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黄帝“缙云氏”名号考辨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战国以降，“世之所高，莫若黄帝”[1]，司马迁洋洋百万言的《史记》即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事迹为开篇，这体现了炎黄子孙“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2]的浓厚的心理尊崇意识。
历来关于黄帝的名号，说法非常多，如史籍记载的就有轩辕氏、有熊氏、帝鸿氏、帝轩氏等，其号“缙云氏”则出自唐代张守节所撰著的《史记正义》。其文说：“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郭沫若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也曾对此发挥道：“传说中的黄帝，就是这些（夷人和羌人）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传说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也号缙云氏，这显然是把北方许多氏族部落的理想祖先集中到所谓黄帝的头上来了。”不难看出，郭沫若先生认为缙云氏最早应该属于北方某个古老部落的名号。由此，缙云氏也就成为黄帝的一个别称而存在于历史记载及教科书之中了。
缙云氏，到底是不是黄帝的名号，它是如何来的，这些年，浙江缙云县当地的黄帝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其基本的立足点也在于黄帝又号缙云氏这一说法和缙云县名的渊源关系，缙云氏与黄帝的联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都牵扯到对黄帝现象的研究深入，因此，本文不揣浅陋，认真翻检了相关史料，希望能够对厘清这一学术问题有所裨益。
一、缙云氏是黄帝的名号吗？
关于缙云氏，从目前所见的文献来说，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记载，这是一段价值独具的史料：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嚣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僭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
《史记· 五帝本纪》也有与此极相似的一段记载：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匿，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不难看出，《史记》应该是由《左传》的原始记录改写的，从《左传》这段较早的文字上下语境推断可以得到和缙云氏有关的几点信息：（1）昔，是古人追述远古的专用词，因此缙云氏应该是历史久远的部族，所处时代应在尧舜之前。（2）缙云氏能与帝鸿氏、少暤氏、颛顼氏等古帝并列，因此当也是重要的上古部落领袖的名号，并且其实力较为强大。（3）缙云氏的不才子是“四凶”中的饕餮，与尧舜代表的中原部落集团关系紧张。（4）饕餮的特点是爱吃爱占，毫无同情心。（5）缙云氏在与舜的斗争中失败，并最终流落到边裔地带。
我以为这应该是缙云氏最为可信的史料，可以作为深入探讨的基础。这其中与我们谈论的本节相关的是：帝鸿氏和缙云氏在此是分开描述的，明显还不是后世一个整体，因此《史记正义》所言的黄帝又号帝鸿氏，缙云氏的说法应该是后起整合的产物，这三个名号之间看来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
王晖先生、王大有先生等曾经撰文分析黄帝的名号和图腾崇拜，他们都认为轩辕氏、有熊氏体现的是天鼋崇拜的某种孑遗[3]。《左传》《史记》中的不才子浑敦、混沌，拨开神话的迷雾，应该是来自天鼋缩头藏尾时的圆形之状。我以为，黄帝的名号来源几乎都与乌龟或者大鳖有关，而唯独缙云氏，则似乎与天鼋图腾扯不上什么关系。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缙云氏应该不是黄帝的早期名号。
二、缙云氏是黄帝的下属吗？
关于“缙云氏”与黄帝之间的关系，也有认为缙云氏为黄帝官属，该说法其实最早源自《左传·昭公十七年》文献。文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晋代的杜预注解说“缙云氏盖其一官也。”唐代的孔颖达疏云：“黄帝以上四代，用云，火，水，龙纪事，其官之名必用云，火，水，龙为之，但书典散亡，更无文纪其名，不可复知，唯有缙云见《传》，疑是黄帝官耳”。完全有理由相信，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就是由此推演而来。汉代应劭还给这种现象提供了原因的解释，他说：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记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张晏曰：“黄帝有景云之应，因以名师与官。按，黄帝置五官，各以物类名其职掌也。”这些不过是对这一观点的认可和圆融罢了。
黄帝官属说源自远古郯子的一段描述，郯子是少昊之后，他的谈话中列举了少昊氏鸟师名官的例子（但没有提到黄帝与缙云）。这显然是久远的传闻：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该段文字最引人注目者一是谈到上古帝王的“师”的方式与命名原则；二是用少皞鸟师的例子解释了“纪于鸟”的原因所在，由此我们似可以类推黄帝为何“纪于云”；三是用鸟名对应相应的职责内守，从星象神事谈到民事；四是颛顼以后形势变化，只能“命以民事”，不再用水、火、云、龙、鸟这些东西了。
《逸周书·尝麦》的记载我们可与此断史料互相参看：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百工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杀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之名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曰质，天用大成，至今不乱。
这段史料其实讲述的涿鹿之战，文中出现了“少昊请司马鸟师”的记载。其中的司马如按照《左传》的说法“雎鸠氏，司马也。”似乎见证该说还有根据。颛顼的“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国语·楚语下》所言的“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因此所谓“不能纪远”的远就是“民神同位，民神杂糅”的远古时代。
由此至少可以认定，该段谈鸟师鸟名的史料还是基本可信的。
虽然我做了这些分析，但是要说明缙云氏和黄帝的关系，还是不得其要，因为在《左传·文公十八年》的史料中，缙云氏是作为古帝出现的，设若帝鸿氏就是我们所言的黄帝，那文中与其并列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
东汉的贾逵还曾经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这里面又牵连出缙云氏的姓氏和更远的祖源，并且后半句与应劭的“缙云之官”的说法，也就是黄帝的“夏官”合拍。许慎《说文解字》也坚持贾的观点：“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这种种看法可以看作是《左传》将缙云和黄帝生发一起说的一种延伸。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古史浩茫，材料光怪陆离，诚如司马迁所言的“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而缙云氏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深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不妨从“饕餮”下手试着往上推定：
饕餮，也就是《左传》中所言的缙云氏的不才子，何为“不才子”，王晖先生认为这是对该部落衰败时期的一种称呼，我基本赞同这种看法，因此我们可以估计，这个缙云氏部落持续的时间应该很长。
饕餮，“谓三苗也，言贪饮食，冒货贿，故谓之饕餮，《神异经》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卮，性好恶，好息，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号之。”
饕餮既然是缙云氏的后裔，自然应该保留着缙云氏自身的诸多元素，如“好息，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应是缙云氏原处于游牧民族时期的史影折射，因此，缙云氏最初应该是典型的游牧部落。
我们也可试从词源学上寻求一点解释，“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都是说明对财物的强烈占有欲望，而这无疑是游牧民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缙云氏的缙字，《说文》云：“帛赤色也。”颜师古作注说：“缙，字本作晋，插笏于大带与革带之间耳。”因此，王达钦和黄卓娅先生即认为缙云氏应该是游牧部落，甚至还由“缙”字通“晋”，提出缙云氏可能最早是一个执弓佩箭的军事强盛部落的观点，虽然可能过于武断，但以饕餮能够震动天下的情形分析，还是有点根据的。
《尚书正义》卷三《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亟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汉代的孔安国解读云：“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三危，西裔”。唐代的孔颖达正义也注解说：“昭元年《左传》说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如以观扈对应，可推测知“三苗”大概也是国名，其国以“三苗”为名，非三国也——苗之行《尧典》无文，郑玄具引《左传》之文乃云：“命兜举共工，则兜为浑敦也，共工为穷奇也，鲧为梼杌也，而三苗为饕餮亦可知。”因此可说是先儒以书传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
汉唐学者的注解无疑是理解饕餮部落的一把钥匙，从他们的记载中，我以为缙云氏最终蜕变为三苗部落，体现的是从军力强大到军事失败的衰落历程，缙云氏因为与舜的紧张关系而成为争夺中原权力的失败者，最终被赶出了核心地带，但看来部落实力依然强劲，直至大禹铸鼎之时，对其还是有心理的忌惮。大禹“铸鼎”的目的在于实现先民信仰对象向中央政权的集中，《左传·宣公三年》说禹“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张光直先生曾经解释说：“帝王掌握了方国的天然资源和通天工具，就像掌握了最有力的军器一样是掌握大势力的象征”。我认为所谓的“铸鼎象物”大概是通过控制各族团的灵和图腾来试图控制各族民众的信仰精神。此与近代所谓的“身体政治控制”有异曲同工之妙。业师赵世超先生就精辟地回答说：“铸鼎象物，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民众周知何物为神，何物为怪，夏王铸造了九鼎，一下子便解除了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的灾难，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上的帝或天自然会为此感到欣慰，于是乐意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付给他们”[4]。众所周知，缙云氏的饕餮就是经常被铸造在鼎上的，这应该是中原先民使民知奸（他们所界定的邪恶）的一种做法。
《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更报也。”据有关学者研究，饕餮纹的首其实是主要由眼睛、角和蛇状躯体三者组成，而传统认识中饕餮的护佑功能我以为正出自缙云氏原始时期的孔武有力，在饕餮的刻画中，眼睛一般居于突出的地位，因此我估计，这应是缙云氏先民的一大特质。
《山海经》云：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声如婴儿，名曰“咆哮”，是食人。
《尸子·卷下》云：“四夷之民，有贯胸者，有神目者，有长肱者，黄帝之德尝致之。”可能也具备一定的史影。缙云氏大致属于有神目的部落。“有神目”，似乎不可解，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大概这是指缙云氏具备最初的天文学星象知识，而这既符合缙云这一名号代表的天象理念，同时无疑也代表游牧部落一般具备的观察自然的基本特质。
缙云氏在历史记载上是黄帝的属官，想来应是经过激烈的战争征服的。
黄帝之时，“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孙子兵法》中还有黄帝胜四帝的说法，《墨子贵义》云：“帝以甲乙杀青龙于西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东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这虽然是阴阳五行说影响下的描述，但当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在马王堆的帛书中就有：“今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分勿争乎……黄帝于是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都谈到了黄帝时期的军事征服。
不妨再进一步分析，黄帝的“黄”字，许慎最早的解释说：“黄，地之色也，从田，从光。”黄者，是作为农业民族的象征，现代学者唐善纯则认为黄字的甲骨文形象是“一张展开的兽皮”，这样看，黄帝最初可能也是游牧部落，但最终是演变为农业为主的集团了。
黄帝与炎帝，神农的关系，如不做些分析，似乎也不好说明缙云氏的特殊地位。
《庄子·盗跖》记载：“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相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伤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篇》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玉函山房辑佚书》引《春秋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是为神农，始为天子。”
这些史料可以得出几点暗示：神农好耕，黄帝以武力而始为天子。
众所周知，炎帝和神农本来是泾渭分明的，如赵世超所分析的炎帝的部族可能具有十分悠久的农耕传统，但炎帝起初却不是稷神意义上的神农氏。非但如此，在较典雅的古籍中，是把神农氏排在黄帝之前，而把炎帝排在黄帝之后的，如《易传》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显然置神农于黄帝前；而《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时，又序炎帝于黄帝后，如果这种记录含有时间意义的话，就没有理由硬把炎帝和神农氏视为同一个人。另外，《史记·封禅书》载管仲述古之封禅者七十二家，其中既有神农，又有炎帝，《列子·说符》曰：“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也将神农与炎帝并列，甚至到三国时，谯周在《古史考》中还说：“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于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当身相接。”可见在一部分更具史识的学者眼中，神农与炎帝渺不相涉。邹衍以五行运转和阴阳消息说五德终始，原本以黄帝起首，用的是五行相胜律。到西汉末，王莽要通过禅让的形式取代汉家天下，旧理论过时了。于是，刘歆便拿五行相生律重释古史，替王莽相对和平的篡弑活动制造根据。从此，历史的大循环被拟定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再生木；或叫作以火承木、以土承火、以金承土、以水承金，再以木承水。这样一来，木德之帝太昊和火德之帝炎帝都排到了土德之帝黄帝的前边。凑巧，被儒家捧得很高的《易传》上又有“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的话，刘歆就趁势将太昊与庖牺氏拉在一起，称太昊庖牺氏，将炎帝与神农氏拉在一起①。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有云“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此段史料有两点：一是此处的炎帝神农氏我以为就是炎帝，长于姜水后始教耕，二是以省杀生，前者说明他好耕是到了姜水后才开始的，二则说明他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
因此，我认为炎黄虽都属于神农部落，但开始可能是游牧民族，后来，炎帝最早变得“好耕”，开始出现生产方式的变化，而黄帝依旧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就是《国语》所谓的黄炎“成而异德”。
单一的农耕文化只能形成脆弱的小农经济，是不能建立强大政权的，只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二者优势互补，才可能出现强大的政权，而在统一的政权中，谁掌握强大的军力，也就获得了实际上的主导权，在部落融合的过程中，虽然军事上往往野蛮战胜文明，但在文化上，往往野蛮会向文明形态学习，这正是炎黄合作消灭掉蚩尤部落的原因，也是最终炎帝屈居黄帝之下，而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的根源所在。
缙云氏无疑本来是和黄帝氏族一样都是游牧性较强的，但是在战胜炎帝部落以后，炎帝先进的农耕文明则被黄帝部落吸收学习了，这种学习被伤害者的例证在历史中并不罕见。由此出发，缙云氏也可以看作炎帝的苗裔了，我以为，钱穆先生曾经分析的“其实以云名官，未必因为祥云笼罩，恐怕还是和农业有关，《周礼》上所说：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寝象，北方雨量少的地方长闹旱灾，望云占雨，成了那时候的重要职掌，便演变成官名，就传说成以云名官了。”这一看法还有一半是真知灼见的，因为它大致谈的是缙云氏从属于黄帝以后，是在炎黄部落战胜蚩尤，并最终完成融合以后才出现的情形，原因是缙云氏与黄帝族也开始从游牧部落转化为农耕部落了。
孟世凯先生曾认为缙云氏本属于神农的古老的氏族，我以为此说并不准确，核心还是未有分清神农、炎帝与黄帝的区别，缙云因为拥戴黄帝而名义上似可先归属于神农，最终因黄帝战胜神农，融合炎帝而逐渐发展成以农耕为主的氏族，这个脉络也许才是科学的。
《墨子·非攻下》记载禹征三苗尤详，其实借此可以来理解尧舜对缙云氏进行的征服战争，我以为，缙云氏最终与中原文明反目，正在于对禅让所持的不同观点产生的激烈斗争结果。
《山海经·大荒南经》“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獾头，……有獾头之国。”
《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五十：“帝鸿之后裔有防风氏，缙云氏，……缙云娶士敬氏，遗腹而生獾兜，獾兜生苗民，河南诸羌皆其种也，夏禹又分北有苗，又有防风氏，缙云氏。”
也许缙云和夏禹部落最初还有某种亲密的部落关系，但面对禅让到家天下的激烈争夺，兄弟反目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缙云氏如何成为帝号的？
缙云氏既然最初并非黄帝的名号，但为何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说法却是那个样子呢，我以为这应该感谢黄帝文化的传播与腐蚀效应。
英国的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说“一切古代社会都自认为是来自一个元祖，并且除此以外，他们虽经努力，但仍无法想出他们所以会结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中的任何其他理由。”于右任先生言：“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子孙也。”就体现了这一原则。
《史记·封禅书》说：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司马迁所处大一统的西汉，在他的笔下的“五帝本纪”，黄帝已经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至的神君了，西汉巫风大炽，这是借黄帝资望炼丹飞升说的缘起。
但相当的时期，人们还是遗忘黄帝和缙云氏的关系的。
西晋崔豹《古今注》有段材料：
孙云公问曰：“世称黄帝炼丹于凿砚山乃得仙，乘龙上天，群臣援龙须，须堕而生草曰龙须，有之乎？”答曰：“无也，有龙须草，一名缙云草，故世人为止妄传。”
这还是有些实事求是精神的。材料中，将黄帝飞升的故事细节和缙云通过一种形似龙须的植物连接，这大概便是佛道家所言难得的机缘。
及至东晋的谢灵运，一是乡梓情深，二是社会上道行弥漫江南，黄帝为黄老道术的大宗师，于是开始大谈缙云县与黄帝的种种传奇，借以自重，也就不足为怪了。
唐代王《广轩辕本纪》、宋人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纪》都有：“黄帝往，炼石于缙云堂，于地炼丹，时有非红非紫之云见，是曰缙云，因名缙云山”。
再看张守节，身处开元盛世，文成于大一统已经浸润人心的时代，自然要把这一东南一隅的文化现象引申挥发，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彻底将缙云氏这一标签贴在黄帝脸上，后世的学者只能够抬头仰望，再也撕不下来了。
[1].《庄子·盗跖》。
[2].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王晖：《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见《古史传说时代新探》，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4].赵世超：《铸鼎象物说》, 《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①崔述：《补上古考信录》, 《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