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2013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10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进入一个全面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覆盖全球人口最多、区域最广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和前景。

（一）中国—东盟经济关系回顾

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经历了从全面对话伙伴到睦邻互信伙伴，再到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并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1996年，东盟将中国升格为全面对话伙伴。1997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伟构想。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一框架协议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计了基本架构。从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6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东盟4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在2015年实现90%零关税的目标，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全面建成。

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进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已初步显现。200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 000亿美元；2007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 000亿美元；2011年，双边贸易额又突破3 000亿美元；2012年，双边贸易额再突破4 000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之一，中国是东盟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加工业等诸多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东盟是中国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重要市场，东盟10国已成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国。2012年，双方人员往来超过1 500万人次，互派留学生人数达到17万。近几年，中方设立了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并向东盟提供150亿美元的信贷，之后又追加了100亿美元信贷。此外，还设立了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2015年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表6-1所示。

（二）扩大和深化中国东盟区域合作面临的制约因素

1．东盟一体化建设进程不足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社会，东盟10国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不同的宗教和历史文化背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内部的凝聚力削弱，区域内矛盾增多。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缅甸、越南、柬埔寨人均水平的70～80倍，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区内成员国之间关于领土纷争和资源开发争端的矛盾突出。此外，东盟自身市场规模相对狭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在一定时期内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较弱。东盟国家之间在东盟区域内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绝对量有限。东盟地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东盟每个国家各自在经济上做出的努力，而不是来自经济合作。种种现实情况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发展的一致性与协调性，也会直接影响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效率。东盟各国GDP变化比较如表6-2所示。

2．涉及中国和东盟双边的制约因素

（1）“中国威胁论”的干扰。由于历史、经济等原因，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存在着疑虑和担忧。面对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涌入当地市场以及更多中国企业参与东盟的投资，让经济结构相对不成熟的东盟国家感到冲击与威胁。东盟国家有些政客基于选举的因素抛出“中国的经济崛起会对区域内的国家造成威胁”“中国是东盟最大的经济竞争者”等言论。虽然此类论调在中国东盟的交往中不是主流，但对双方的合作氛围制造出不和谐的因素。

（2）涉台问题与南沙主权问题。“台独”势力一直努力拓展其所谓的“国际空间”，试图打破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孤立的局面，东南亚是“台独”势力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菲律宾和越南等国都提出了对南沙群岛拥有或部分拥有主权，并武装占据部分岛屿，在南海区域开展经济开发活动。中国与东盟在南海岛屿的纷争，已成为中国东盟深入经济合作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3）经济基础薄弱，并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中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成员国的经济基础设施硬件水平不高，在比较优势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相似性，出口产品均为资源性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主要出口市场都是美国、日本、欧洲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资上，中国和东盟也存在一定的竞争。

（4）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开放型的自贸区还是组建一个封闭的自贸区将直接决定中国与东盟两方的收益，因此双方对此有争议。

（5）来自区域外的消极因素。第一，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减缓了双方的合作。第二，区域外其他经济体的担忧与抑制。从贸易份额上看，美国、欧盟、日本仍是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的亚洲政策将对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历来反对在东亚地区建立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推行“拉拢东盟，孤立中国”的政策将对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济合作产生抑制作用。日本也试图继续维持在亚洲经济的主导地位，企图抑制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增强。

（三）发展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策略

针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中的制约性因素，从中国视角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双边政治互信和沟通

双方要充分利用“10+1”领导人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等一系列对话磋商机制，积极就双边关心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展开交流与对话。着力推进与东盟区内各国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通过文化层面的沟通消除疑虑与误解，为中国和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营造良好政治氛围，创造更多的机遇。

领土纷争属历史遗留问题，因其涉及国家主权，争端各方利益很难协调。在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暂时搁置争议，避免矛盾激化。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已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善意建议，在国际场合尽量淡化争论。

2．协调区域内外国家关系

在安全上借力于美国，经济上依赖日本，政治上靠近中国一度是东盟“大国战略”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发展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应注重协调有关国家的关系。

3．营造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发展的新空间

中国与东盟在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和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决定了双方贸易互补性的存在，特别是挖掘缅甸、柬埔寨等几个较不发达东盟新成员国经贸潜力，将有力地促进区内贸易的发展。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异化，有区别地实行不同的国别政策，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产业合作政策来发展不同层次的互补分工。

4．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针对东盟各国不同特点与产业发展水平现状，中国需要加强与东盟各国产业政策沟通与协调，多层次、多领域地发展与东盟的合作与交流，使各国比较优势产业得到进一步发挥，为东亚区域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条件。

5．促进区域内投资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应致力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增加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鼓励中国企业利用东盟国家的要素比较优势和引资政策，在合理的投资领域因地制宜地开展对东盟各国的投资。

6．发展区域内金融体系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各国金融当局的双边或多边交流，进行积极有效的政策沟通。在双边支付协议的基础上，开展代理、结算、贷款、担保、咨询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为更深层次银行业务合作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强汇率政策协调，稳定区域内双边汇率及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双边通过构筑货币协作平台，协商解决货币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区域内出现较大汇率波动时，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为主要政策手段，稳定区域内各国汇率水平，最大限度地预防金融和外汇风险。

7．完善合作机制特别是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与东盟签订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是规范中国与东盟双方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处理有关贸易争端的法律文件，是快速有效地解决区域内贸易摩擦和纠纷的重要手段。通过不断完善争端机制，在双边发生严重利益冲突且协商谈判不能达成妥协的情况下，保障能及时提供仲裁和司法救济，避免给双边贸易的后续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8．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次区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重叠区。中国可釆取更为主动和灵活的态度来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通过建立区域内四国地方政府间的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以长期、稳定和制度化的合作推动该地区贸易与投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