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汉半两钱——承秦制的早期西汉货币

历史毋庸赘述。众所周知，秦始皇死后不久即天下大乱，战事不绝。

农耕时期的战争，动辄数十万人的参与，不仅大大地减少了人口，更是对生产力极大的破坏。秦灭亡后，楚汉相争，刘项对峙，五年期间累计战事大小72场，最终刘邦削平群雄，于公元前206年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汉皇帝登位，汉初沿用了秦代的货币制度，黄金与铜钱并行。虽然铜钱因连年战争、生产萎缩而不断减轻重量，但是仍然称作半两。《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说明刘邦在建立汉朝初期曾令民间自铸荚钱。这种做法应该与其“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关。陆贾在受命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时指出：“（秦）事逾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认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是以君子尚宽舒以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刘邦接受了这一观点，汲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采取轻徭减赋、缓刑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这种做法对于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把铸币权也下放到民间，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单纯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允许民间私铸钱币实际上平民百姓仍然会深受其害，获利的还是豪强富商，而富商们比国家还要富有，就会形成新的割据势力。之后发生的“七国之乱”就是明证。具体来看，民间私铸货币的危害主要有：

1．私铸货币的重量及成色无法统一，不统一的货币在使用中势必造成混乱，给商品交易和人民的基本生活带来不便，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2．私人铸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货币发行量不受控制，流通中货币数量暴涨，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扬，人们生活水平下降。

3．铸币带来财富的数量和速度毋庸置疑，人人都想通过类似方法致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铸币的客观条件和技术。于是，开放铸币环境增加了犯罪的可能，社会混乱，政府管控困难。

4．自行铸币等同于国家放弃了财政收入。个人可以通过铸币的方式避免向国家缴纳税赋，同时财富的增加也会带来人们对于权力的追逐，带来政治统治的不稳定。

显然，刘邦的统治理念对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大有裨益，但是在健全金融秩序方面明显上考虑不周，任私铸货币行为放任自流，可以说是刘邦基本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在西汉时期，半两钱前前后后一共铸行过五次。

1.1.1 第一次发行：刘邦时期

汉朝建立以后，百业凋敝，民生艰难。百姓生活困苦，购买力低下，社会能供应的生产、生活物资也不丰富。在这种情况下，秦半两币值过重，流通不便，不利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

汉高祖认为秦钱太重，于是允许获得政府授权的民间人士铸造轻小的货币，被称为荚钱，或“榆荚半两”。荚钱面值较轻，因而流通顺畅，特别适合于在特殊困难时期普遍贫困的平民使用。

当时的轻钱虽然被称为半两，但较之标准半两，甚至秦二世时的减重半两钱，重量已大大减轻。一般认为，汉初官铸的半两钱，钱重只有三铢左右，仅及标准半两钱重的四分之一。这种钱的法定重量为三铢（约2.1克），即秦半两的四分之一。但是由于私铸之风甚盛，民间自铸钱币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且越铸越小，甚至有的小到直径不到1厘米、重量不到1克，一挨即碎。外形也与秦半两有了明显的差异。汉初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廓，肉薄，形制不够规整。

可见，铸币权下放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形成统一严格的配套管理，导致各地方所铸不同样式、轻重各异的钱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令百姓不知所从，货币的信用度很差。再加上一部分人借铸币牟利，在造币过程中掺假，随心所欲地偷换铸币原材料，任意减重，大量滥造，更加重了恶钱的泛滥，加重了百姓对货币的不信任感。当时，长安恶钱泛滥造成货币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汉书》记载：“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一石米的价格竟与一斤黄金等价，而一匹马则要百金，也就是一百万钱，可见通货膨胀率之高。

要铸钱又缺少铜料，于是只好以“秦钱重难行”作为遮羞布，一面大量回收旧币，销毁化为铸币的铜材；一面铸造耗用铜材量较少的轻钱。民间私铸之钱，制作更为粗劣，钱重与官铸钱也有差异。即使如此，中央所铸的轻钱仍不敷所用，于是，刘邦又在公元前199年颁行了《盗铸令》，以立法的形式禁止民间的铸币行为。尽管颁布了禁铸令，从法律角度讲不让大家自己制造钱币，但事实上对任何有能力自铸货币的群体而言，能自己“造钱”这个事情本身即具有诱惑力，也就是说禁铸令并没有真正达到阻止民间私铸货币的目的。

如果从现在的角度看，钱币变轻其实是货币理念进步的一种表现。但是，针对当时实物货币为基础的特征，币材变轻即为实物与其价值不等的问题，不容小觑。再加上前述币制混乱的后果等原因，到了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政府明令禁止民间私铸伪钱了。

1.1.2 第二次发行：吕后时期

汉高祖为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原料不足为由允许民间自铸荚钱，以期借助市场的力量自行增加货币供应量。中央政府的这一举措虽然可解一时燃眉之急，但同时助长了民间盗铸钱币的风气，从长远来看显然是弊大于利的。于是在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汉朝政府开始出手整顿混乱不堪的货币市场，收回铸币权，发行新的货币——八铢半两。图3-1-1即为“八铢半两”。

吕后时期所铸的半两钱的重量是八铢和五分。吕雉亲政后鉴于钱币太重而不方便行用，钱轻了又有损于币制，于是在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铸行“八铢半两”。这种八铢重的半两钱，是把减重较少的半两定为铸行货币的标准。这比当时的“榆荚钱”增重了五铢。

汉八铢半两的特征是体大肉薄、背平无文，钱文书体扁平，已经有隶书的趋向，钱直径2.8～3.2厘米，重4.8～5.5克，为汉半两中最大的一种，其制作也较整齐。此钱行用不久，大多被商人私自熔化，改铸为小的榆荚钱牟利。吕后六年不得不停铸此钱而改行“五分钱”。“五分钱”实际重量只有2.4铢，仅是秦半两的1/5，再现了西汉初期刘邦的“荚钱”，如图3-1-2所示。

1.1.3 第三次发行：汉文帝时期

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铸行“四铢半两”，简称“四铢钱”，又称汉半两。其直径为2.4～2.6厘米，重2.2～2.8克，钱穿孔比较小，无内外廓，钱文制作比较规范，如图3-1-3、图3-1-4所示。汉文帝铸行四铢半两适应了当时的国势民情，持续了三四十年没有改变过。汉文帝只重四铢的半两钱，反映了铸币的名称和重量明显不符的特征。这实际上是世界各国货币史上共同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阶级通过此举可以节约币材，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货币逐渐脱离商品属性，单纯作为流通和交换媒介属性的进一步确立。

同年（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再次允许私人铸钱，不过对币材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要求制币所用金属不得掺加铅铁等杂质以保证不降低钱币质量，并且对违犯者处以“黥刑”（脸上刺字）。此律一出，等同于重新开放了铸币权，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借此大发横财。文景时期因铸钱致富最突出的有吴王刘濞和财过王者的大夫邓通，当时曾有“吴邓氏钱布行天下”的说法。

当时吴王刘濞封地吴国的豫章郡（辖境相当今江西省）有铜山。刘濞广招天下亡命之徒，大量采铜铸钱，“富埒天子”。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曾狂妄宣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出身布衣的大夫邓通更是得到汉文帝的馈赠——蜀郡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峰乡宝子山），并且被授权可以像诸候王那样铸造钱币。由于可以铸造钱币，其财富超过了王侯。可见，这种自由放任的铸钱政策，只能有利于贵族、豪强和富商们。他们既占有矿（铜）山，又拥有劳动力，还有雄厚的资本和专门的技术，开放私铸，使他们成为直接受益者。

《汉书·食货志》记载：“孝文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自铸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间）。”以上内容与《史记·平准书》同，对四铢半两的铸行时间均做了相当明白的记述。说明三度铸行的半两钱，即是有外廓的半两钱，至少在汉文帝时期就已铸行。

1.1.4 第四次发行：汉景帝时期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采取削减诸侯王国官吏等措施，把王国的行政大权收归中央，在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颁布了“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的法令，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只准郡国铸币。郡国是直属中央的，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这样，西汉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铸币权。西汉昭帝时曾铸铁质“半两”钱币，方孔圆钱，直径2.3厘米，是目前可以考证的最早的铁质货币。

虽然汉景帝颁行法令再次禁止私人铸钱，但私人铸钱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到汉武帝统治时，为了遏止私铸，频繁下令进行钱币改铸。之后，汉武帝又严令执行由桑弘羊提出的经济政策，将冶铁、煮盐和铸钱等权力全部收归官营，从而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地方上豪强权贵的割据势力，开辟了更广泛的收入来源。

1.1.5 第五次发行：汉武帝时期

众所周知的是汉武帝开创了使用五铢钱的历史，而忽略了汉武帝也曾铸行过半两钱。在建元五年，汉武帝为了防止民间磨取半两钱的边廓私自铸钱，开始把半两全部加铸边廓，所以武帝半两又称“有廓半两”（图3-1-5）。

汉半两穿孔收小，字形不带隐起、笔画方折且字面平整，“半两”二字较扁平，有明显的汉隶味道。

汉武帝铸的有廓半两，大多为外廓，有内外廓的吴地半两很少。

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随着五铢钱的开铸，半两的铸造历史也进入尾声。所以，武帝晚期的半两都比较随意，甚至随意到少铸了个“半”字（图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