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中海世界的视角

“如果把世界分成四部分，印度人会占据东风之地，埃塞俄比亚人会占据南风之地，凯尔特人会占据西风之地，斯基泰人会占据北风之地。”这是希腊历史学家库迈的埃弗罗斯(Ephorus of Cymae)的世界观，他的伟大著作《通史》(Universal History)共30卷，写于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原始文本早已亡佚，但这段文字作为三个世纪后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学》(Geography， 1.2.28)中的一段引文留存了下来。埃弗罗斯对世界的理解同任何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一样：欧洲被两个主要民族所占领，东部是生活在黑海北部和西部海岸附近的斯基泰人，他们的聚居地可能延伸到多瑙河中部地区(现在的匈牙利大平原)，西部则是凯尔特人。另外，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埃弗罗斯认为，凯尔特人的土地十分广袤，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一直到加德斯(Gades，即加的斯)。在这一点上，他可能遵循了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的看法，后者在公元前5世纪创作了《历史》(History)。他认为凯尔特人生活在与科尼奥人(Cynesii)居住地接壤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科尼奥人是欧洲最西部的居民，生活在今天的葡萄牙南部。

希罗多德还提供了其他引人好奇的、有关凯尔特人地理位置的信息片段。他告诉我们，多瑙河发源于皮勒内(Pyrene)附近凯尔特人的土地。如果皮勒内指的是比利牛斯山脉，那么他很可能是把他了解的有关凯尔特人的不同的信息拼凑在了一起，比如多瑙河发源于凯尔特地区，凯尔特人生活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

一个更早的信息来源是人种学家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 of Miletus)，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从其他人引用的他亡佚作品的残句中，我们了解到纳尔邦(Narbon，位于法国南部的现代纳博讷附近)是凯尔特人的城市和贸易中心，马萨利亚(Massalia，即马赛)是一座希腊城市，建立在靠近凯尔特人土地的利古里亚(Ligurian)境内。他还把尼拉克斯(Nyrax)看作是凯尔特人的城市，但它的位置未知，尽管有些人认为它可能是奥地利的诺里库姆(Noricum)。

这些对我们帮助不大，最多只能说明早期的希腊地理学家对欧洲地理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满足于把欧洲从多瑙河中部到大西洋沿岸的大多数蛮族人都归为凯尔特人，同时认识到在这个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人不属于凯尔特人。

但是凯尔特人(Keltoi)这个词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希腊人凭空想出来的一个通用术语，用来指代他们所遇到的不同的北方蛮族吗？(就像“爱斯基摩人”一词在近代被用来描述环极地地区的民族一样。)尤利乌斯·恺撒对此给出了一些解释。他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关于高卢(法国部分)的著述中，相当刻意地描写了那里的居民，大概是为了澄清这个事实：“我们称他们为高卢人，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他们被称为凯尔特人。”两个世纪后，希腊人帕萨尼亚斯(Pausanius)强调，“凯尔特人”这个名字比“高卢人”(Galli)要古老得多。其他作家在使用“凯尔特人”(Keltoi或Celtae)、“高卢人”和“加拉太人”(Galatae)这些表达时，好像它们之间是可以互换的。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什么呢？最简单的解释是，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存在一些自称凯尔特人的特定民族。在恺撒时代，他们占据着高卢中部，大约在吉伦德河和塞纳河之间。“Galli”和“Galatae”这两个表达可能意味着“陌生人”或“敌人”，更可能是一个通用的名称，被用来指代北方的蛮族人，其中包括凯尔特人。是否所有的高卢人或加拉太人都认为自己是凯尔特人，我们不得而知。乍一看，古典作家在这些词语的用法上很马虎，但在现实中，这可能反映了温带欧洲非常不稳定的局势，不同的部落因为联盟和相互效忠而合并，采用其中最强者的名字重新命名。在公元前4世纪，流动性似乎有所增加，包括主要的民众迁徙(见第五章)，来自不同部落的小群体可能合并成更大的群体，并很快再次分裂，致使古典作家混淆他们的种族，甚至连这些种族自己也会搞混。因此，对一些古典作家来说，“凯尔特人”和“高卢人”可能被用作指代不同种族身份的具体术语。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术语的使用可能更为宽松，就像今天我们使用的“希腊人”“罗马人”或“美国人”这样的表达。

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关于温带欧洲凯尔特人的直接认知是有限的，但从那时起，地中海世界有足够的机会直接观察他们。一开始，他们是移民、劫掠者和雇佣兵，一些人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在波河流域定居下来，并向远处的意大利发起进攻，其他人则从多瑙河中部跋涉到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小亚细亚。后来，罗马帝国的军队扩张到伊比利亚，越过高卢，进入多瑙河中上游流域，罗马人把凯尔特人当作当地的土著居民来征服和统治。通过这些大部分带有侵略性的遭遇，地中海世界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凯尔特人，并且通常是大量的凯尔特人。这还要求他们创造一个哲学框架，来呈现并理解这些可怕的北方人。

作为野蛮人，凯尔特人当然是不同于“我们”的“他者”，因此要用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描述。这就要强调他们野蛮的一面，即和地中海世界不同的特征和行为。由此出现的是一幅人物漫画——和所有的人物漫画一样，其刻画出的凯尔特人形象是泛化的、选择性的、夸张的——但它包含了现实的基础。

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柏拉图所著的《法律篇》中，第一次出现了对凯尔特人的好战本性和酗酒行为的描述。他可能是在希腊大陆上的冲突中，从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Syracuse)的雇佣兵身上观察到的。然而，雇佣兵并不总是其文化的最佳代表，因此柏拉图的评论可能是带有偏见的，但凯尔特人的这两个特征后来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斯特拉波就非常明确地指出：

“整个凯尔特民族都是狂热的战士，斗志昂扬，十分好斗，但在其他方面是正直的，并不邪恶。因此，当他们被鼓动起来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公开集结，准备战斗。他们临危不惧，即使除了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之外没有任何依靠。”(《地理学》， 4.4.2)

斯特拉波很可能把波赛东尼奥(Poseidonius)遗失的民族志著作作为描述上述行为和其他凯尔特人行为的参考材料，由于波赛东尼奥被认为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到西部(可能是高卢)游历过，他也可能进行过最直接的观察，得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不仅仅是重复早期的资料。

波赛东尼奥可能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所做的关于凯尔特人饮酒的记述的信息来源。关于高卢的凯尔特人，他写道：“他们非常喜欢葡萄酒，用商人进口的未稀释的葡萄酒来满足自己；他们的酒瘾让他们开怀畅饮，当他们喝醉时，要么陷入昏迷，要么陷入疯狂。”当时，大量的罗马葡萄酒被运送到高卢人手中，这一点从高卢人遗址里发现的大量双耳葡萄酒罐就可以看出。狄奥多罗斯无疑是在报告一个真实的观察，即使这种观察是间接的，但是通过强调他们喝的是未掺杂其他液体的酒，他指明了野蛮的凯尔特人和文明的地中海人是多么不同，因为地中海人喜欢稀释他们的酒。也许凯尔特人也喝我们的酒，但他们依旧是“他者”。

每个罗马人都了解凯尔特人的两个特征，即战争中的勇敢和酗酒。但是必须将凯尔特人的勇敢与罗马人的勇敢区分开来。因此，斯特拉波说，他们可能是开放和精神饱满的，但他们也很幼稚地自夸，并且喜欢穿金光闪闪的衣服。“正是这种虚荣心使他们在胜利时让人无法忍受，而在失败时又一蹶不振。”不管这些陈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故意将它们呈现出来，以突出凯尔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差别。凯尔特人是勇敢的，但他们喜欢夸耀，很容易变得一蹶不振；罗马人也很勇敢，但他们清醒、自律而坚定。

古典文献中充满了将凯尔特人描述为“他者”的奇闻异事。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到，在凯尔特人中，同性恋是被公开认可的。他告诉我们，凯尔特人把新生婴儿浸入冰冷的河水中，给他们穿很少的衣服，以此强健他们的体魄。他还提到，令人费解的是，凯尔特人拿起武器反对大海。埃弗罗斯(斯特拉波曾引用他的观点)提供了这样一种观点：凯尔特人很小心地避免变得肥胖或大腹便便，如果一个年轻人长出大肚子，他就要受到惩罚。另一个无疑会让罗马人发笑的描写来自狄奥多罗斯。他这样描写凯尔特人长而下垂的胡子：“他们的髭须太长了，完全盖住了嘴巴，以至于喝东西的时候就像过滤一样。”即使这些描写是准确的，也很难说这种行为模式有多普遍。

波赛东尼奥(约公元前135—约公元前50)

波赛东尼奥是叙利亚的希腊博学者，出生在奥朗提斯河畔的阿帕米亚(Apamea)。他曾在雅典学习，最终在罗得岛定居，在那里他建立了一所致力于研究斯多葛派的学校，这所学校闻名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庞培和西塞罗都曾在此就学。他的著作覆盖面很广，除了哲学之外，还广泛涉及其他学科，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大约在公元前90年，他出发去地中海中部和西部游历。他的行程自然包括意大利和罗马，除此之外，他也在西班牙和南高卢四处旅行，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凯尔特人。他四处旅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他伟大的著作《通史》收集资料，这部著作记录了罗马世界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1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发展。全书共52卷，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后来的作家所引用的只言片语。正是波赛东尼奥撰写的凯尔特人民族志为斯特拉波、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阿忒那奥斯，可能还有恺撒提供了信息。作为一个斯多葛派哲学家，波赛东尼奥选择把凯尔特人描述成“高贵的野蛮人”，因此他被称为“温和的原始主义者”。

虽然大多数描写凯尔特人的古典作家可能无意识地将凯尔特人定性为“他者”，但每个作家都会根据他的写作意图引入额外的偏见。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埃弗罗斯来说，这只是为了表明野蛮人与希腊人的不同，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与迁徙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冲突后，这种刻板印象有所改变。此时的主题是来自北方的无畏的野蛮战士考验了地中海居民的勇气，把他们磨砺得更加伟大。对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4—公元前122)、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和帕萨尼亚斯这样的作家来说，这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的世界和价值观优于“他者”的机会——文明战胜了野蛮，秩序战胜了混乱。凯尔特人的“他者”身份必须被强调，可能还要被扭曲，同时他们展示的威力使其被视作高贵的、值得尊敬的敌人，这一点必须被拔高到一定程度，只有这样希腊或罗马的胜利才可以被描述为一次伟大的胜利。这种描述一旦确立下来，凯尔特人作为“来自北方的危险”的比喻就一直存在于罗马人的头脑中。

其他人也用他们对凯尔特人的胜利来体现自己的伟大。拍加马(Pergamum)是小亚细亚西部一个强大的希腊化城邦，在这方面尤其擅长。公元前279年，一大群凯尔特人在攻击了德尔斐之后进入了小亚细亚，并最终在安卡拉现在所在的地区中心定居下来。从这里，劫掠者威胁着周围的领土，尤其是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市。只有拍加马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取得了对凯尔特人的初步胜利后，国王阿塔尔一世(Attalus I)在拍加马的雅典娜神殿建立了一座巨大的胜利纪念碑，描绘了战败的高卢人。著名的《垂死的高卢人》(Dying Gaul)雕塑(为人熟知的是后来罗马制造的仿品)就来自这里。另一组群像描绘了一个高卢人扶着亡妻的尸体，正在自杀。他们的确是很高贵的敌人!

图1　《垂死的高卢人》：希腊化时期高卢人的形象。这一雕塑现藏于罗马卡庇托利美术馆，被认为是罗马人的复制品，原作来自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拍加马胜利纪念碑

后来，在公元前168至公元前166年之间最终击败高卢人后，拍加马的统治者提出了更加夸张的说法。在拍加马的宙斯神庙里，有一座巨大的祭坛，上面装饰着一条巨大的高浮雕壁带，一边描绘的是宙斯和雅典娜击败巨人族的激烈场面，另一边是阿塔尔王朝的统治者征服高卢人的画面。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为了向更多的人传达这一信息，拍加马又在雅典卫城竖起了一座胜利纪念碑。这一次，浮雕显示了拍加马人击败高卢人的场景，与其呼应的是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人的场景、神话中希腊人击败亚马孙女战士的场景和拍加马人的祖先击败泰坦巨人的场景。显然，阿塔尔王朝声称自己是希腊文化反对混乱势力的功臣，因此是希腊人的天然继承者。然而，对带领着一支夏季突袭队来到爱琴海海岸的凯尔特首领来说，他是否愿意被这样抬高到文明之敌的高度，是值得怀疑的。公元前2世纪60年代，安那托利亚高卢人的失败意味着凯尔特人不再对希腊罗马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大约20年前，罗马人征服了生活在波河流域的凯尔特人，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拉丁殖民地。在阿尔卑斯山的保护下，罗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先前关于凯尔特人的比喻也由此被改写。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修正主义者是波赛东尼奥，他是一位来自叙利亚小镇阿帕米亚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50年。除了被他人引用的部分之外，他的伟大作品已经遗失。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历史叙述只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波赛东尼奥接续他的叙述往下讲。波赛东尼奥讲述的事件之一是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山外高卢(Gallia Transalpina，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征服和吞并。在这里，罗马人与凯尔特部落有了直接的接触，波赛东尼奥在他的作品中对当地人进行了民族志式的描述，其中有一部分以他自己的旅行经历为依据。

后来的史学家阿忒那奥斯告诉我们，波赛东尼奥是“根据他的哲学信念”来组织他的讲述的。换句话说，凯尔特人现在是通过斯多葛派信仰的扭曲镜头被看待的，他们被描述成相当迷人的“高贵的野蛮人”。他们非常勇敢，也很尊重勇者，他们对陌生人表现出毫无疑问的热情，他们被公正的祭司(德鲁伊)统治着。的确，他们喝得很多，有时也很吵闹，还有一些奇怪的习惯，比如收集人头，但他们“性格不坏”。在波赛东尼奥的眼中，这个民族十分纯朴，远比波赛东尼奥自己所在的文明社会更接近黄金时代。就这样，凯尔特人的形象开始被改变；他们不再是来自外界的凶恶敌人，而是随时可以成为政治盟友的邻居，或许更关键的是，他们可以成为商业上的伙伴。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可能是引用波赛东尼奥的话)简洁地总结了这一点：“许多意大利商人以他们一贯的对利润的渴望，将高卢人对葡萄酒的热爱看作他们的宝藏。他们在可航行的河流上用船，在平原上用马车，把葡萄酒运到那里，并卖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他们用一罐酒就能换一个奴隶。”

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公元前59—公元前51年)，当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将帝国的疆域向北延伸到莱茵河而远征高卢时，他极度冷静地描绘了他所遇到的凯尔特人，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至少那些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罗马领土最为接近的部落，他们组织严密，社会和政治都很成熟。不同的部落追求他们各自的政治目标，但在需要的时候，当有魅力的领导人物出现时，他们会团结起来相互支持。虽然恺撒对他的敌人的描述，巧妙地反衬出了他自己的荣耀，但他对公元前1世纪高卢凯尔特人的描述很可能与现实相当接近。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的蛮族社会。凯尔特人正在成为被罗马接纳的朋友。在凯尔特人之外，罗马人又有了新的敌人——日耳曼人，现在由他们承担起了未开化的蛮族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