，大讲这时汝州时为州，不为郡，并且列举出汝州所辖的七县，只为说明开元寺不一定在汝州境内。二者没有关系，认为我这是臆测！

但是我们细审二段材料，这无疑是板上钉钉的一件事。岂有他哉？

另外，从塔铭提到的“松栗 窅冥兮，宛此幽居”，可见风穴山在开元时期还是“阿兰若”[5]的格局。根据佛教传统，“墓塔一般建于僧侣埋葬之处”“在寺院之外”，而贞禅师墓塔矗立于今风穴寺大殿角下，也可证在唐开元年间此地尚无寺院建筑出现。

我认为，《风穴七祖白云禅院记》比之《大唐开元寺故禅师贞和尚塔铭》史料价值较差，《塔铭》整理者沈兴宗是唐代的当地的学者大德，而《院记》作者虞希范是时隔二百年以后的临汝县令，其文以追记手法写就。自然难免乡梓情深的因素干扰。

常先生又联系康熙十二年（1673）任枫《风穴志略》断定风穴寺始建于北魏。这是强行把古香积寺和风穴寺对接。根据此书：“其创始未详。按诸碑铭所载，或曰起自元魏，或曰元魏时重修，或曰鼎建自唐，言人人殊。”

同一本书，看法各异，可见任先生立场还是相对公正的。据荆三林先生从地理学上的考证，风穴寺所在地盘，北魏时应该属于刘宋荆州梁县[6]。因此北魏不可能在这里从事佛教建设。另外，这时候的国力是否有此可能也值得怀疑，据《魏书》载：“汝北郡，孝昌三年置。治阳仁城，天平二年罢，武定元年复……领县五（石台、南汝原、治城、东汝南、梁），户五百五十四，口二千二百八十九”，北魏时期的汝州破败不堪，应该没有人力、财力来修建寺院。

另外，乾隆二年（1737）《风穴续志》所言的“寺肇于汉”的说法，大概出自明代罗大美《风穴山白云禅寺重修毗卢大殿记》，我认为此说更为荒谬。

我们知道“香积”一词来源于佛教经书《维摩诘经》。香积寺一名即出自此经，其最早的版本是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由严佛调在洛阳译出，称《古维摩经》，则香积寺的肇造不可能早于公元188年，此时已经是东汉后期，战乱频仍，曹魏建立之后，人口一度不足东汉时期的1/10，若以平均数作为推算标准，大约在公元220年时候，当时的汝州总人口可能还不足4700人，建立香积寺很难想象。

常先生在文章中为证明汉代建立说，引用了所谓的费长房事迹。费长房是东汉名医。《后汉书》有载，但是此种神仙材料过于玄幻，可信度很差。其所引用的大明天启五年（1625）的《风穴寺重修山门天王殿记》《直隶汝州全志》，皆是明清当地志书，那如同古史辨派强调的，是“史如积薪，后来居上”理念的产物，不可作为科学的立论根据。

《风穴志略》所引的明万历（1573—1620）中，郡守刘公觐文在其《游风穴寺》诗云：“素莽残碑有汉文。”大概也是汉代建立说的一条主要根据：

其实所谓“素莽残碑有汉文”, “汉”字实际含义应该是“唐”。前人这样用字的例子不少。如白居易《长恨歌》把唐玄宗说成“汉皇重色思倾国”；杜甫《对雨》说：“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有汉文”乃是“有唐文”, “唐”是平声字，并不符合诗歌的格律，遂改用了仄声字“汉”来代替它[7]。

雍正朝《河南通志》说风穴寺“唐大中初创建”应该可信，沈兴宗的《大唐开元寺故禅师贞和尚塔铭》，说“大中初，有禅主道源开拓山门，重光梵刹。十三年（859）四月一日，塑释迦像，取舍利安于佛心”。这应该是风穴寺的真正建立过程。从唐初的阿兰若和贞禅师时期的开元精舍，贞禅师“又以为喧者起之本，静者定之缘，利缘舍起，故复居此窟。茨庑药蔬之妙受，谿篁甗，洌之胜尘，可略言矣。”都不是完全的寺庙，只是寺庙的诱因。

大中（847—859）年间以后，风穴寺的发展又出现了转折：“其后，大道凌迟，中原版荡。燕雀无檐边之宿，鸿鹄多垄上之嗟。代谢年移，何处访辟蛇行者？陵迁谷变。谁能寻伏虎高僧？七十年间荒凉若是，良由天道周星，物极不返。”及至清泰初年（934），五代十国后期的匡沼禅师“不十年间，僧徒辐凑（辏）矣。于是改易经堂，修创佛殿。川原革故，庭宇鼎新。”可谓是寺庙的第二次中兴。

文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代谢年移，何处访辟蛇行者？陵迁谷变。谁能寻伏虎高僧？七十年间荒凉若是，良由天道周星，物极不返。”伏虎高僧，就是贞禅师。这里探讨寺庙的兴衰历史，只讲七十年间，这个时间点，是以清泰初年（934）为标准的，上推70年，也只能是大中年间。

从此说明，香积寺之名，早已在北魏时期毁于战火，以后与风穴寺其名无关。这篇院记长文，只是追述嵩山佛教的历史源头，风穴寺是唐朝大中年间才真正建立的，此时的王维，早已其人与骨皆朽矣！

这一点还完全可以从唐代的诗歌中寻找反证。唐人的诗歌中，不见咏叹风穴寺的。不管是岑参，还是元结的文章里不仅没有香积寺这个名字，即连风穴寺，白云寺的概念也不曾出现过。及至明代，才出现了“风穴白云寺”的说法，从《河南通志》说：“弘治间进行重修”判断，这应该是风穴寺在明代文人作品中得以正式出现的主因。

为何王维会标新立异，用一个废弃的古名，难道仅仅是因为王摩诘的这个与香积寺同出的名字，心灵感应的说法本身就软弱了些。

最为可笑的是，常先生认为风穴寺山门题名“古香积寺”，将光绪二十二年（1914）的史料和民国的香积祖灯作为证据，这是最经不起推敲的。明清以后，地方志流行，各家纷纷认识到名人的效应，因此学术界胡拉乱扯成风，一直为后世所诟病，仔细推研常先生的文章，基本上还是沿袭的这个路子。因为，综观全文，其实他找不出非常有力的证据。

三、对王维行踪的判断问题

王维是否到过汝州是常先生立论的主要根据。他坚持认为王维知南选曾经过汝州，王维和祖咏在开元二十八年于汝州相会，其时王维心境与香积寺诗相合。

我对此一直持不同看法。我认为，有关王维早期事迹的记载很少，研究者往往只能根据他一些诗歌提供的线索进行钩稽、考证，而诗无达诂，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看法属正常。

王维是否到过风穴寺，我认为只有在他嵩山隐居的时候存在这种可能。而隐居嵩山，应该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当时好友张九龄出任中书令，给王维带来了仕途上的希望，因此他曾经写下《上张令公》诗，另外，当时他的弟弟王缙在此做官，从《归嵩山作》的诗来看，他是以隐士身份静观等待时机。这个时候，时间悠闲，心情较之甚好，去去当地的名胜古迹还是可能的。但从当时的情景看，《过香积寺》中有安禅、毒龙因素，应不是这时的作品。

而开元二十八年底到二十九年春，王维奉命知南选，此行从长安出发，路上行踪一直争议较大，但是一般肯定的是，他在南行路上写下不少诗篇：如《汉江临泛》中说“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又如《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江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这并没有多少与香积寺情境心绪相合的感觉。从他的《登辨觉寺》“竹径从初地，莲峰出化城。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在瓦官寺写就《谒璇上人》说“高柳早莺啼，长廊春雨响。床下阮家屐，窗前筇竹杖”，明显还是春日的心情和气象。因此，《过香积寺》诗是在黄河以南完成的几率很小。

文中我们二人争议最大的《赠祖三咏》，陈铁民先生认为该诗作于开元十二年济州，王辉斌先生则认为该诗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其实这首诗歌只是抒发了二人相思友好之情，并无一句谈到二人有在汝州相聚之事。诗歌题下注“济州官舍作。”陈铁民说：“古代诗文中，有约举成数之例，如果王维八，九岁即与祖咏相识，则二十四岁时（开元十二年）作诗，便可以说是结交二十载了。”[8]虽然有学者提出，这条“济州官舍作”的所谓自注，是后人妄为。但是其说也很难成立。祖咏生平事迹鲜为人知，两唐书具无传。“史家逸其行事”，因此他和王维在开元二十八年汝州相会只能是一种猜测，很难作为理论确证。

很明确的是王缙，也就是王维的亲弟弟，曾经在长安香积寺做燃灯功德碑石幢。时间约是在天宝十三年五月间，后来遗失。王缙和王维关系弥笃，这个史料侧面说明，王维本人对长安香积寺是非常有感情的。

另外，依据《文苑英华》等书的说法，王维并非《过香积寺》的作者，其应为王昌龄的作品，若如此，则王维之行踪事自是不用考证了，而王昌龄有《香积寺礼拜平等万回二圣僧塔》，足可证明他去过长安香积寺，这对常先生苦心经营的学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四、关于长安香积寺

另外，长安香积寺的建立时间，常先生倾向于陕西通志的神龙二年说，也就是公元706年，其实此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宋张礼在《游城南记》中就说：“香积寺，唐永隆二年（681）建，石像尚多在。宋太平兴国三年，改为开利寺。”元代的佛教著作《庐山莲宗宝鉴念佛正宗》卷四《京师善导和尚》传中也说：“善导死后，‘时京师士大夫倾诚归信咸收其骨以葬。'”

一是香积寺的创建者被认为是善导大师的徒弟怀恽，而据史料记载，怀恽在永昌元年（689）被敕封为实际寺主持，大足元年（701）就已经圆寂，神龙元年（705）被追赠“隆禅大法师”尊号，若真是神龙二年（706）建寺，则怀恽岂不是死后神通？

二是唐高宗去世于文明元年（683），依据《隆禅法师碑铭》的说法，高宗曾对香积寺“令赉舍利计千余粒，加以七珍函笥，随此胜缘，百宝幡花，令兴供养”。若建寺真是在神龙二年（706），则与高宗在位时间互相矛盾。

三是若香积寺建立于神龙二年，这前一年的政变（五王政变）是武则天退出政治舞台的标志，那所谓的武后对香积寺的慷慨御赐也就成了无水之木了。

因此，香积寺建于公元681年当是确凿无疑的！常先生的看法是缺乏历史知识的。

要感谢常先生对江苏泗州香积寺史料的补充，学术就是这样，只有互相争论，才能彼此进步，三人行，必有我师。常先生惠赐良多，我非常感谢。但是对他的错误结论，我还是要做出批评，希望批评对他和我也是一种促进和学习。

[1].常法亮：《王维所过香积寺只能在长安质疑——兼与王向辉先生商榷》, 《文化学刊》2009年第5期，第83—88页。

[2].王向辉：《王维所过香积寺只能在长安》, 《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29—32页。

[3].史念海：《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4].温玉成：《读〈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碑后》, 《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5].阿兰若：佛教用语，也名“阿练若”，原意是森林、树林，也指旷野、荒凉之地。

[6].荆三林：《风穴寺文史荟萃·荆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郭绍林：《隋唐五代河南的宗教·佛教》, 《洛阳隋唐研究》第五辑。

[8].陈铁民：《考证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易犯的几种错误》,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