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见仁见智

几年前，在写作了《凯尔特世界》(The Celtic World)之后，我收到了一位美国人的来信。他说自己是个酒鬼，这让他很烦恼，但读过古典作家阿忒那奥斯(Athenaeus)讲述的凯尔特人爱酒的故事后，他感到安心多了。他的祖父母是来自苏格兰的凯尔特人，这样他的行为就有了解释：这是他凯尔特人特征的一部分，从此他会为之感到自豪。许多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故事，而且可能确实能够从中——为自己偶尔的放纵——获得一些宽慰，但另一些人可能会发怒，因为这个故事进一步证明了那些在流行书籍中长期流传的吊诡的凯尔特神话。这一阵营的一位学者甚至认为，有些作者故意在书名中使用“凯尔特”一词来让书畅销。在我面前的是一本来自一个读书俱乐部的印刷精美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邀请会员参加“凯尔特奥德赛之旅”，领略“一个失落文明的美丽和奇迹”，为此它列出了一系列混搭的诱人标题，让读者从中做出选择，如《凯尔特人智慧塔罗牌》《来自凯尔特世界的精神智慧》《凯尔特之树的神谕》和《凯尔特人体装饰套装》。如果你想进一步畅享奥德赛之旅，那你所在地的商店可能会提供凯尔特珠宝或编织凯尔特结的指导。不妨翻一下电话簿，看看有多少商业企业(尤其是面向大西洋的不列颠群岛地区的企业)提供“凯尔特式”的服务。凯尔特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至少在大众的认知中是这样的。

还有其他层面。例如，音乐正在经历一场凯尔特文艺复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1953至1970年在布雷斯特举行的风笛节的继承者——洛里昂凯尔特音乐节(Festival Interceltic de Lorient)。在这里，包括酋长乐队(The Chieftains)和盖尔风暴(Gaelic Storm)在内的国际团体与来自布列塔尼的巨星艾伦·斯蒂威尔(Alan Stivell)一起，共同为观众演出。德尼·普里让(Denez Prigent)发表的2001年音乐节的报告称，参加音乐节的人数达到了50万：“它超越了‘民俗’，在布列塔尼音乐中糅合了海风元素，还邀请了伟大的凯尔特家族所有散落各地的成员参加庆祝活动。”在不那么流行的层面上，布列塔尼钢琴家迪迪埃·斯基本(Didier Squiben)的作曲和表演将传统民间音乐的韵律和节奏与风和海的回声融合在一起，生动地展示了现代音乐在凯尔特风格下的生命力。

“凯尔特”文化活动有时也会对政治和经济议程产生影响。1991年，由格拉西宫(Palazzo Grassi)主办的壮观的铁器时代文物展览在威尼斯开幕，参展的文物来自欧洲各地，展览的主题是“凯尔特人：欧洲的起源”。该展览由菲亚特公司赞助。在一份发布在展览目录上的有点混乱的介绍中，格拉西宫的馆长解释道：

“这次展览是对新欧洲的一种致敬，因为如果没有对其统一的全面认识，新欧洲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也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致敬，即除了罗马和基督教的渊源外，今天的欧洲还可以追溯到其凯尔特传统，这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

在这里，模糊的“凯尔特传统”这一概念似乎被用来为欧盟的理想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凯尔特性仅仅是一个比喻吗？在这背后是否隐藏着凯尔特民族的一种不言而喻的信仰和一个早已逝去的英雄时代？“我们共同的凯尔特传统”曾经是许多政治运动的口号，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将继续下去。1867年，当布列塔尼人竭力保护他们的语言和传统，以对抗中央集权制的法国所实施的文化帝国主义时，著名的《布列塔尼歌谣》(Barzaz-Breiz)的作者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Hersart de La Villemarqué)发出号召，促成了在圣布里厄(Saint Brieuc)召开的第一届凯尔特人大会。他号召的对象是他的“威尔士同胞，康沃尔的兄弟，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表亲”。2001年，在雷恩举行的凯尔特人大会有200名代表参加，其中一半来自布列塔尼，另一半来自“其他凯尔特人国家”。会议的主题是“今日的凯尔特人史——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威尼斯的展览和10年后的雷恩会议都以凯尔特的概念为基础，却传达了非常不同的信息。在威尼斯，凯尔特性是一个主题，用来支持“一个欧洲”的信念；而在雷恩，它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群体提供了身份认同和力量，以抵御他们所认为的欧洲国家集权趋势的威胁，尤其是总部设在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政府。谁是正确的？就此而言，有对错之分吗？我们是否应该像J. R. R. 托尔金(J. R. R. Tolkien)在1963年所写的那样，接受“在神话般的凯尔特黄昏中，一切皆有可能，这与其说是神灵的黄昏，不如说是理性的黄昏”？要知道，就像伟大的凯尔特学教授大卫·埃利斯·埃文斯(David Ellis Evans)在1999年严厉指出的那样，托尔金的评论旨在专门取笑某些极端的语言词源学，而不是要无所不包。

因此，从新时代的身体装饰到对区域身份存续的担忧，从不成熟的政治操纵企图到新音乐的灵感，凯尔特的幽灵在盘旋，而凯尔特的权杖被高举。凯尔特性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正如西蒙·詹姆斯(Simon James)在1999年出版的《大西洋凯尔特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发明》(The Atlantic Celts: Ancient People or Modern Invention)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很多方面，长期以来凯尔特主义一直是一种扬扬自得的正统，重新评价它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许多声音(主要是考古学家)对现在使用的“凯尔特人”一词提出了抗议。一些是理性的声音，要求进行更严格的批判；另一些则采用了更尖锐的论调。约翰·科利斯(John Collis)的批评尤其激烈，在《没有中心的国家》(States Without Centres)一文中，他埋怨了一些现代作家所描述的凯尔特社会：

“仅仅代表了来自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信息的混杂，而这些信息对于理解所描述的社会通常没有什么价值。在‘凯尔特人’这一虚构的概念之下，对社会的描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社会的讽刺)是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转换的。事实上，我们应该避免使用‘凯尔特人’和‘凯尔特语’这两个术语，因为它们歪曲了我们对考古记录的理解。”

在《欧洲的凯尔特人》(Los Celtas en Europa)中，他警告人们防备“对‘凯尔特人’概念的现代政治化运用”，并接着声称“考古学家有责任告知公众‘凯尔特人’这个现代用法背后的隐藏动机”。这里有两个不同但彼此关联的关注点：第一个主要关注对古代凯尔特人的描述和表征方式，第二个主要关注现代的凯尔特概念。这两个领域都是值得讨论的。

西蒙·詹姆斯的《大西洋凯尔特人：是古代民族还是现代发明》探讨了第二个问题，其论点的精髓在于他断言“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古凯尔特人本质上是伪造的，是近代的发明”。他的书中几乎没有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不熟悉的内容，但他在出版前公开发表的观点似乎是令人震惊的新观点，一些记者认为这是对权力下放的粗暴攻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998年3月12日的报道，一些考古学家“激怒了从苏格兰到康沃尔那些自称凯尔特人的人，因为他们声称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举行权力下放公投之前的几周所大肆宣扬的凯尔特文化是一个历史‘幻想’”。许多人都因此怒不可遏，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第一章中，詹姆斯以一种更加冷静的态度展示了自己的立场，他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1700年以前，不列颠和爱尔兰没有一个人称自己为‘凯尔特人’”；第二，“威尔士人(Welsh)、苏格兰人(Scots)、爱尔兰人(Irish)和其他民族自18世纪以来才开始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先称为凯尔特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海岛凯尔特人的概念都是一个现代的解释和被采用的‘族名’(ethnonym)”。需要提及一个虽小但并非不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第一个观点在詹姆斯的书中是这样叙述的：“没有记录表明在1700年以前，不列颠和爱尔兰有人自称‘凯尔特人’。”这两个基本观点客观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他的书其余部分证实了这两个观点，并探讨了被广泛接受的凯尔特西方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他的所有讨论都意味着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变得有些多余，那就是凯尔特人是何时从何地来到英国的。但是，人们最初是如何开始相信凯尔特人曾一次或数次入侵过这些岛屿的呢？其中的一些细节我们稍后再做讨论，但简短的回答是，这一切是古文物学者爱德华·卢伊德(Edward Lhuyd)所发起的。他为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创造了“凯尔特语”这个统称，并在1707年的巨著《不列颠考古》(Archaeologia Britannica)中讨论了这些语言和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他注意到高卢语、爱尔兰语和布立吞语之间，以及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后对这两组语言(后来被称为Q凯尔特语和P凯尔特语)进行了历史性的解释。他提出，爱尔兰不列颠人从高卢搬到不列颠群岛定居，但后来，随着第二拨高卢人在不列颠南部和西部定居，他们被驱赶到了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

从此，18世纪早期的这一假设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其持久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乐于接受彼此的解释，在一个不加批判、相互支持、缺乏坚实基础的圈子里，双方互相补充，互相支持。人们不禁要问：有多少18世纪早期的其他假说为此后将近两个世纪设定了科学议程？

就这样，几乎是以一种偶然和默认的方式，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的居民成了凯尔特人。1863年，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奥古斯都·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出版了一本英国装饰金属制品的目录，他选择用“凯尔特晚期”一词来描述铁器时代的物品。在《大英博物馆早期铁器时代文物指南》(British Museum Guide to the Antiquities of the Early Iron Age)第一版(1905)中，整本书都使用了这个词语，但在第二版(1925)中，这个词语被弃用了。因为，正如前言中谨慎指出的那样：“关于这些岛屿上早期凯尔特文明的存在及其存在日期，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个假设已经开始出现漏洞了，但直到此时，70年过去了，考古学家才开始认真地捶打这幢已然破落的大厦。

21世纪初，有关凯尔特的辩论如火如荼，各种各样的意见——如帕特里克·西姆斯·威廉姆斯(Patrick Sims Williams)1998年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从凯尔特热到凯尔特怀疑论》——都被表达了出来。这场辩论很活跃，有时也会有些激烈，但所有参与者都同意的一点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许多种大相径庭的信息需要考察。直接的考古证据有助于深入了解仪式行为、埋葬风俗、聚落布局和各种物质文化，其中包括通常被称为“凯尔特艺术”的独特艺术风格。语言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那些密切相关的语言的范围和发展，遵循卢伊德的叫法，我们依然称其为凯尔特语。此外还有古典文献，希腊和罗马作家笔下的凯尔特人有不同的名称，如“凯尔特人”(Celti、Celtae、Keltoi或Celtici)、“高卢人”(Galli或Gallici)和“加拉太人”(Galatae)。在许多展示希腊罗马世界互动和冲突的“历史”中，这些作家轻蔑地描写这些奇怪的野蛮人，并用这些野蛮人来代表地方特色，而在他们的如椽妙笔下，希腊罗马世界总是会以获胜者的姿态出现。

我们也不能忽视爱尔兰和威尔士丰富的通俗文学和古代法律的潜在贡献，这些文本建立在古老的口述传统之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修改，在一次次重述的过程中不断积累。

这些文本汇集了丰富的材料，但我们不能把它们来个“一锅烩”，并期待一个完美的凯尔特形象的出现。要想把事实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分开，并提炼出它在这场辩论中的价值，需要从关键的参数与变量来考量每一种不同的证据。在这种解构的过程中，凯尔特人和凯尔特文化是否会一起消失，这还有待观察。要想知道结果如何，请接着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