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南亚向亚太的扩展——试论冷战时期日本的区域主义

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兴起的区域合作，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关系的重大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与已建EU和NAFTA的欧洲、北美相比，东亚虽稍为逊色，但其区域合作要求也日益突出。如何正确认识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已成为我国外交的重大课题。而要正确认识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了解东亚各国区域主义的由来与现状。

何谓区域主义？有各种各样定义。从功能主义出发者认为：“区域主义是为便于履行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功能而谋求的一个单一空间”；从世界政府角度出发者认为：区域主义“是介于世界政府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妥协方案，是具有共同利益而非普世利益的国家能够凭借一起工作的工具”；从国家与区域关系出发者认为：区域主义是“组建以区域为基础的国家间的集团”。笔者认为，上述定义从某个角度看都有可取之处，但涵盖性不足，容易造成区域主义研究的片面性，对区域主义应该给出以下更具普遍性的定义：区域主义是反映与指导因某些特殊内部联系而构成的特殊区域内各国或次区域间区域性合作及与外部关系的思想、理论与政策、方针。

本文从上述定义出发，着重分析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的变化与发展。

一

从日本首相岸信介战后首访东南亚到在东京召开首次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是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可称为东南亚区域主义阶段。

1957年5月、11月，日本首相岸信介首次访问了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南越等国，提出了建立东南亚开发基金和技术训练中心的设想，明确了日本的区域性国际经济合作方向。1966年4月，日本外相椎名在东京举行的首次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上强调：对亚洲各国经济开发予以积极协助，是日本推进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

战后日本之所以以东南亚为重点倡导区域合作，首先，是因为日本追随美国，拒绝与中国等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使当时日本的区域主义无法包括更广泛的区域。

为了防止日本因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对外战略的动摇，美国也有意推动日本向东南亚发展。例如东京盟总表示：由于日本难与美元区平衡贸易，应“使日本经济与亚洲和远东经济一体化，而不是与美国经济一体化”。1951年，美国又决定把日本的劳务赔偿与贸易联系起来，采取具体步骤改善日本与东南亚等索赔国的关系，以推动日本向东南亚发展。

其次，是因为东南亚“地区化”水平的提高。

这时，由于冷战框架的限制和经济全球化水平的相对低下，亚太、东亚地区主要还是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区域“被动”存在。而东南亚各国除了地缘上的联系外，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已开始建立地区性联系，正在向着“主动的主体”方向发展。例如，1967年8月，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外长会议发表“曼谷宣言”，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以“通过共同的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标志着东南亚区域主义的正式形成。这使日本有可能将与东南亚各国的分别合作，提升为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

再次，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和日美贸易摩擦的增加，迫切要求日本开拓新的海外市场。

战后，日本利用在朝鲜战争中为美国生产“特需”的机会，使经济获得了较快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确立了贸易立国方针。1959年，日本对美国贸易开始转为顺差，当年顺差额为1.13亿美元。而在此期间，美国的国际收支持续恶化，其综合收支逆差由1951至1955年间的62亿美元增至1958至1960年间的115亿美元。战后日美贸易摩擦由此开始和增加。美国政府在1959年关贸总协定东京大会上，要求日本对美国大豆、生铁等10种商品实行贸易自由化，否则将对日本商品采取进口配额制。这种强硬态度迫使日本不得不在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加强海外市场的开拓。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以东南亚为主要对象的区域主义开始形成，并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以对美国关系为中心，发展与东南亚的合作关系。

东南亚虽然在战后成为日本区域主义的重点，但这时的日本区域主义是一种以对美关系为中心的区域主义。从贸易看，直至1960年，日本出口的27%、进口的35%依靠美国市场；从吸引外资看，1950至1962年日本取得的海外贷款的90%来自美国；从引进技术看，1950至1960年日本引进的1356件甲种技术中的大多数是美国的。

正因如此，战后日本虽然是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加强的背景下开始考虑其国际经济合作方针、亮出区域主义旗号的，但却相当谨慎地注意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要求相协调。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要求外务省的干部“不仅要确保出口市场，而且要站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高度来研讨同东南亚的经济合作”。

2．主要通过“经济外交”的方式推动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

1955年，岸信介提出：“加强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合作，推进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外交。”1959年，日本外务省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外交的内容，主张通过“官”“民”和“国际机构”等各种渠道，推动与东南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合作。

由于当时东南亚各国经济水平相当落后，迫切需要发展资金。适应这种需要，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开始主要通过“赔偿”进行。据统计，日本以实物等形态，共向以东南亚国家为主的11个国家支付了总额相当于15亿美元的赔偿。以后，转入以贷款为中心进行。1958年，日本出资54亿日元，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之后，又设立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还作为最大的出资国，推动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日本通过贷款援助东南亚国家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向这些国家的出口。

3．排他的、分裂的区域主义。

日本以对美关系为中心的态度，使当时日本的区域主义基本被纳入美国的冷战战略框架之内，必然成为一种排他的、分裂的区域主义。这种区域主义的排他性和分裂性，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排斥上。例如，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进行赔偿，唯独将越南排斥在外。又如，旧金山对日片面和约生效后，日本成为“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并与美国签订了对华禁运的秘密谅解协定，严格禁止所有战略物资和其他重要商品及技术设备对华出口。对新中国表示了强烈的敌意，对华经济关系被限制在小规模的民间贸易上。

正因如此，日本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波多野澄雄指出，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发东南亚的路线有两种：“其一是日美协力开发东南亚，即所谓‘反共经济圈’路线。岸信介政权时代的东南亚开发基金构想、佐藤荣作政权时代的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都属于此。其二虽然是小规模的，但却与‘反共’路线保持距离，以‘亚洲一员’的立场，在现实中探索广泛的经济合作可能性，这是以‘科伦坡计划’为象征的路线。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前一条路线占据了压倒的优势。”

二

从三木武夫外相提出“亚洲—太平洋构想”，至冷战后日美安保条约新定义的完成，是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展经济合作的区域主义。它的产生，与当时世界及亚太国际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

首先，当时美国的霸权地位有所下降，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减弱，在坚持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开始转向地区主义。

1971年，美国对外贸易出现了20世纪以来的首次赤字，达到27亿美元。到1985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分别高达2123亿和1485亿美元，美国成为一个纯债务国。这使得美国在坚持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开始转向地区主义。1979年，在参加总统竞选时，里根明确表示：“建立包括美、加、墨在内的自由贸易区将是他的一项重要追求。”在就任总统后，里根对环太地区的合作也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他在1983、1984年分别访问日本、韩国、中国时，强调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认为“未来属于太平洋和太平洋国家”。

其次，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有了明显发展，日本在环太地区的经济影响扩大。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长足增长，到1986年，GDP已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水平，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其后，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崛起。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美国成为东亚地区重要的资金、技术提供国和主要的出口市场，与东亚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此外，也吸引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将经贸重心东移。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上升和环太经济联系的发展，日本在环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在扩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贸易的60%—70%集中在环太地区，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的80%分布在环太地区。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呈现出以环太为中心的新格局。

再次，苏联对环太地区的扩张加剧。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苏联在环太地区的扩张势头急剧上升，其1/3的武装力量集中到远东，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上升为苏联四大舰队之首，地面部队由60年代的20个师增加到1984年的53个师，并向北方四岛派驻了1.4万人的守备部队，直接威胁日本和美在日基地的安全。这使日本认为：“美苏间的军事平衡，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地区都发生了变化。其结果，美国的军事力量已不能对其盟国与友好国家提供曾经有过的非常密切的安全保障。”

又次，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所增强，成为影响环太地区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

环太地区拥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力量和集体认同感都有所增强。日本认为：“新的南方势力的抬头已成事实。如果南方势力的要求由变更现状，进而否定现状，将对国际政治、经济构成大的威胁。”同时，日本还担心“苏联以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为背景加强对第三世界渗透的情况”，将造成对西方不利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大平内阁首先正式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要求，主张向环太平洋地区扩展经济合作。其后的铃木、中曾根、竹下内阁继承了大平内阁的主张，并分别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补充，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环太平洋区域主义框架。其基本特点如下：

1．加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合作，重点争取东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迂回地孤立苏联。

战后日本的外交方针是以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的，加入并维护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这个国际体系中谋求本国的国家利益。但自20世纪年代后期特别是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国的霸权出现衰微趋势，苏联则步步进逼，不但危及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更在日本所在的环太平洋地区对日本构成了直接威胁。这使日本感到忧心忡忡。大平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综合安全保障研究俱乐部”1980年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该战略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今天，基本由美国独立维持的国际体系、‘美国支撑的和平时代’已结束，而转变为由各国合作维持的国际体系、‘各国分担责任的和平’时代。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日本仅追求本国的经济利益是不行的。”

大平首相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几乎是在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同一时间提出的。因此，“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即防止当时的国际体系因苏联的挑战而崩溃。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强调加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合作，重点争取东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加强环太平洋合作时，迂回地孤立苏联。

1978年11月，大平为竞选自民党总裁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时便强调：“我们必须以日美友好为基轴。”大平任首相后，针对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入侵阿富汗，日本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1979年12月向中国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增加了对泰国、巴基斯坦等国的战略援助；冻结了对越南、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大平并表示：“应由欧洲统筹委员会研究并采取适当措施，其中包括采取限制对苏出口等措施。”

1989年3月，竹下首相在给澳大利亚总理的信中阐明了环太合作的三条方针，其中第三条主张：美国和加拿大是重要的合作对象国。中国应作为正式成员，但苏联只能作为列席代表。

显然，在“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中，日本虽然一再声称只进行经济、文化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但实际上有强烈的针对苏联的安全考虑，只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讳言而已。

2．在加强美日合作的同时，防止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区主义上升带来的损害，并利用美国力量的衰落，扩大影响，争取亚太合作的主导权。

1976年，大平正芳在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后不久，就指出：“如同美国对中南美各国、西德对欧洲共同体各国、欧洲共同体对非洲各国给予特殊关照那样，我国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也应给予特殊关照。”这反映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在美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区主义上升倾向的背景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给日本造成损害，日本力图将环太平洋地区发展作为自己所主导的地区。

同时，日本利用美国力量的衰落，积极在亚太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大平担任自民党干事长时就表示：“亚洲各国要求经援时，日本务必决心给予，否则亚洲各国间的关系就不能顺利发展。这是美国在亚洲发挥多年的作用。不过，我们不能希望美国永远这样做下去。”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1977年，日本对亚洲的援助额就超过了美国；到1989年，日本年度开发援助额已接近90亿美元，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伴随日本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增加，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大幅上升。1988年8月，布什在竞选总统时表示：应该以分担责任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可以由美国在军事方面，日本在援助第三世界方面分别发挥领导作用。

3．开放的地区主义，以多边合作为重点。

适应形势的变化，日本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主张，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区域主义倾向，但日本是一个全面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不可能将区域合作与全球自由贸易原则对立起来，日本谋求的是全球自由贸易原则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利益。

1980年1月17日，大平首相在介绍“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时便强调：“环太平洋各国之间的合作也绝非为了建立排他性的国家集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于太平洋各国以及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个人类的幸福和繁荣。”5月29日，“环太平洋合作研究组”向大平首相递交的最终研究报告提出了环太合作的三原则：（1）实行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地区主义；（2）对外是全球主义，对内以建立自由的开放性相互依赖关系为目标；（3）不排斥地区内已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以其为基础，互为补充。

4．以松散性的地区合作，适应亚太各国和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的状况。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因此，早在1965年5月，在日澳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上，日方代表便指出：“太平洋地区当前还不可能确立像欧洲那样的统一体制”，主张：“以结合程度较低的体制出发，经过相当的年月，逐渐加深合作程度。”1976年，大平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在设计太平洋地区合作时，明确指出：太平洋地区“既有发达的工业国家，也有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不可能像欧洲共同体那样实现区域联合。在提法和政策的实施上都应慎重从事，似乎可以建立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可知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的第一阶段属于区域主义理论中的所谓“旧区域主义”，是日本政府适应冷战需要作出的安排，具有类似西欧区域主义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特性，同质包容，异质相斥。同时，由于在安全、经济上对美国的巨大依赖，这时的日本区域主义与西欧区域主义都表现出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特性。

而在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了由“旧区域主义”向“新区域主义”转变的趋势。这时的日本区域主义仍带有异质排他性，主要是指向苏联，但由于中日美关系的改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已被包括在日本区域主义的范畴。这使第二阶段的日本区域主义，表现出比第一阶段更大的开放性。同时，由于美国力量的衰落和日本力量的上升，日本区域主义表现出填补美国力量空白和力图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特性。

无论是在冷战时期的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由于日本面对的合作对象的多样性，使日本区域主义无法像西欧区域主义那样重制度建设而必须将实际合作放在首位。因此，当时日本政府设想的区域合作，基本是在被自由政府间主义视为“低级政治范畴”的“功能”领域，例如：成立“太平洋技术交流中心”“太平洋生产率组织”“亚洲专利中心”，实行煤炭合作计划、通信合作，等等。在合作原则上，强调的是对话和在取得一致意见基础上的合作。

（原载《东北亚研究》2004年8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