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点史前史：“长时段”理论下的大西洋

我们已经看到，古典作家根据他们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认为，凯尔特人是生活在欧洲最西边的民族之一。希罗多德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他暗示在凯尔特人和大海之间只有葡萄牙西海岸的西尼特人(Cynetes)。高卢的凯尔特人也是面向海洋的民族。在这一点上，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说得很清楚，在著名的《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的开篇段落中，他告诉我们：“凯尔特人与阿基坦人(Aquitani)之间隔着加龙河(Garonne)，与比利其人(Belgae)之间隔着马恩河和塞纳河。”高卢这片地区的语言与当时伊比利亚中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的语言非常相似，是布列塔尼语、康沃尔语、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和爱尔兰语的源头。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需要尽可能冷静地看待西欧在整个史前时期这一长时段中的文化发展。

图2　大西洋海上航道。这幅地图强调了面向大西洋一侧的欧洲作为海上交通连接区域的重要性

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对其适当的调整动摇了我们对地理的认知——就足以看出大西洋欧洲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区域。它的许多海岬和半岛都是由海洋连接起来的，而下沉海岸线上被水淹没的山谷提供了深入内陆的掩护水域。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大河向西流入海洋，构成连接内陆大片领土和沿海地带的交通要道。

在这种严格的地理条件下定义的大西洋欧洲，和通过古典文本及凯尔特语群的分布所能看到的凯尔特人的范围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显然，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大西洋航路作为一种交流手段的重要性在七八千年前首次显现，传统上称之为中石器时代。当时，对沿海社会来说，海洋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不仅是海岸被开发，我们从鱼钩的大小和捕获的鱼的种类来判断，更深的水域也被开发了，这意味着当时使用了海船，尽管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中石器时代的捕鱼网络可能并不广泛，但是，如果捕鱼者依照季节规律跟踪鱼群，那么定期登陆的活动模式就会使不同的群落相互接触，从而使技术得以共享，信仰和行为模式也会沿海洋传播。

到了公元前4000年，在畜牧业和农作物种植被引进该地区之后，有关各地区间交换网络的证据变得更加明显。用闪长石制成并打磨过的石斧在布列塔尼中部普吕叙利安(Plussulien)的分布，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之一。这些石斧被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毫无疑问，其销售路径是海路和主要河流，特别是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人们对这种交换的社会背景一无所知，但这些石斧很可能象征着崇高的威望，这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实用价值。石斧在礼物交换的循环中易手，而这种礼物交换促进了社会的交流。

将宇宙观和对待死亡以及祖先的态度相连接的信仰体系，也沿着大西洋广泛传播，正如巨石纪念碑和墓葬的分布所显示的那样。近年来，精确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和对这些遗迹更细致的分析表明，它们反映的是一种大西洋范围内的现象，没有任何来自地中海的影响。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主要的创新中心分散在大西洋沿岸，如葡萄牙的塔霍河(Tagus)地区、布列塔尼南部的莫尔比昂(Morbihan)、爱尔兰的博因河(Boyne)流域和奥克尼群岛。虽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在建筑、艺术、宇宙观和信仰等概念上的共享程度是很显著的。虽然我们不再相信“巨石传教士”(megalithic missionaries)沿着大西洋海岸传教的说法，但这种令人震惊的文化共享所暗示的，是思想通过长期建立的社会网络的快速、持续传播，将面向海洋的社会联系起来，并沿着河流将这些实践传播到内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见证了这种模式的延续，其特点是一套独特的文化特征的出现、传播和吸收，这套特征通常被称为“钟形杯套装”。其文化概念包括将死者单独埋葬，并配以一个钟形杯，或者其他的人工制品，如箭、护腕、铜合金匕首和金耳环等个人装饰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这种文化在中欧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广泛分布，是“钟形杯民族”(Beaker folk)迁徙的结果。但是，现在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信仰体系的地方表现形式，这种信仰体系通过在过去3000年中形成的交换网络迅速传播开来。

最早的钟形杯被称为“海上钟形杯”(Maritime Bell Beakers)，主要集中在塔霍河地区和莫尔比昂。这一分布和1000多年前出现的创新中心相呼应。这种类型的钟形杯可能首先出现在这两个地区中的一个，也可能是在两个地区同时发展起来的，因为沿海交换网络一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见证了对原材料的不断开发利用，特别是金、铜、锡等金属和琥珀、翡翠之类的装饰石。这些商品因其稀缺性而受到珍视，并且很可能在珍品交易系统中得到传播。这些商品的稀缺性及其出现的不均匀性，使某些地点和路线显得特别突出。

大西洋地区的金属供应尤其充足。受到大量开采的西伊比利亚黄铁矿带南部提供铜和银，北部提供金和锡。布列塔尼和不列颠西南部是锡的产地，也出产金和铜，而横跨爱尔兰南部到威尔士北部的区域是铜的重要来源，黄金则来自威克洛(Wicklow)山区。自从铜合金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被广泛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以来，人们对铜和锡的需求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开发和交换。

从沿着沿海路线散布的各种人工制品的分布情况，可以充分看出这些系统沿着大西洋的运作方式。用产于塔霍河地区的铜合金打造的尖刀，即著名的帕梅拉尖刀(Palmela points)，一直分布到布列塔尼北部。由爱尔兰黄金制成的新月颈饰(Lunulae)传播到了康沃尔、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在布列塔尼、不列颠北部和北爱尔兰则发现了产自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贝尔索卡纳(Berzocana)黄金颈饰。从众多例子中选出的以上几个事例，证明了大西洋交换网络的活力。

从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金属的精炼工艺和分销手段进一步发展。大量工具和武器的流通证明了这一事实，其中许多最后被埋在地窖里，或被扔进湖泊、河流或沼泽中，以满足某种仪式的需要。考古记录中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从而使绘制并量化各个类型的起源区域和分布梯度成为可能。因此，一种被称为鲤鱼舌形剑(the Carp’s Tongue sword)的宝剑在布列塔尼大量出现，它显然是在那里制造的，这种剑从那里开始顺着卢瓦尔河和塞纳河分布，并穿过海峡进入不列颠东南部。在查伦特和西班牙南部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人们以这种宝剑为基础做了轻微的改动。这无疑意味着产于布列塔尼的那种剑被运到了南方，并且享有盛名，从而鼓励了当地的铁匠对其加以模仿，并做出小的改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手工艺品的交换，而是价值观念的传递。

这种剑应该是武士精英用来显示自己地位的装备之一。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有一块公元前七八世纪的石碑，最初可能是用来纪念死去的武士的。许多石碑上都刻有逝者的形象，以及表明其身份的装备——四轮马车、宝剑、长矛和盾牌，还有其他难以辨认但可能是胸针或镜子的物品。这些剑的外形有的类似于鲤鱼舌形剑，而盾则被打造成带有凸起的同心肋状物和饰钉的圆形，就像铜制的盾牌一样。凸起的同心肋状物有一个“V”形中断，而这是所谓的“V”形缺口盾牌(V-notched shields)的典型特征。

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石碑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打造的“V”形缺口盾牌在西欧的几个地方都有发现。在爱尔兰朗福德郡的一个沼泽中，发现了一块带有皮革的精致的“V”形缺口盾牌。这种盾牌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分布反映了某些剑的种类(如鲤鱼舌形剑)和不同种类的长矛的分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整个大西洋地区的武士精英们拥有相同的价值体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武器本身的设计也是如此。

这个贵族社会的一个要素似乎是它对宴会的嗜好。宴会为建立和重申社会等级制度、磋商协议以及巩固联盟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宴会围绕炉灶展开，配备有烤肉叉、炖锅，以及用来提起烤肉的钩子。这三件青铜器在西欧都有发现，它们分别来自不列颠和爱尔兰、法国西部和伊比利亚半岛。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宴会设备反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模式，其分布带有明显的大西洋特色。

这些发现于不同地区的战士装备和宴会器皿，共同勾画了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到苏格兰的大西洋地区的完整面貌，这表明，在上述地区，不仅交流网络紧密运作，行为和信仰也被广泛共享。

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常用金属，铁的引入似乎并没有以任何显著的方式破坏大西洋地区的传统文化，只不过在地窖里埋藏青铜器的做法终止了。在大西洋地区，由于所知的青铜器大部分来自地窖，因此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青铜器的生产戛然而止。但有几件事在这里被混淆了，需要弄清楚。其中，青铜肯定继续被大量使用，而对铜和锡的需求也持续不减，直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大部分的大西洋青铜都是在当地被消费，或者通过回收的方式进入欧洲中部和北部市场的。从那时起，地中海似乎成为一个要求很高的新市场，那里的人们更喜欢用铸锭的形式来运送金属。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生产或分销的数量减少了。

不过，这种“窖藏”形式的终结还是很有趣的。人们常常认为，大部分的窖藏是为了向神还愿，而这种观念的形成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一个金属日益过剩的时代，将金属从流通中剔除。事实或许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吸收剩余金属的地中海新市场的发展，可能打破了这种囤积的旧观念。

不管这些复杂问题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传统信仰体系的核心仍然是完整的。直到公元1世纪，居住在水域的冥界神灵继续受到尊崇，武器和其他装备作为祭品也继续被投入沼泽、河流和泉水之中。

通过上述概览可以看出，海洋在物质分配和把距离遥远的社会联系起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长途旅行一定是通过海路进行的。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描述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那就是把大西洋海岸想象成一个连续的走廊，从摩洛哥到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沿途有很多人在旅行，但都是短途的。在这样的系统中，虽然人们只能冒险走几十公里，思想和信仰却可以很快地从一端传到另一端。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主要的河流路线。通过这些走廊，大西洋沿岸社会与伊比利亚半岛和中欧西部的腹地直接联系起来，并通过这些区域和地中海世界联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在这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是40年前，它们早就被提到了，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曾经非常流行的入侵/移民范式很少出现在现代考古学推理中。这并不是说人口流动没有发生，显然这一定发生了，而只是想强调，最近的研究倾向于关注当地人口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并将文化变化解释为通过交流网络中思想的传播而产生的，这种传播受到了地方创新的鼓舞。

如果把大西洋欧洲的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并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那么很明显，它并不是一个和光辉美好的地中海世界相对的遥远、愚昧的边缘地带，而是一个充满凝聚力的文化区。在这个文化区中，各个时期的巨大发展都建立在本土的创新之上。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这幅考古学构造出来的图画与凯尔特人的问题并置起来呢？

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这些地区的语言就属于一种从18世纪初就被学者称为“凯尔特语”的语言。难道这种语言不是由从中欧来的入侵者或移民引入的，而是在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漫长互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西洋当地社会的语言吗？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下面这一点可能与此相关：许多被早期古典作家认为是凯尔特人的民族，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大西洋地带，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他们的祖先可能在那里生活了几百代。在收集和考察到更多的证据之前，让我们先把这一点的影响搁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