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工具理性的霸权，一场现代性的灾难

探究丰富的理性为何沦为工具理性，即原本启蒙中就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这关键一环如何丧失的问题，也就等同于探究人类文明从哲学走向现代科学阶段的原因。我们不妨回到“启蒙理性”整体的逻辑中去解答这个疑问。

前文提及“启蒙”自发端之初就已存在以“权力”为导向的内在缺陷——人通过理性达到征服自然、控制和支配世界的目的，那么凡是不符合这套逻辑、阻碍这条道路的因素都要被清除。而“启蒙理性”中本来就有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这一关键环节，恰恰成为阻碍因素。

哲学被无情“丢弃”

我们知道，哲学摒弃了神话思维，可算作人类思想的一次进步，因此哲学的诞生也可谓一次启蒙。

哲学是思想的探险活动，讲究“抽象的思辨”，哲学探究的是现象世界以外的思维领域如何运作的问题。那么，哲学的理性思维方式中必然蕴含着“反思”的能力——不仅是人对外部世界进行“反思”，对思想本身也会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可以说，哲学阶段的“启蒙理性”是丰富的、全面的。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如果放在“启蒙”整体的逻辑发展中去看，哲学探讨的概念以及各种形而上学问题对“启蒙理性”的最终目的——人确立对世界的控制和统治权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换言之，“哲学的理性”无法完成“启蒙理性”的最初使命。

因为人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去解决问题——将知识化为技术，用工具去统治万物——才能达到消除内心恐惧，建立对世界统治权的目的。但哲学探讨的对象是超越于现实世界以外的思维领域的问题，而非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纯粹的哲学思辨活动，达不到这个目的。通俗来说就是：哲学“没有用”。

比如，当房子着火，你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你该怎么办呢？你对着大火高呼：“啊！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这有用吗？没有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用水或灭火器灭火，只有这样你才能控制火势，保住生命。

从“启蒙理性”的总逻辑来看，人最终要确立的是对自然和世界的统治权，而唯有从实证的角度，从事实出发解决问题，才能完成这样的目标。但哲学的理性思维，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且，哲学非但完成不了这项任务，哲学理性中对思想本身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要素还会阻碍这项任务的完成，阻碍人们对统治权力的追寻。因为“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对“权力”存在某种制约之力。就好比说，当你做一件事情想要达到某个目的时，内心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有些底线是不能触碰的……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牵制着你。这就是“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不断给你敲响警钟，于是你的行为就会有所收敛。

基于这两点原因——第一，哲学探讨的是概念和意义问题，脱离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无法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统治权力的建构；第二，哲学理性中对思想本身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阻碍了人对权力的欲求之路——启蒙理性要自我持存下去，人类要实现对自然与世界的统治，就必然要清除一切障碍：哲学遭到了弃绝，“启蒙理性”本来就具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遭到了弃绝。

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而“启蒙理性”之所以如此这般表现，其原因就在于它以“权力”为最终导向。这里可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权力”好像一个匪徒将“启蒙理性”绑架了，“启蒙理性”必须按照“权力”设置的这条道路前行，一旦出现阻碍这条路的要素，就要将其统统清除掉。进而，“理性”中原有的“自我反思”的这一层就被无情丢弃。

换言之，也唯有理性中“自我批判”这一环的丧失，才能使得人控制世界的权力之路畅通无阻。

“拯救者”：现代科学

这时，打着拯救旗号的现代科学“闪亮”登场。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说：

在通往现代科学的路上，人们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原因和动机。

对实体和质量、能动和受动、存在与生存这些概念作出合乎时代的定义，正是培根以降的哲学的关注点，然而科学却已不再应用这些范畴了。这些范畴被当作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偶像（idola theatri）而遭弃绝。

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

那么，为什么“拯救者”是现代科学呢？

因为科学研究的是现实世界，它所做的是以数学逻辑为核心的实证分析，而不是对诸如“人如何认识世界” “人生有无意义”等形而上学话题的探讨。

人们经由对现实世界的系统化研究，世间万物便被纳入这个构建出来的可计算的科学系统中，人们也就拥有了应对自然和世界切实可行的办法，从而实现对自然的掌控，确立对自然的统治权力。

如此一来，“启蒙理性”必然发生异化，人再也听不进或者不愿意听到任何批判的声音。人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以控制世界为目的。于是，具有丰富维度的理性彻底沦为了人获得权力、统治世界的“工具理性”。

陷入新的野蛮主义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同样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反思。

“启蒙”自一开始就存在缺陷——以“权力”为导向。神话和哲学都无法完成人对世界的绝对掌控这项艰巨任务，于是现代科学以“拯救者”的身份登场。现代科学以数学逻辑为根基，通过“计算”“测量”“制定规则和体系”的方式，将世间万物构建为统一的系统。最终，人类逐渐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和支配的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的权威之所以如此稳固，人们能如此信赖“启蒙理性”这套逻辑，是因为“理性”为了自我持存而进行了一系列的“包装”：祛魅—知识—技术—工具。这是打着“追求真理”的旗帜，为人获得“权力”提供合理的解释。现代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套理性逻辑，从而奋不顾身地投入这场理性启蒙运动之中。

从表面上看，人类通过理性构建的这套科学系统帮助人实现了统治自然的愿望。但实际上，正是这套系统将人类推向了另一个深渊。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构建的系统以另一种不可抗的自然之力深深束缚住了人类，人类深陷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而“可笑”的是，人类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深处深渊，反而以科学和理性为信仰，打着科学理性的旗帜更加肆无忌惮地建构人对世界的统治权力。

于是，人们整天为获得某个结果、为达到某个目的而做事，人们不再考虑“为什么做”“应该做什么”，而只考虑“如何才能够做成”“如何才能够达成目的”，一切都以结果为导向。人们忘记了本来要为之活着的东西，而沦落到仅仅为了继续活下去的境地。

进而，人类陷入一场新的野蛮主义之中，“启蒙理性”失去了崇高。人沉浸于“征服世界”的快感里，丧失了人本应该具有的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之情。

由此，现代世界日益暴露出诸多问题：自然环境日趋恶化，资源日渐枯竭，战争带给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人们很难体会到原始的类似于“酒神精神”的快乐，现代生活越来越乏味，人们模式化地去完成每天的任务……这些才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担忧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极力“批判启蒙”，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启蒙”，而是希望“启蒙”恢复其健全的功能。“工具理性”当然是被允许的，但“工具理性”仅仅是作为理性多个维度中的一个，而不应该作为理性的全部。人还需要“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实践理性”等多个维度的理性，理性中一定要有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的维度。如果“工具理性”“霸占”了理性的全部，那么这个被“启蒙”后的世界，必然陷入灾难之中。

当人的权力欲求无限膨胀，人对自然的控制也将延伸到人对人的控制层面。人对自然的控制可以通过人构建的现代科学系统而实现，那么人对人的控制，即人和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建构，要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这就涉及“文化工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