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咱老百姓有个朴素的观念，问题来了要解决。
很久以前，家里如果有人生了病，轻的，扛一扛就过去了；重的，就求个符水，作法驱鬼。这一点在现代人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生了病，不去医院，不吃药，能好吗？
况且，求神拜佛，这不都是封建迷信吗？所以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大部分人都知道生病要去医院。
但我们细想一下，是古代基础教育做得不到位，大众的科学意识普遍淡薄吗？好像有些关系，可又觉得没说到点子上。
毕竟，古人在种地这件事上，就很讲究科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掺一点儿假。怎么到了事关人命的治病上，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瞎凑合呢？这不科学呀。
把锅全部甩到封建迷信上，倒也有些夸大封建迷信的作用了。毕竟古代还是有不少正直官员，帮助过大众破除封建迷信的，比如打击“河伯取亲”的西门豹，捣毁淫祠的曹操。
可他们的影响，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小孤舟，一阵大浪过来就没影儿了。是他们工作不到位，还是大众叫不醒呢？
都不是，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他们有一个很朴素的观念，就是问题来了要解决。这样吧，咱们先回到古代的场景，看看如果自己家里有人生病，要怎样解决。
首先，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请郎中呀。在当时，医生的诊费和药费可不便宜。可毕竟是家人的命，咬咬牙，砸锅卖铁总是有的。
接下来，郎中来了，一番望闻问切之后，要么开方抓药，付钱送人；要么摆摆手，叹一口气，说声准备后事吧。即便治不了，诊费该给还得给。
在这里，重点就来了。到底什样的病能治，什么样的病治不了呢？
那自然是当地的常见病能治，不常见的治不了。常见病包括哪些呢？比如小毛病，病例丰富的症状。这都不用郎中上门判断，当地人自己心里就有数。
你可能会说了，现在医院里，不是大多数病都能治吗？可古代不是现在呀。
那时没有医学院，学医大多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也没有成品药，量多量少都看郎中的经验，如果药方上写个“适量”、“若干”、“少许”，患者只能凭感觉抓药。
这也不怪郎中，毕竟要对症下药，症状轻重不同，患者年龄、性别、强弱不一，哪有什么统一的方子？况且，熬的是药材，又不是直接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哪能那么精确。
除此之外，郎中之间也讲究个技不外传。有些治病的方子，根本就是独家所有，越是偏僻的地方，郎中经见得少，医术自然一般。
所以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才显得那么珍贵。
与其说是大众愚昧，生病了不知道看郎中，倒不如说是医疗水平发展不均衡、医疗费用高，倒逼大家去搞封建迷信，死马当活马医。
现在，我们生病之后，第一反应是去医院，那是因为医院真能治好大多数病。当然这有赖于医学技术的进步，医学院的建设，医学交流不断增多，药方公开等。
可从根本来说，还是应了咱老百姓朴素的观念，问题来了要解决。就像大家都知道，肚子饿了想吃饭，就得先种地，掺不得一丝假。
所以，想解决问题，就不要脱离实际环境，唱高调。在大众的思想进步中，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意识，确实起了大作用，但它们不是基础，最关键的是问题来了能解决。
不是有句老话吗，“病急乱投医”。即便是在现代，遇到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了，不还是有人搞封建迷信吗？
说白了，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或者给自己制造一种能解决问题的错觉。就像遇到对方家里有病人，自己又没什么医疗资源好推荐，就只能不尴不尬地说一句，“吉人自有天相”。
可对方的家人是个什么品性，自己根本一无所知，不过是一句帮忙制造错觉的便宜话罢了。
为什么遇到强奸一类的飞来横祸，吃瓜群众们总是要指责受害者几句呢？比如穿着暴露，大晚上不回家。还不是下意识地，为了给自己，给家里人一种虚幻安全感吗？
只要我（我家里人）穿着保守，早早回家，噩运就不会降临在我（我家里人）的头上。
人们为什么会对恐怖袭击那么大反应呢？毕竟相比于恐怖袭击，每年死于交通事故、溺水等意外的人，要多得多。
还不是因为恐怖袭击没个理由，全凭恐怖分子的好恶吗？怕出交通事故，那就走着，麻烦就麻烦吧；怕掉进水里，那就离水远点儿，连鞋面都让它干着。可恐怖袭击呢？无能为力呀。
别的意外在于制造杀伤，而恐怖袭击在于制造恐慌。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就任演讲中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