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传统与革新
商学院前行路上弥漫出来的“大管理味”
杨龙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系）
【摘要】本文提出两个令人深思的大问题，即商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商学院能对知识做什么样的贡献？从历史路径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它至少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个可能看得见的答案。商学院的历史走向是管理学院，商学院的知识贡献是综合知识的贡献，远离了早期欧洲的技术大学传统，商学院在自我超越过程中实现了商学理论融合为战略理论，并最终不得不面向知行合一的元问题。
【关键词】管理学院；管理教育；战略理论；整合知识；元问题
一、“商学”与“管理教育”并重
谈到商学院的变迁，人们不得不谈到生产力革命。但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工业革命的历史，而忽视生产力革命的历史。这两个革命实际上是有联系的。从联系层面来讲，生产力革命是工业革命的成熟阶段，其最终结果是生长出了工业文明，而商学院就是工业文明最宝贵的结晶。
生产力革命大致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巴黎公社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个阶段，商学院诞生了。管理教育的肇始通常被认为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而沃顿商学院的设立要归功于商人约瑟夫·沃顿。沃顿商学院成立于1881年，它的管理教育直接脱胎于普鲁士政府治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普鲁士政府治理学院的教育理念就是“应用科学的方法，意即严密的权衡、数据的搜集，记录的保持、战略性分析和对合理合法的命令模式的培养，对于社会活动的决策制定和管理控制”(1)。约瑟夫·沃顿是一位美国商人，学过德语，去过普鲁士，他直接将普鲁士政府治理学院的教育理念纳入以他命名的商学院的计划之中。约瑟夫·沃顿批评当时美国经济学院中盛行的“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坚持沃顿商学院的课程应该包括会计学、商法和经济学，还应包括金融学、战略学。继沃顿商学院之后，第一批商学院相继建立。这些商学院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189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1898年）、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1900年）、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1908年）和哈佛商学院（1908年）。在这些商学院中，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是第一所颁布商业硕士学位的院校，在1900年开始允许本科毕业生继续额外一年的课程学习。哈佛大学从成立之时就创立了第一个被称作工商管理硕士的项目。第一批商学院促进了美国管理学院联合会的成立。1916年，美国管理学院联合会正式成立，后来变成了资格认证机构。
随着第一批商学院的建立，很多成熟、成功的管理者重回校园进修高级管理课程，时间可长达一年。这类型的高级管理课程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有人将这个现象称为“美国现象”。这个美国现象被认为是“美国流行风尚，昂贵且不实用”(2)。
说到第一批商学院，美国当代学者斯里坎·M．达塔尔、戴维·A．加文和帕特里克·G．卡伦曾对商学院的初衷使命和特色做了最为精辟的释义，“为了提供更严谨、更系统的商学和管理教育而成立的，与传统的学徒制职业培训和私立商业学校有着天壤之别。教师由学校统一管理，他们需要认同学校的价值观，在从事教学、科研和学术研究活动时，不能有任何偏见、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商业目的。很多商业精英也参加了这些学院开设的项目，期望借此获得业界认可和社会地位。”(3)
在这里，达塔尔、加文和卡伦将“商学”与“管理教育”并列，这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商学”与“管理教育”并列，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冲突，说明两者之间在知识上的脱节。说到底，“商学”与“管理教育”并列隐含了极强烈的排斥管理和排斥管理知识恶习。说得更具体些，“商学”排斥管理和排斥“管理教育”体现在对泰勒管理思想的排斥之中。德鲁克先生以他独有的学术视觉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明确地谈到“商学”排斥管理和排斥“管理教育”倾向。“在知识史上，影响力超过泰勒的人物，寥寥无几。但另一方面，像他那样受到那么多误解与误用的，也没几个。泰勒之所以一直蒙受误解，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历史证明他是对的，而知识分子是错的。泰勒之所以至今仍受到忽视，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屑于工作俗务的态度仍历久不衰，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确实，铲沙工作在文雅士人心中根本不被当回事，更别说去思考它有什么重要性了。”(4)德鲁克的洞见告诉我们，“商学”与“管理教育”并重是极其脆弱的。
“商学”与“管理教育”并重的脆弱性，不仅来自知识界的相互排斥，更大的危险来自商学院的文化分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商学”与“管理教育”并列深深地来源于商学院文化的分裂。有些学术带头人加入大学，而另一些则表示不屑。这样，商学院很快陷入文化分裂的两难境地。这种商学院文化一方面想方设法让那些偏好学术研究的学者获得更多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又要照顾职场专业人士注重实践的需求。商学院的文化分裂成两套不同的体系、规范和标准，都想成为学院的主流。用马奇和苏顿的话来说，“一方是纯学术研究的膜拜者，另一方是组织绩效的捍卫者。”(5)
商学院文化分裂大大地消解了商学院“商学”与“管理教育”并重的追求。商学院长期处于丧失成立的初衷和使命的状态中。1959年，福特基金公司委托戈登和豪威尔调查美国商学的真实情况，两人发表了名为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的著名研究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商学院的文化分裂，并指出了这种分裂的恶果。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严重缺乏问题导向，知识之间不存在内在逻辑。“由于涉及面过广……而又缺乏商业领域自身的成熟题材，很多项目的内容不连贯，或者缺少内在逻辑。”(6)商学院的课程内容大部分比较狭隘，仍然类似于职业教育，而且提供给管理人员的建议常常不切实际，相关的研究和理论也极不深刻，还相当不全面。这些说明商学院的所作所为有违商学院的最初使命。同年，皮尔森受卡内基公司委托发行了名为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A Study of University-College Program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研究报告。与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相比，皮尔森的报告更具综合性，集中讨论了商学院的学术地位、严肃的学术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基本角色，提出“研究……能够总结出一般的科学知识，而它能够被直接应用于……管理任务。这样，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们就能够通过正规的大学培训项目被‘制造出来’。”(7)皮尔森的报告还认为，商业和商业人士并不仅仅是管理和管理者，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它为发展管理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商学院早期的文化分裂导致了商学院不佳的社会声誉，德鲁克曾对早期商学院有一个总体评价，商学院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寒酸部门，在最受人尊敬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备受公开的嘲笑奚落。”(8)明兹伯格对早期商学院的历史影响有个形象的说法：“‘管理教育’的麻烦在于它成‘工商’教育，而给人们留下了关于管理扭曲的印象。”(9)商学院长期处在“黑暗的年代”。
生产力革命内在的生命力决定了商务和管理教育结合的历史大趋势。因为知识已经广泛地用于工作之上，也就是说工作之中必然包含知识。
二、“商学理论”融入“战略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文明转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管理革命阶段。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管理革命是一场全球性的革命，说得更具体些，主要涉及日本和韩国的崛起。这场全球革命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是管理使盟军取得了胜利。”(10)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全世界都从美国的经验中认识到了管理的重要性。“在战后主导经济发展的所有国家，管理成了一种独立的工作，一门可以研究和发展的学科。”(11)
原有的商学院快速地成长起来，德鲁克曾对这一现象做过形象的描述。“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大型大学的最大院系。”(12)特别是“针对年轻人或成熟管理者的管理学教育，在西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印度的发展速度已不亚于美国，在英格兰、瑞典、德国、荷兰、意大利、智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已建立起高级管理学校。在印度，管理者教育尤其是针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教育被认为是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13)在这些快速成长的商学院中，有的商学院直接改名为管理学院。“商学院把名称迅速改为管理学院，以强调它们教授的商业概念和商业技能同样适用于任何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当然，事实上也确实是这些社会活动所需要的。”(14)牛津大学可能是商学院改名为管理学院的典型代表，德鲁克曾经有意识地强调了这个方向性的转变，“即使牛津大学，它现在也已设立了商学院，并强调其管理研究的特色。”(15)
在原有的商学院快速成长和改名为管理学院的同时，新的商学院也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在新建的商学院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卡内基商学院。1946年，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卡内基技术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聘请了一位名叫乔治·李南·贝奇的经济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美国联邦储备局，战后到卡内基技术学院负责重建经济系，他引进了著名的运筹学家威廉·库珀和著名的政治学家赫伯特·A．西蒙。随着“冷战”的开始，提高美国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很大的压力，威廉·洛里默·梅隆向卡内基技术学院提供了一笔大约600万美元的捐款，成立了新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贝奇出任第一任院长。贝奇将重建的经济学系带入新建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并继续引进著名学者，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西尔特、政治科学家詹姆斯·马奇、心理学家哈罗德·李维特、数学家阿伦·尼维尔、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和金融学家莫顿·米勒。贝奇引进人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数著名学者都是学社会科学出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蒙和马奇是学政治科学出身的。贝奇引进西蒙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信号意义的事件。西蒙出任新成立的工业管理学院教授，“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一个信号，表明一家商学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适于人们解决……深奥的……如果不那么直接相关的问题。”(16)事实也证明贝奇组建的团队是成功的，西蒙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莫迪利安尼和米勒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由于这些出色的学术思想绩效，明兹伯格将梅隆工业管理研究生院比喻为“卡内基修道院”，“在商学院的黑暗年代出现的亮点，就像中世纪的爱尔兰修道院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一样，它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被称作卡内基技术学院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17)正是这个新成立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重新点燃了管理学的学术之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心中的管理是一个有了新变化的概念，用德鲁克的话来说，“‘管理’同样是一个形态语汇。”(18)德鲁克的这个思想涉及后现代世界观，用后现代世界观来审视，管理观念的界定强调了管理的总体性。但这种总体性是极不彻底的，首先体现在将管理等同于企业管理。“管理目前的形态的确是在大企业里最先出现的。”(19)这是事实，这也是历史的事实，但事实是变化的，事实不等于目前形态的固化。否则，“事实”就是“合理”的代名词。存在就是合理，这是强权者的无理逻辑。德鲁克曾明确地说：“作为我们经济生活重心的企业，同样也遵循‘格式塔’模式：我们将作为完整形态的产品生产过程看成一个真实体，并将其粗糙地命名为‘自动化’。”(20)德鲁克在晚年明确地承认了管理总体概念的不彻底性。“大约50年前，我刚开始研究管理时，也是着重在商业管理这方面。”(21)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德鲁克对企业管理总体性的留恋。这种留恋可能是德鲁克的著作《公司的概念》的成功的诅咒，这种留恋更可能折射出了世人心中的潜意识。德鲁克在1993年《后资本主义》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现在大部分人听到‘管理’这个字眼，还是会把它想作‘企业管理’的意识。”(22)
管理总体性观念的不彻底也表现在企业管理观念中仍保留了过分重视科学的旧方法，特别是“个体活动的绩效度量之类的纯机械和静态的方法”。“在各个学科中工作的人都会碰到新的基于过程或形态的概念，除此之外，他们很少遇到别的东西。但是在开展严格工作时，他们手中却仍然只有基于旧世界观和旧概念的旧方法可用，尽管这些方法已不适用于当前的新景象。……对于我朝夕从事的管理科学而言，局面同样让人沮丧。这门学科建立在‘商业企业’和‘管理过程’等形态概念之上，我们也都认同‘组织氛围’‘个人在组织中的成长’‘对企业使命和目标的规划’等过程特征才是管理学的重中之重。但当我们试图讲求科学时，我们要么被扔回到个体活动的绩效度量之类的纯机械和静态的方法当中，要么只能空喊组织原则和各种定义。”(23)这种重视“个体活动的绩效度量之类的纯机械和静态的方法”的一个致命结果就是管理学停留在“空喊组织原则和各种定义”的状态之中。如果联系到管理等于企业管理观念上的不彻底性，也可以说“空喊组织原则和各种定义”实际是管理等于企业管理观念的直接的逻辑延伸。
管理总体性观念的不彻底最终还表现在对“实验和证明方法”和“客观度量方法”的依依不舍，这种依依不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将它们同科学之间的联系或者同科学画等号，这又有些过分夸大“实验和证明方法”，进而夸大了“客观度量方法”的重要性。德鲁克明确地说道：“在现代生物学和现代管理学中，我们接受质量、价值和判断等概念并对其加以度量，但并不会让我们摈弃那些严格的实验和证明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对客观度量方法的追求。”(24)在这里，正是出于对“客观度量方法的追求”，放大了“那些严格的实验和证明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管理总体性观念含有过去的杂质，但却显示出未来的鲜活。管理总体性观念一直被视为管理学学术研究的主流趋势，特别是这种总体性概念在管理学的故乡——美国得到了充分发展。对于管理总体性概念的发展历程，德鲁克在他的很多著作中做了概括性的描述。1985年，德鲁克在《管理新现实》中写道：“在‘二战’后，我们开始不再把管理等同于企业的范围内。管理适合把各种不同的知识和技能组织到一起的所有人类活动。管理需要应用到所有第三部门组织，如医院、大学、教会、艺术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等。‘二战’后，美国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速度高于企业和政府。非营利组织需要管理志愿者和筹集资金，这是其与营利性组织的不同之处。但在更多的方面，如确定适当的战略和目标、培养发展员工、测评绩效和营销组织服务等，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的管理者需要承担的责任则都是一样的。在全世界范围内，管理已成为一项崭新的社会职能。”(25)1985年，德鲁克在《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写了同《管理新现实》相类似的陈述。“大约50年前，我刚开始研究管理时，也是着重在商业管理这方面。但我很快就了解到，无论是商业性的或是非商业性的，所有现代组织都需要管理。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非商业性的组织，不论是非营利性的民间机构，或是政府机构，甚至比商业性组织更需要管理。这些非商业性组织之所以需要管理，正是因为它们缺乏像商业组织那种‘盈亏底线’的监管。”(26)
管理总体性观念首先在美国取得了突破性的胜利。“最先认清管理并非局限于商业组织的是美国，但现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接受了这种观念。我们现在知道，管理是所有组织通通都有的机能，不论它们各有什么特定目标。总之管理是知识社会的普遍机能。”(27)
1999年，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对管理等于企业管理潜意识做了总体性的批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论身处管理领域内外，这个假设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管理文章的作者，管理实践者和外行人甚至从来就没有注意到‘管理’这个词；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企业管理’。……提出和大声喊出‘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像医学不等于产科学。……管理是所有组织所特有的和独具特色的工具。”(28)这意味着管理总体性观念在德鲁克思想中最终确立起来了。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的“预言”中指出了这个假设变化的革命性意义。“本书论述的是管理问题，而不是企业管理问题。其中提及的挑战对当今社会的所有组织都会有影响。事实上，许多非营利性机构（如大学、医院或政府部门）比企业更僵化，更缺少灵活性，而且过时的概念、假设和政策在它们内部更加根深蒂固，且其中许多机构（如大学）仍旧坚持陈腐（19世纪）的思想。”(29)
对于管理等于企业管理的谬误，我曾沿着德鲁克的思路，在2003年写过一篇专论。7年后，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写进张多中主编的《管理学原理》。到了2014年，这部分内容经过修改，写进高梁主编的《管理学基础》。到了2016年，我以《论企业管理帝国主义》为论题将13年前写的整篇论文完整地发表在《经济师》杂志第3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企业管理帝国主义”是受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观念启发，我独创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从总体意义上表达了对“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批判，发现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起源”，揭示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形成”，批判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变形”，找到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了“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破产”，发出了“批判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长期性”的呐喊。“一旦否定了管理就是企业管理的假设，确认了管理不等于企业管理的假设，这就从根本上解放了对管理的理解，摆脱了管理同企业之间一对一的线性关系，认识到了管理的不确定性。这可以说是人类管理理解上的‘思想大解放’。”(30)《论企业管理帝国主义》进而从总体意义上表达了管理不是企业管理的新思想的革命性意义。“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批判历史实际上就是管理学的成长史。企业管理帝国主义的批判标示着管理学‘自我意识’的成长，一旦管理学有了这种‘自我意识’，这就意味着管理学正在走向‘成熟’之路。”(31)
管理总体性观念在思想上产生的最直接结果是将商务理论融入战略理论之中。1994年，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题为《事业经营理论：经营假设》(32)一文，这篇论文是商务理论融入战略理论的标志。针对这一点，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理论转向。“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经营之道（theory of the business），涉及组织业务、组织目标、确定目标的方法，组织的客户、客户的价值和客户的需要。”“战略将经营之道转化为绩效。它的目的是帮助组织在不可预知的环境中取得预期的成效。战略有助于有目的地抓住一切机会。战略也是对经营之道的检验。若在战略的指导下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效，这就是需要重新思考经营之道的第一个严重的警告。而意外取得成功，也就是需要重新审视经营之道的第一个信号。实际上，如果没有战略，‘机会’也就不能称其为机会。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什么是真正推动组织实现其预期的成效，什么占用资源，什么分散资源。”(33)这段长长的引文明确地说明，商学已经整合到管理学之中。也可以说，这是商学本身的超越。
管理总体性观念的胜利是管理革命的胜利。管理总体性观念的胜利是知识应用于知识之上的胜利。管理总体性观念的胜利是知识作为第一资源的胜利。管理总体性观念的多重胜利隐含了管理学的巨变，说明“商学”与“管理教育”的整合得到了加强，“管理教育”融合了“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就是说，“此时的商学”已经不是“彼时的商学”，“此时的商学”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独立性，它已经是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管理学的内在结构要素之一。
三、管理学裂变为领导学的危险
20世纪90年代，人类进入信息革命时代，这是一个我称之为“复合革命的时代”，意在强调这个时代的革命的多样性、结构性和深刻性。在这种复合革命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末，人类处于世纪之交的历史交汇之中，商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其组织机构认同明确地转向了管理学院，这成为商学院的新的自觉意识。瑞士学者凯特琳·穆夫的学术研究团队在《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商学院变革的愿景》一书中明确地强调，如今商学院的组织认同应从商学院转变为管理学院。“为什么我们要说管理教育机构（institutes of management），而不是商学院（business of schools）？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能仅仅为企业家培养领导者。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任何形式、任何规模的组织，事实上任何种类的法人，不仅极大地受益于领导力，而且越来越依赖于它。不只是组织的高层领导力，所有其他层次也都需要。所有组织都需要优秀的管理者，企业需要，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慈善组织、研究机构、组织间的联盟，甚至是非正式运动、市民发起的行动小组等也都需要。考虑到对领导力的广泛需要，我们认为，‘商学院’一词显得过于狭窄了，而‘管理教育’是反映这种广泛挑战的更为合适的词语。”(34)正是遵循原作的本来意义，中译者坚定地将书名译为《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这就准确地昭示出“商学院变革的愿景”。这意味着“管理学院”改名为“商学院”的想法荒谬之极，“管理学院”完全没有必要改名为“商学院”。
亚洲商学院在当前全球商学院发展中呈现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印度管理教育发展开花结果的全球效应和中国管理教育的粗放式增长现象。
在全世界商学院成长史中，印度发展管理教育的历史值得高度重视。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马上就把发展管理能力作为印度振兴的一项重要战略。1959年，印度计划委员会聘请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乔治·罗宾斯（George Robbins），协助成立全印管理研究机构。1961年，印度政府接受了罗宾斯教授的建议，先后建立了两所精英教育学院，分别位于加尔各答和艾哈迈德巴德，统一名称为印度管理学院（IIM），以不同地名的后缀来区别。此后在各个不同城市新设的印度管理学院分院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发展到20个分院。这意味着印度的专业管理学院得到了长期持续的发展。除了专业管理学院，印度还将MBA课程普及到了所有高校的所有专业，管理学课程成为大学生的重要课程，MBA已经是印度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印度管理教育在当前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在美国工作的印度裔企业高管人数的大增。美国的全球500强企业中，外籍CEO有75位，其中10位是印度裔，9位是英国裔（籍），另有来自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土耳其等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士担任CEO。中国香港裔（籍）和中国台湾裔（籍）分别有1位，中国大陆人士却榜上无名。用一位观察人士的话来说，“印裔国际CEO的数量已多到不可思议。”(35)例如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先是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大学获得电子和通信专业的工程学士学位，随后前往美国，在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W-Milwaukee）攻读计算机硕士，再后来在芝加哥大学MBA毕业。除了企业高管，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对管理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担任欧美知名商学院的院长。2010年7月上任至今的哈佛商学院第10任院长尼廷·罗利亚（Nitin Nohria）是印度裔，他也是哈佛大学102年历史上的首位外裔院长。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院长苏尼尔·库马尔（Sunil Kumar），是一位印度人。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前院长、2011年5月至2013年3月出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院长的迪帕克·詹恩（Dipak C.Jain）也是一位印度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咨询大师拉姆·查兰是最值得一说的印度裔管理思想家。1939年，拉姆·查兰出生在北印度的一个乡野小镇的一个大家庭，家族主要经营一间小小的鞋店，做鞋、卖鞋和修鞋成了生活的全部。这份家庭产业让拉姆·查兰体验到商务中的现金流、利润、快速周转和稳健发展。1965年，拉姆·查兰进入哈佛大学，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MBA, 1969年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DBA），并获得贝克学者奖，先后在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任职。拉姆·查兰是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咨询大师，被誉为“当代德鲁克”。拉姆·查兰著述颇丰，有《执行》《领导梯队》《高管路径》《游戏颠覆者》《CEO说》《逆转力》《人才管理大师》《成功领导者的八项核心能力》《全球重心转移》《转型》《高效董事会》《持续增长》《增长力》《客户希望你知道的》。从企业高管和管理学院负责人来看，这些人和事都说明印度管理教育在全球开花结果了。
中国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教育起步较晚，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到全球管理学院世界之林报到得比较晚，其取得的知识成就极其不明显，这似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选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极不协调。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极其艰难的，前行道路颇多曲折。1997年，管理学正式成为中国教育部认定的新兴大学学科，管理学科与理、工、农、医、人文学科一样，成为大学的主流学科，这可能是最有全球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各高校相继成立了商学院或管理学院，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是可与中国恢复高考齐名的教育大事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度发展、全面进入组织化时代的标志。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和李怀祖所言：“‘文革’结束后不久，长期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的管理学，被认同是一门学科。随后，摆脱姓‘社’姓‘资’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大胆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管理，并在管理教育领域与国外合作。正是破除了这些思想禁锢，坚持改革开放，管理教育才能从空白兴起，成为大学主流学科，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大学管理教育。”(36)这说明中国管理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解放思想运动折射出来的光芒。在看到中国管理教育的革命性发展这束耀眼的光芒的同时，还要认清中国管理教育存在粗放式增长的现象。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西学东渐”的学术态势，更不用说中国管理学的话语革命。
在这一点上，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是在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旋涡中诞生的管理学院，创新的精神是其生命中循环流动的血液。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是规模仅次于经济学院的大学院，它远比国内其他管理学院的成立具有更多理性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因素，这一点极为明显地体现在管理学院成立之日，时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姜忠曾给管理学院专门题词，对“管理”二字做了独到的释义。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身处中国最具有管理革命的深圳特区，有责任对管理在深圳发展中的地位有总体认识，更有责任对深圳管理发展的基本经验的学术意义有规范意义上的理论概括。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是一位极有敏锐眼光且有学识的人，他认识到管理发展是深圳城市精神历史最耀眼的地方。他在《深圳十大观念》一书中，定了题为“观念的力量”的“引论”，提出了“管理”在深圳城市精神发展中的分期，是同“经济”和“文化”同等重要的分期之说。
“深圳的城市精神发展史，就是一部城市观念史。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文化为灵魂。拼经济要求深圳勇于冲破计划经济的体制束缚，大力发展生产力，打牢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拼管理要求深圳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实现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障。拼文化要求深圳把握世界城市发展的最新趋势，大力实施‘文化立市’的战略，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深圳观念既是这三个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成为引领这三个阶段发展的风向标。”(37)
王京生还探讨了深圳的管理观念，“在拼管理方面，深圳人先后提出了‘鼓励成功，宽容失败’‘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观念，体现了深圳的开放品格和包容精神，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制度设计了广阔空间。”(38)
事实上，深圳的管理观念远不止王京生所概括的这些观念，比如他归入经济观念中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观念可以肯定地说是管理观念。管理观念在深圳城市精神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却没有对深圳管理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隐含的规范意义有过阐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学术怪现象。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是全中国最综合性的管理学院，这同国内的“管理科学是依托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展起来的”(39)管理学院大不相同，“理工同管理密切结合成为中国管理教育和学科的特色。”(40)这种极强的综合性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创新发展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合理的组织比变革已经存在的组织要容易得多。”(41)但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发展却不是这样，它的发展同国内其他管理学院越来越同质化了，也就是落于“俗套”了。这极为典型地说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地方知识是极其不足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意味着中国管理教育发展隐含粗放式增长的现象。
随着管理教育全球化高潮的到来，全球商学院或管理学院迎来了空前的管理思想大反思。正是由于管理思想大反思，管理知识出现一个大的剧变期，商学院或管理学院才有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即管理知识全面发展的时代。面对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全球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学术思想界不得走向一个有历史、有理论和有思想的新境界。也就是说，从思想的高度潜入世界管理理论深度的长河之中，发现管理学发生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极为深刻的变革。在这里，管理学终结了，管理学碎片化了，特别是裂变为领导学，这可能是当今管理学的正面，它预示了管理学内在的“非管理学现象”；管理学历史化了，管理学重构了，管理创新了，这可能是管理学的背面，它隐含了管理学内在的“反管理学现象”；管理学范式化了，综合化了，这是当今管理学的侧面，它显示出了管理学已经探索到的一条新的综合之路，这是一条仿佛依稀可见的道路，这也是一条未来的管理学的希望之路。
说到管理学的正面，首先谈管理学的终结，英国和美国学者注意到了管理的时代性变革。2001年，美国冲突理论研究权威肯尼斯·克洛克和著名组织咨询师琼·戈德史密斯合著了《管理的终结》一书，提出“商业思想改变商业世界”。著名领导学家沃伦·本尼斯在“序言”对“管理的终结”做了精准的概括。“组织行为的哲学正在发生显而易见的巨大变化，呼唤着一种人性化的新概念。这种新概念的基础是：我们进一步理解自身复杂的、正在变化的需求。它取代了人们关于人性的过于简单化的、无知的、程式化的理念。这种哲学变化呼喊着一种以人道主义—民主思想为基础的组织价值观，并以之来取代非人性化的、机械的官僚价值体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以合作和理性为基础的新权力观，它将取代以胁迫和威胁为基础的旧模式。”(42)8年后，英国畅销书作家乔·欧文说得更明白，写下了《现代管理的终结——如何引领无序的世界》。如果说《管理的终结》站在哲学的高度，那么《现代管理的终结》则立足于历史。乔·欧文在《现代管理的终结》的“结论”指出：“管理学的基础使管理者开始探求成功法则，以期改进战略、领导、财务管理、质量和生产力。这些法则的确有效，它们把建立在经验法则基础上的旧时惯例一扫而空。但是，眼下现代管理正走向终结。”“简单化法则非但无法打造成功，还作茧自缚。……魔力成功法则已经失去魔法。……世界在改变，旧的成功法则失效了。”(43)
与管理终结话题直接有关的是管理的碎片化。谈到管理的碎片化，首先要提到的是欧洲教练技术学院院长沃尔夫冈·施密茨的著作《管理管理者——为什么管理活该被抛弃》。这本著作出版于2011年，施密茨在书中题为“世界已经改变”的序言中，对该书的书名进行了解释。该书的主书名为“管理管理者”，而副书名却是“为什么管理活该被抛弃”。“之所以用如此矛盾的方式来表述，是因为我要在本书展示从管理向领导力跨越的理念以及领导力的新趋势——教练型领导力。让我们说：‘再见，管理！’”(44)施密茨在这里提出了管理向领导的深度转变。这可能是管理碎片化的最直接路径。毕竟“管理”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之争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相关度极高的大问题。论管理碎片化为领导的现象，史蒂芬·塞格尔的《商感——从管理科学到领导哲学》是一定要谈到的重要著作。塞格尔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管理哲学实践领域世界级的先锋人物，《商感——从管理科学到领导哲学》一书的目的“在于找出、描述、分析并提示管理学范畴的哲学经验的意义。本书阐述了管理者确实拥有的哲学经验，这些哲学经验对于他们作为管理者的实践至关重要”(45)。管理者的哲学经验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培养商感，即一种对管理者置身其中的环境的感觉，第二个层面是管理者在投身世界的过程中发展的感觉。管理学转向领导学还可以从德鲁克的名著《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传播史中找到变化的迹象。《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德鲁克《成果管理》的直接延伸，是《管理实践》的实践精神的深入发展，即从“实践”转向“习惯”。德鲁克逝世后，他最亲密的朋友约瑟夫·马恰列洛在传播《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时，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改名为《卓有成效的领导者》。从“管理者”到“领导者”一词之变化，真可谓意味深长，是对德鲁克思想的超越呢，还是德鲁克思想的庸俗化呢？这真有可能触及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播下的是“龙种”，很有可能收获的是“跳蚤”！
管理学的碎片化，除了转向领导学外，还体现在对沟通的转向。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D．兹韦费尔出版了《管理就是沟通》，强调了沟通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管理学碎片化还有一种裂变路径就是转向神经科学，也就是所说的神经管理学。神经管理学是运用神经科学和其他生命科学技术来研究经济管理问题的国际新兴前沿领域，它主要研究人们面对典型经济管理问题时的大脑活动与思维过程。神经管理学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决策行为以及更为一般化的社会行为与人性，它很可能是泛科学主义在管理领域的新发展，也有可能是科学精神镜像的绝唱。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向复杂科学裂变很有可能是管理学碎片化最隐秘的路径。
管理学的终结论和管理学的碎片化，是当今管理的正面，预示着管理学即将面临的学术思想混乱的局面。管理学转向领导学是一种直接的碎片化转向。这种碎片化倾向隐含的危险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其中，致命危险是它会导致管理内涵的异化，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古典管理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醒人们对魅力型权威持高度警惕态度。德鲁克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写出了《管理实践》，创立现代管理学。关于德鲁克对管理概念的新理解，明兹伯格有过明确的说明，“半个世纪前，彼得·德鲁克（1954年）赋予了管理以重要性。从那以后，领导力便失去了其重要性。现在，我们则会从媒体上看到伟大领导人取得辉煌成就，或者遭遇惨烈失败的各种故事。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管理者面临的各种现实。”(46)领导力的过于泛滥，很有可能将管理引向要么夸大人的本能反应，要么造成人的理性自负，最终的恶果就是导致管理学的分析路径丧失责任分析这个原点。
绕过正面，我们走进管理的背面，会看到管理学反思历史的高度。1994年，美国学者布赖恩·L．乔伊纳博士出版《第四代管理》，提出一种新的管理原则，探讨了区分成本和成本产生的原因和必要性。成本不是成本产生的原因，但有成本产生的原因才会有成本。混淆原因和结果是管理中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乔伊纳在书中还深刻地批判了无法度量就无法管理的错误理念，这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有力冲击。(47)欧文·拉兹洛是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是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美国思想家欧文·拉兹洛、克里斯托弗·拉兹洛父子俩在1997年出版了名为《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的著作，对管理思想的前沿进行历史定位。该著作从进化论知识的高度，将复杂系统理论和混沌理论应用到商务发展新领域，提出了一种新颖独特而又能非常有效地领悟周围世界的方法。(48)2007年美国管理学家艾克斯、诺瑞亚和柏克利三人合著了《超越管理迷思——重新探索管理的真相》一书，本着归零思考和探究管理源头的态度，对管理知识进行“正本清源”，提出管理思维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包括：不要把组织现象简单化，也不要把管理问题复杂化；不要用大家听不懂的管理术语，去告诉别人已知的事实；多次重复别人不解的管理理论和知识，很可能是说者的个人愚蠢，也可能是这套知识无用；切勿用自己预设的角度去观测组织现象和解读管理问题；千万不要将管理知识当宗教。这五项原则将管理学的知识发展指向管理真相的发现，这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观点。(49)戴维·布尔库什（David Burkus）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曾被全球管理界的“诺贝尔奖”的评选机构Thinkers50评为“最有可能改变商业未来的思想领袖”。他在2016年出版的《新管理革命——知识经济如何重塑组织和管理》一书中，认为当工作的本质从工业型转变到知识型，当公司需要员工解决问题和设计新产品，新型管理系统应该以员工为中心。布尔库什系统总结了知识经济时代的13项全新的管理法则，这些法则的核心是：坚持员工第一，顾客第二，通过提升员工幸福感达到提高客户满意度的目的；取消管理层，把管理者的职责下放到曾经的被管理者身上；对招聘过程进行重组和革命，让员工参与招聘的过程；取消年度绩效考评，鼓励季度反馈讨论等。布尔库什要求人们谨记“管理的本质在于不断改变，以顺应最新趋势。”(50)
英国著名学者斯图尔特·克雷纳在2000年出版的《管理百年》中，将怀疑理性主义精神深深地植入管理学之中，提出“管理上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51)。2002年斯隆管理学院在其建院50周年庆典之际，邀请杰出校友、国际领导人、企业界与管理界精英，共同探讨在未来50年中，企业与管理界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以及管理界未来的发展方向。随后周建、托马斯·科汉、理查德·施马伦奇三人合著了《管理的现在和未来》一书，提出探讨管理学特别是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高科技对管理和人类及生活的影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发展背景下的全球资本市场；未来的管理思想必须发生根本的转变，以应对更加艰巨的挑战；未来的管理者必须面对新兴科技所带来的潜在利益、风险以及道德挑战；未来的管理教育应该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人，使其能赢得信任、面对问题与机遇，引领企业做出对社会的进步负责任的贡献。(52)
1996年法国学者罗贝尔·萨蒙从未来学的角度探讨了管理的未来，他在《管理的未来——走向以人为本》一书中强调人类不受约束的发展，指出“凡是采取了旨在让个人自由发展的公正行为，总能得到报偿，而特别重视人的潜能——它是我们社会的精神建设的基本建筑材料——的公司，最终它也必然获得较大的盈利。”(53)罗贝尔·萨蒙区分了一种建立在人的动力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秩序和一种用短期行为引导的经济秩序，后者以损害雇员的积极性、商人的忠诚、顾客的满意、研发的质量、集体的创造性和环境保护为代价，以保持优异的季度报表。相比这种短期行为引导的经济秩序，那种建立在人的动力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秩序更是可取的，它会带来持久的繁荣，而用短期行为引导的经济秩序却无异于自掘坟墓。美国学者加里·哈默是“西方世界在策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经济学人》称他为“世界一流的策略大师”；《财富》杂志称他为“商业战略管理的领路人”。比尔·布林是美国《快速公司》资深编辑。2007年，加里·哈默和比尔·布林共同出版《管理大未来》一书，对20世纪的古典管理思想做了深刻的反思，表明“与物理学原理不同，管理学原理既非先知也并非亘古不变，特别是当前的管理原则已无法适应。这是因为急剧的变革、飞速的优势、技术的颠覆、可畏的竞争、分散的市场、全能的顾客、挑剔的股东，它们对全球的组织管理提出了新挑战，传统的管理模式也更显局促”(54)。加里·哈默和比尔·布林指出当今的管理已经过时，制约组织实现优良业绩的不是其营运模式，也不是其商业模式，而是组织的管理模式。后现代管理时代需要进一步更新管理的原则、流程和实践。“坦率地说，所谓的最佳实践是不够的，即使是那些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它们也必须不断地进行管理的创新，不断地保证员工更轻松愉快地工作。因此，在谈论未来的管理时，我们必须以领先的姿态行动而不是盲从，这是发掘未来管理的指南。”(55)
无论是管理学的代际分析和管理的历史回顾，还是超越管理迷信和管理未来探索，它们都将管理反思指向管理真相的发现。英国伦敦商学院教授弗里克·韦穆伦，自称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童话中“不懂事的小孩子”，2012年出版的《管理真相》一书揭示了商业世界内部运行的秘密，刻画了CEO是怎样的人，剖析公司现实运营中的诱惑、影响力和联系与战略。《管理真相》一书突破了管理的传统认知。(56)日本学者入山章荣从另一个角度触及“管理真相”，他提出一个极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即“现在的顶尖商学院教授都在想什么？”入山章荣指出了对管理学认知的三大误解：美国管理学学者不读德鲁克，《哈佛商业评论》并非学术期刊，讲课水平再高也无法晋升。入山章荣最后回答了“怎样的管理学才能是科学”，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多次提到，‘世界管理学以科学为目标’。但事实上，必须强调的是管理学的科学性依旧十分薄弱，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谓的管理学不过是分析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所做出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管理学学者研究的管理学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世界管理学以科学为目标，但说到底，主角依旧是人”(57)。
管理学的历史背影中，有管理学的代际分析，有管理大历史回顾，有超越管理迷信，有管理未来探索和管理真相的发现，它们暗示了管理学正处于转折之中。
远离管理学反思的历史背影，我们走进管理学发展的侧面。在管理学发展的侧面，我们首先看到了管理学院重建新文化的呐喊。2011年，圣地亚哥·伊尼格斯·德翁左诺写了一本名为《商学院——引领高等教育变革》的有影响力的著作，结合对商学院的深刻了解和欧洲商学院任职的独特经验，深入分析了目前高等学院管理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重大的挑战包括：制定适应全球竞争的适宜战略；正确定义大学在现代知识价值链中的角色和作用；设计合理的师资结构，建设师资队伍；培养学生具备多种才智和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德翁左诺总结了世界商学院的发展经验，预测了商学教育和整个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58)瑞士学者凯特琳·穆夫，托马斯·迪利克，比利时学者马克·德雷韦尔，南非学者约翰·诺恩，加拿大学者保罗·什里瓦斯塔瓦，德国学者乔纳斯·黑特尔四国六学者合著了《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商学院变革的愿景》一书，“提出‘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的设想，目的是面向商学院勾画一种新的、迥然不同的愿景，使商学院能够拥抱并投身到建设作为世界公民的我们所向往的未来之中。”“建议商学院应当成为社会的管护人，通过培养负责任的领导者，促成企业重新转变为服务社会组织，以及参与经济和企业转型，为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59)商学院的新目的和新角色要求商学院在其开展的各项活动中要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商学院——引领高等教育变革》和《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商学院变革的愿景》有一个共同的学术价值取向，那就是探讨了商学院的新文化。伴随着商学院新文化的探讨，管理学界开始重构管理学。在重构管理学中，我们不得不提到《什么是管理：绝非“执行”那么简单》。这本书的作者是琼·玛格丽塔和南·斯通。玛格丽塔是哈佛商学院战略与竞争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佛商业评论》麦肯锡奖获得者；斯通历任《哈佛商业评论》编辑、主编。她们在书中全面地探讨了管理的基本问题，提出管理远比“执行”复杂，这意味着管理从根本上向以命令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告别，这是一种新的有深远意义的管理观念。(60)2009年，有“管理反智大师”之称的查尔斯·雅各布斯在一本名为《重塑管理：管得越少效果越好》的书中指出：“原来，我们对于管理的认识，绝大部分可能都错了。最新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感性更比理性有助于引导商业决策。”(61)雅各布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将管理学的重构引向了“心智”和“理念”。同雅各布斯一样，约瑟夫·H．波耶和吉米·T．波耶特两人捕捉了79位世界级管理大师的真知灼见，将管理学的创新引向新的管理理念。(62)2015年，布赖恩·罗伯逊结合硅谷的发展经验，探讨了风靡硅谷的合弄制管理模式，提出合弄制改变世界的思想，重新定义了管理概念，彻底颠覆工业时代的管理逻辑。(63)
四、“知行合一”元问题
从管理学反思的侧面来看，除了管理学的重构之处，最重要的还是管理学的新综合。管理学的综合又分两条路径，一条是以德鲁克和斯蒂文斯为代表的统一范式路径，另一条是以哈拉尔和乔治·吉尔德为代表的新综合路径。出于对管理新综合的高度重视，需专门进行论述。本部分以“知行合一元问题”为论题，从根本上揭示“知识”与“管理”之间的基础性联系，从广义上讲清楚管理学的基础学科地位。我们先对以德鲁克、斯蒂文斯为代表的统一范式路径的新综合进行分析。
从统一范式路径来看，德鲁克应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编辑小卡斯·坎菲尔德的邀约写了一本与初衷完全相反的原创性著作，这本著作就是《21世纪管理的挑战》。小卡斯·坎菲尔德要求德鲁克对其一生的管理思想的精华进行总结，写一本向后看的回顾性著作，但他写成的著作却是向前看的前瞻性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只涉及明天的‘热点’问题，即关键性的，决定性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和明天定会成为主要挑战的问题。”(64)在这种问题导向的基础上，《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主要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一个感悟，即现代社会、经济和社区的中心既不是技术，也不是信息，更不是生产力，而是管理完善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产生成效的社会工具。同时管理是帮助组织产生成效的特殊工具、特殊功能和特殊手段。”(65)《21世纪管理的挑战》提供了“一个最终的和全新的管理范式：只要能影响组织的绩效和成效的，就是管理的中心和责任，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组织外部，无论是组织能控制的，还是完全不能控制的”(66)。
《21世纪管理的挑战》的原创性是一种意外的成功，是“有意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这意味着德鲁克晚年的管理思想隐含一个内在的巨大超越，但如何解释这个巨大的超越呢？这是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美国学者约瑟夫·A．马洽列洛（Joseph A.Maciariello）和凯伦·E．林克莱特曾写过一本名为《失落的管理艺术：德鲁克思想的人文之光》的书，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巨大成就归功于人文精神的复苏。(67)这种解释同德鲁克思想发展的原生脉络是不相符合的，也有过度放大人文精神之嫌。管理学的人文主义取向是管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思想时尚，德鲁克难免不受这种思想时尚的长期影响，但不能过高估计这种思想时尚对德鲁克管理思想发展的影响。
到了1989年，德鲁克在《管理新现实》中以“管理的社会职能及人文艺术性”为题专写一章。在这章中，德鲁克对“管理的人文艺术性”做了较全面的论述，这段引文太长，为了便于理解，将引文拆分为四个小段。第一段是“30年前，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斯诺曾谈及现代社会的两种文化。然而管理既不是斯诺所讲的人文，也不是他所讲的科学”(68)。这说明德鲁克对管理学的定位具有超越人文主义的思想时尚。第二段是“管理涉及行动和应用，其衡量标准是结果。从这方面来看，管理是一种技术。但管理也涉及人、价值观及成长和发展，管理具有人文特征。管理关注并影响社会结构的社区。事实上，就像本书作者那样，与各种组织的管理者长期打交道的每个人都知道，管理深度关注精神领域——人类本性的善恶”(69)。在这段引文中，德鲁克对管理做了一个一分为二的分析，强调了“行动和应用”与“技术”之间的对应关系；“人文特征”和“人类本性的善恶”之间的对应关系，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经典《大学》中所讲的“诚意”和“正心”。紧接着的第三段是一个推论，“因此，管理是传统上所谓的人文艺术。称其具有人文属性，是因为管理处理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的基本原则；称其为具有艺术性，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管理吸收和利用人类和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和包括自然科学的所有知识和见识。但管理者必须关注运用知识取得效果，如治愈病人、教好学生、建造桥梁、设计和销售用户友好型软件等。”(70)德鲁克在这个推论中将管理的“人文”和“艺术”二者统一为“传统”，也就是他所说的“管理是传统上所谓的人文艺术”，这是一个合二为一的命题，这实际上是将管理学引向人类历史知行之争的传统之上。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人文属性”同“管理处理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因果联系，也要注意“艺术性”同“管理是实践和应用”之间的因果联系。特别是后者，说得具体些，“艺术性”同“管理吸收和利用人类和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和包括自然科学的所有知识和见识。但管理者必须关注运用知识取得效果，如治愈病人、教好学生、建造桥梁、设计和销售用户友好型软件等。”(71)第二段同第三段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既要将第二段的“行动和应用”和“技术”同第三段的“艺术性”和“管理是实践和应用”联系起来，也要将第二段中的“人文特征”和“人类本性的善恶”同第三段“人文属性”和“管理处理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从这两个层次的内在联系来看，管理是同知识直接相关的，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知行合一”。这极为明显地体现在德鲁克第四段的最后推论中。“因此管理将日益发展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和实践。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影响和建立关系。”(72)
知识与管理之间的基础性联系，是德鲁克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新的理论自觉。在《管理新现实》一书中，德鲁克将“管理的社会职能及人文艺术性”论题放在“知识社会”大议题之下进行专章论述。在“知识社会”大议题之下，德鲁克写了一个带有总纲性的一章，即“后商业社会”。在这一章中，德鲁克写道：“最大的变化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向知识社会转变。这一变化远比政治、政府或经济学的变化更大。”(73)管理是向后知识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管理已成为社会核心功能和新的独特人文学科，但这引发了管理的合法性的问题。”(74)“管理的社会职能及人文艺术性”一章实际上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德鲁克在这篇总纲性的章节中指出了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大历史事实，“随着知识成为经济的核心资源，社会必然进入后商业社会，也就是后知识社会。”(75)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管理新现实》同《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直接联系。《管理新现实》出版4年后的1993年，德鲁克出版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篇之章中，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德鲁克提出了一个理解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新框架，即在“知识”“技术”和“科技”之间的联系上，知识变化具有基础性地位，而知识的变化是经济和社会革命性变化的终极之因和根本动力。知识应用于工具的结果是生产力革命。德鲁克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高度，指出“达尔文、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是经常被提起的‘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要是世界上还有公理的话，那就一定要加上泰勒。但泰勒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还是小事，更有甚者，直到现在还是少有人明白，正是知识应用到工作之后，才使得这100年来社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的成长，促进了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知识运用于工作后的结果。”(76)至于管理革命，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复兴、日本崛起、新加坡奇迹、韩国经济发展等社会经济剧变，德鲁克将它们都功归于管理，也就是管理将知识用于知识的结果。“从现在起，创造财富最重要的关键是非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要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就得运用知识于知识之上。”(77)泰勒的管理同生产力革命，德鲁克的管理同管理革命相关，也就是管理既是知识固有之义，也是知识的终极目的。
《21世纪管理的挑战》的原创性的“意外的成功”是德鲁克后现代世界观的新发展使然。《21世纪管理的挑战》的原创性，既是“一个感悟”，也是“一个最终的和全新的管理范式”(78)，二者合一为“新悟新语”。这一点体现了德鲁克在世界观上的超越。德鲁克管理思想发展从最早的《经济人的末日》开始，对阿伦特式的过度的人文主义精神是持谨慎态度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发展恰恰就在于他从人文主义的诱惑中走出来了，有一个以世界观的转变为基本线索的心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学的人文主义取向是管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思想时尚，德鲁克难免不受这种思想时尚的影响，但不能过高估计这种思想时尚对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影响。1957年，德鲁克曾在《业已发生的未来》中对自己管理思想发展的主线有过总结，“管理学这一学科体现了后笛卡尔主义的新世界观。它的研究主体是过程，过程的起点是对成功的渴望。无论可量化内容占到几成，这一学科的基本要素——改变与革新、风险与判断、成长与衰退、奉献精神、视野、奖励与动机——都是定性的。过程的末端产出的是影响个体与社会的价值决策。”(79)德鲁克晚年的世界观的深刻变化可从《管理新现实》《后资本主义社会》和《21世纪的管理挑战》的联系之中找到线索。《管理新现实》中有一章专门谈到世界观的变化，即“结语：从分析到感知”。在这一章中，德鲁克主要区分了技术与工具之别，技术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创造发明的。技术不是工具，而是人类的工作方式。“技术是人类能力的扩展，所以基本的技术变化，既表达了我们的世界观，也因此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80)这就是技术同人脑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技术同世界观之间的联系，技术是世界观的表达形式，也是世界观变化的内在动力。换而言之，世界观既是技术的内涵，也是世界的目的。这一点与德鲁克以知识为基础谈管理是一致的。
德鲁克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将讨论的重点从技术转向了信息，特别是从对计算机的强调转向了对信息的留意。德鲁克开篇就提出“1946年，第一台电脑埃尼阿克投入使用，这就开启了信息时代，信息成为工作的基本原则。然而信息是生物过程而非机械过程的基本原则”。德鲁克从理论的高度进而意识到“组织工作基本原则的变化对文明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1946年，随着电脑的诞生，信息成为生产的基本组织原则，而这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81)从技术转向信息成为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视野。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明确了这种转变，以子标题的形式表明了自己思想的深度变化，这个子标题为“‘信息技术’从‘技术’向‘信息’转变”(82)。
正是因为这个深刻的思想转变，德鲁克区分了信息和沟通的关系。首先强调了信息对社会有三个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是新信息技术对物质文明、产品服务和企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是对民族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极权体制的影响；三是对城市的深远影响。德鲁克结合信息组织，强调了信息的核心功能。“在信息社会中，规模是个函数和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事实上，信息的特征是，最小的有效规模是最好的。只有在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扩大规模才是最合适的。”(83)基于信息的核心地位，德鲁克探讨了有效沟通。“有效沟通有两个要素：信息和意义。意义需要沟通理解。……如果群体很大，沟通的效果不会很好。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反复沟通，不断重申交流内容。这就需要解释的能力，也需要形成一个共同的社区。……知道或理解是将信息转化成为沟通的催化剂。”(84)这说明信息和沟通之间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信息越少，沟通越有意义。信息绝对不能等同于沟通。在这个基础上，德鲁克分析了分析和感知的内在联系。“在机械现象中，整体是部分之和，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进行理解。而在生物现象中，整体并非部分之和。信息确实是可以理性分析的，但意义则不可以理性分析，而是需要感知的。”“机械世界观认为感知是不严谨的，将其归类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就是可有可无的。……而在有机宇宙观中，感知则处于核心地位。感知能够而且确实必须进行培养和发展。”(85)这就强调了从分析到感知转化的必要性。
德鲁克将从分析到感知转化的观念运用到管理中。“在政府和企业计划中，我们谈得越来越多的是‘情境’（scenarios），而情境的假设需要从感知出发。当然，任何生态系统需要的都是感知而非分析。在生态系统中，我们必须把握和理解整体，而只有在把握和理解整体的情况下，部分才有存在的意义。”(86)
正是这种深刻的世界观变化，使德鲁克意识到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平衡。“我们日益需要平衡理性和感性。事实上，本书力图应对的新现实是格式塔式的，同样需要感性认知和理性分析：如在新型多元化下的动态平衡、多国和跨国经济及跨国生态系统、急需的新型受教育者等。本书力图引起我们对新现实的认真观察和思考，因为观察和思考是同样需要的。”(87)这说明《管理新现实》是德鲁克尝试理性与感性平衡的结晶。
正是这种世界观上的超越，使德鲁克进一步从理解回归到假设。德鲁克在《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将假设称为“潜意识”，并指出假设的范式意义。“对于管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假设的重要性实际上比自然科学的范式的重要性大得多，范式，即主流的一般理论，对于自然界毫无影响。……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客体行为，而像管理这样的社会科学，关注的是人和社会机构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的现实，即物质世界及其规律都不会发生变化（或者如果发生变化，这种改变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无法在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内完成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不存在这种‘自然规律’，它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这意味着昨天还站得住脚的假设，今天就不再有效，甚至瞬间就变成完全错误的理论。”(88)按照这个理论建构路径，德鲁克提出了有关管理主体的3个假设和有关管理实践边界的5个假设。
德鲁克晚年在建构管理学统一范式的过程中，高度注意到了信息、权力与经济的关系。“其实，极权体制本身就是如报纸、电影、广播等现代媒体的产物，并只有在其对信息进行全面控制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但现在大家都能在家中通过卫星直接接收信息，而接收所用的碟形接收器又非常小，秘密警察很难找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控制信息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信息是跨国界的，与资金一样，信息不分国界。因为信息不分国界，所以会形成新跨国社区。社区成员不需要见面就可以进行交流分享。世界经济，特别是资金和信贷的符号经济，现在已经形成了没有国籍的跨国社区了。”(89)
我们在前面说过，德鲁克管理思想传播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庸俗化，将管理学向领导学方向裂变。但德鲁克不是那样的，他自始至终尝试构建一个综合的多面向的管理学体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基于时间管理构建出来的一个管理体系，时间管理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记录时间、管理时间、统一安排时间三大步骤。时间管理是基础性的管理，“若不将时间管理好，要想管理好其他事情就只能是空谈。”(90)这实际上是从实践角度来看，管理是基于时间管理之上的。因此，《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管理体系的“实践面相”。2004年6月，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题为“什么造就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文，从与实践相反的思考面构建了另一个综合的管理理论体系。“除非管理者把知识转化为行为，否则知识对管理者来说是没有用的。但在开始行动之前，管理者还必须有个计划，他要考虑这项行动理想的结果是什么，可能出现哪些限制，未来需要进行什么调整，什么时候进行回顾总结，以及对自己使用时间的方式有什么影响。行动计划是一种意图的说明，而不是一种承诺……应该经常对它进行修改，因为每一次成功都会带来新的机遇。每一次失败也是如此。……此外，在行动计划中要建立一种制度，来比较实际结果和预期结果……最后，行动计划必须成为管理者进行时间管理的基础。……行动计划必须能够决定管理者如何使用时间，否则就没有任何用处。”(91)在这里，德鲁克从实践的反面思考，并强调了行动计划是时间管理的基础地位。因此，我们在长长的引文中看到了一个综合管理理论体系的另一个面向。如果说时间管理的基础地位讲的是“行为”，行动计划的基础地位讲的是“知识”，那么管理实际上就是“知识”和“行为”的统一。如果说行动计划的基础地位讲的是“理性”，时间管理的基础地位讲的是“自由”，那么管理实际上就是“理性”和“自由”的统一。这两个统一可能是德鲁克管理理论的终极命题。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管理学元问题。
对人文主义的超越和世界观的总体超越成就了德鲁克晚年建构的统一的管理学范式。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在一张私人信笺上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管理学术成就，“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了管理已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我围绕着管理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92)基于德鲁克的自我总结，《21世纪的管理挑战》以范式的形式呈现出一个综合意义的管理学。
同德鲁克路径相一致的有美国学者斯蒂文斯和日本学者内由和成。前者提出了终极管理，“其核心信念在于探索疑难，在此过程中为追寻更进一步的真理和更有效的管理实践，日常生活通常需要被搁置一边。”(93)由此可见，斯蒂文斯提出的终极管理与德鲁克的统一范式是一致的。日本学者内田和成在2006年出版了《BGG视野：假设驱动管理魅力》，指出管理学陷入分析中心主义的恶性循环，即搜集信息—分析—再搜集信息—再分析。针对分析中心主义的恶性循环，内田和成提出了假设思考，“所谓假说，就是在信息搜集过程中、分析工作开始前所持有的‘假定解答’。假设思考就是从信息较少的阶段出发，来推断思考问题整体框架和结论的思考方式。或者，也应该说它是一种思维习惯。”(94)在这里，内田和成所说的假设思考，就是德鲁克所说的潜意识。如果人们细思波特的创业悲剧，我们会倍加珍惜德鲁克晚年创立的这个统一的管理学范式。
除德鲁克、斯蒂文斯和内田和成探索管理统一范式外，还有以W.E．哈拉尔和乔治·吉尔德为代表的新综合路径。实际上这两种路径是有联系的，乔治·吉尔德深受德鲁克思想特别是晚年德鲁克思想的影响。乔治·吉尔德在《知识与权力——信息如何影响决策及财富创造》的著作中用一章的篇幅来讲德鲁克的影响，描述了德鲁克在2000年初《福布斯》杂志举行的会议上做的主旨演讲对他学术思想宗旨的深远影响，“事实上，德鲁克给大家讲述了企业的头号定律：知识，尤其是金融知识，是关于过去的。企业精神是关于未来的。”(95)沿着德鲁克晚年提出的管理元问题，即知识和行为的关系问题，乔治·吉尔德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知识与权力上，提出了一种新型经济学。这个新型经济学有一个新论断，“即市场经济主要是一个信息体系，而非一个激励体系。”(96)乔治·吉尔德认同“信息最好定义为惊异”的观点，“惊异”就是意外事件，是人不可能预测的，也是无法预测的。经济增长的关键不是为了追求货币激励而去获取新事物，而是通过学习和发现去扩张财富。“新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并不在于市场机制通过激励和惩罚去操纵人的贪欲，而是自由的企业能够通过可证伪的实验来不断地积累令人感到意外的新知识，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具有失败和破产的可能性。”(97)由于新的经济体系是以新思想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市场激励为基础的，所以新的经济体系是容易改变的，不需要几代人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经济体系就是一个“智能圈”。智能圈是一个以智力为基础的体系，是一个由思想、态度、目标与灵感构成的主观范畴，决定着经济体内一切支出能够带来的价值，它可以像思维和政策那样快速地实现变化和复苏。信息在噪声即冗余信息之间的一个通道里进行传输，这个通道可以是一根线，也可以是整个世界，并根据由此引发的新闻或意外来评估这些创造或通信的结果。信息中排除了冗余后的平均信息量称为“信息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综合来看，乔治·吉尔德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讨了政府与企业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权力代表政府，知识代表拥有智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企业家掌握和分享知识，充分利用知识的自由，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和乔治·吉尔德一样，哈拉尔的管理新综合思想也深受德鲁克思想影响。哈拉尔在谈到德鲁克的《管理新现实》时说道：“正如彼得·德鲁克所描述的那样：知识社区原本就是一种组织，其核心机能就是管理，而管理本身就具有使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切知识产生效力的功能。”(98)与乔治·吉尔德不同，吉尔德对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的综合带有经济学的色彩，哈拉尔对资本和知识的关系的综合是典型的管理学。W.E．哈拉尔关注到了知识经济的重要性，知识是使世界充满具有创意的进步的无限力量且永不停息的源泉。资本与知识之间的冲突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问题是在有限的过去与无限的未来之间的巨大差异已使商业的探索陷入了混乱，这多少有点岁月流行管理理念综合征的意味，因为我们缺乏一套适用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可行的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司理论’。因为基于资本驱动的经济形态，工业时代的‘旧式管理’正逐渐衰亡。”(99)资本不再是企业的首要力量，员工拥有的知识是企业的关键资源。知识散布在公司外部的顾客、供应商和其他群体里，但大多数决策却是由公司高层的管理层所做出的。哈拉尔看到了希望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差异，意识到了基于知识基础的公司理论的缺失，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发现知识时代“新式管理”的基础理论之上。为此，哈拉尔建立了一个基于美国观念之上的新的综合的管理理论基础。
所谓的美国观念，是指美国民主和自由企业传统。正是由于这种美国观念，美国存在改革优势及三条主要道路：驱动此变革的信息革命；作为结果而发生的商业、政府和其他大型机构的转型；新兴的用于处理所有改变的领导力的创新形式。为了理解这三种变革趋势，必须寻找一种变革的象征性行动，即传统、标新立异的学说和知识法则。“根据我们的国家经历过革命的传统，美国应该唤起传统的勇气去宣告这一现代学说——我们的经济体系不应再被看成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工业时代一种专注与追逐资本、利润以及其他物质元素的过时的市场系统。在这一点上阻碍我们的主要问题仅仅是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想利用未来的能源，我们应当从定义未来的知识法则的角度重新定义我们的经济系统。经济上的胜利不再是由资本来驱动，而是由自由企业和民主团体来驱动。我会用一个更准确、更合适的名字——‘民主企业’来命名我们的系统。”(100)公司是这个新的经济系统中最有力量的机构，公司的管理层是创造这个新经济系统的首要候选人。由此可见，哈拉尔超越了意识形态，认识到了从资本主义到民主是一场深远的社会转型。
从资本主义到民主企业的转变，意味着需要一种社会转型中的管理，来架设新旧管理间的桥梁。新管理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我们在由各种组织构成的世界里长大，因此大多数人对管理有一种直观的理解，我们早年就谙习了那种与工作相伴的生活并常常将管理教育戏称为‘常识’或‘范式’，正是问题所在。先前盛行的管理观念大都产生于工业时代，并为之量身打造。因此它们对基于知识，并与之差异巨大的现代经济模式不再那么有用。”(101)
哈拉尔认为新管理基础正在显现，它能架起新旧管理之间的桥梁，新管理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企业。“对新管理——这个重要的解决之道的理解，关键在于要意识到民主和企业——这两个互补的规则正将组织转变为一个平衡的整体。”(102)企业趋向于更小的业务单元、创业自由和对经济结果的责任，以及一些其他的业务规则，其最终趋势就是建立起完全的内部市场。同样，授权、参与、协作型工作关系、个人价值和民主思想的发展，其趋势将指向“公司共同体”。哈拉尔强调了“企业”与“内部市场”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自由企业的力量将市场行为的许多方面引入组织中，很难想象敌意并购行为会在企业部门间出现，因为组织不可能成为完全的自由市场。如果管理者鼓励发起内部创业，并给予其创业发展所需的广泛运营自由，且对创业者的成功给予奖励，这些条件就组成了“内部市场”。哈拉尔还突出了“民主”和“公司共同体”概念之间的不同。民主的理念正在被引入组织，但这不太可能成为代表政府的合法体制……民主在组织中的运用，常常表现为各类形式的协同工作关系，从而形成公司共同体。由此可见，“内部市场”和“公司共同体”之间是一种演绎方法上的内在联系，“因此，内部市场和公司共同体在这里被定义为‘企业和民主的组织等价物’。”(103)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院长雷蒙德·E．米勒为哈拉尔《新管理综合》一书写了精彩的“前言”，对哈拉尔这两个概念隐含的理论假设做过精辟的阐释，现完整地引录于此，以说明哈拉尔管理新综合理论体系的深远意义。“在哈拉尔教授的书中，他提出了用于指引管理层迈向得以应对日益复杂及充满挑战的商业及社会环境的机构设计的两项前提。哈拉尔的第一项前提是自上而下地指引传统机构的等级森严的‘长官’经济形态将让位于分散的‘内部市场’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无数自我管理的盈利中心产生一个自下而上控制的自我机构模式。他提出的第二项前提是这些内部市场将在更广阔的管理系统内运行，这个管理系统由众多利益相关方的非正式参与引领——一种被哈拉尔定位为‘公司共同体’的治理系统，类似于一种简单的经济民主。”针对第一个前提，米勒在评述中认为，“21世纪的机构将需要给予其他成员更多授权这一前提已得到充分支持，哈拉尔关于内部市场作为这种授权机制的这一前提已经被广泛争论并通过某些有用的公司样本得到阐释。将决策过程下放以满足多种多样及不断加速的要求具有逻辑诉求。信息时代的利润中心将显然需要做出一个好决定，所需要的因素：信息、能力和严格标准。”(104)针对第二个前提，米勒在评论中指出，“第二项中心的前提更加复杂，因此对哈拉尔和他的读者提出更多的挑战。我们需要将民主的概念拓展，以便能被所有主要的公司利益相关方认可并提出他们的意见，这一需要在书中得到清楚的阐释。但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却并不清楚。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哈拉尔也遭遇到这样一个事实，正如已故的阿隆维达夫斯基所感叹的，我们并没有强有力的哲学基础去解释协作性的行为。我们尽管拥有自由主义的哲学理念将个人主动性的积极方面合理化，也拥有集体主义者的哲学理念假设共享努力和回报所获得的社会效益，我们还是没有一套清晰的可以展示出由个人内部欲望和外部责任同时驱动行为利弊的逻辑系统”(105)。哈拉尔的第一个前提是充分的，第二个前提是不充分的，但这并不否认他所提出的两个前提建构了一个更为广泛、更为强大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范式路径和新综合路径来看，这两条路径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性思想家就是德鲁克，德鲁克的伟大在于他将管理学的问题还原到“知行合一”这个元问题，以至于他还计划写一本《管理无知》的书，但没有来得及写，他就离开了人世。幸运的是，哈拉尔和吉尔德沿着德鲁克的思路，做了德鲁克还没有做的探索，昭示了一条依稀可见的管理学成长之路。
如果说生产力革命时代的管理学重视的是知识应用于工作，管理革命时代的管理学强调的是知识应用于知识，那么信息时代的未来管理学很有可能会关注知识应用于智慧和想象力。这可能是未来管理学的巨大挑战，管理学很可能就成为一门“元设计”的学问了。
五、基本结论
这是一篇形散神不散的论文，它谈的论题与现实高度相关，特别是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历届管理学院领导班子常说的“大管理”有关。本文大量引用原作者的文字，宗旨在于发现当代世界管理知识界存在的“思想市场”，重点在于寻找基本事实，尽量显现出思想市场的本源性力量。我曾在学院主编的教研论文集《我们肩负的责任》上发表过的题为“教可教，非常教”的论文中说过一句话：“力图从事实中磨砺信念，从结论中汲取思想，从研究中归纳观点。”这是一个尽本分的读书人能做的唯一事情。
这是一篇宏观叙事的论文，它基于大历史的考察，偏重于思想的建构，触及了两个基本的问题，这就是商学院前行中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商学院能做出什么样的知识贡献？这两个问题可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设问下去，说到底，这两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商学院？商学院的真学问是什么？
从起源上来说，商学发源于美国大学的商学院的本源是德国的政府管理教育传统，这同美国社会科学受德国影响是一致的，命令一直是早期商学院学术关心的学术焦点。在商学院发展过程中，卡内基商学院是一束闪亮的光，著名的政治学家赫伯特·A．西蒙和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很可能就是这一闪亮之光中的波粒二相，总是不间断地在“决策”周围流动。信息、知识是德鲁克发现的未来管理学的黑洞，“企业”和“民主”成为两个可探索的疑点，它们似乎暗示未来管理学难逃“设计之困”。说到“企业”和“民主”这两个字，我想起了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蒋一苇，他在1979年发表过一篇题为《企业本位论》的著名论文。在这篇经典性的论文中，“整个社会主义特色是民主经济或者说经济民主，因此我的观点总的是经济民主，其中的基础是企业本位论，而企业内部则是以职工为主体，这三者就构成了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观点。”说到“企业”和“民主”，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两本书，一本是《知识与政治》，另一本是《民主与市场》。一篇论文和两本书好像对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历届领导班子所倡导的“大管理”做了更深层的诠释，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大管理”，不是一种扑鼻而来的香气，一阵飘过，而是一种弥漫中的香味，慢慢品味，其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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