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前世今生说「水浒」
嘉靖文人的集体惊呼
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某一天，京城有个叫高儒的武官，放下手中的笔，长吁了一口气。他为家中的万卷藏书编写书目，历经数岁，终于杀青。
高儒（1510？—1553），字子醇，号百川；叔祖高凤是明正德朝司礼监大太监，官至一品。借着叔祖的权势，高儒的父亲高荣和伯父高得林，都做了锦衣卫的高官。高儒自己也入职锦衣卫，官至指挥同知。
锦衣卫是明代的特务机关，恶名昭彰。不过高家却附庸风雅，喜欢藏书。经家族三代经营，积书万卷，计两千种。高荣很想编一部书目，却始终未能如愿。高儒秉承父志，焚膏继晷，在父亲过世后的第五个年头，终于将书目编成，就用自己的别号做书名，题为《百川书志》。（参考罗旭舟：《高儒生平家世与〈百川书志〉》，《中国典籍与文化》总第60期。）
武弁编书目，难免不够“专业”。书中不仅收录了经、史、子、集等“高大上”的典籍，连同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曲本之类，也都一股脑儿收入。《忠义水浒传》的大名，便赫然出现在《百川书志》中：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按“的”，读为dí，“的本”即真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周密）《癸辛杂志（识）》中具有百八人混名。（卷六《史部·野史》）
这条信息意义非凡。它几乎是古文献中头一回披露百卷本《水浒传》存世的消息，连同书名全称、篇幅及作者信息，也都记录完备。——只可惜这部“钱塘施耐庵的本”今天已经失传；人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百卷本，是万历杭州容与堂刊本，比高藏本面世至少晚了七八十年。
《百川书志》只收了两部小说，另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是罗贯中所编，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贯中编次”。——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今天还能见到，应即《百川书志》著录的这一种。
说高儒编书目“不专业”，其实有失公允。一来，高儒不是替学府、书院选编书目，他编的是自家藏书，自然是有书必录。二来，这两部小说体量庞大，若按五卷一册装订，都在二十册以上；论部头，超过任何一部儒家经典，乃至“碾压”史书《三国志》，直与《史记》《汉书》相颉颃！这样的皇皇巨著，无论摆在案头还是插上书架，都是令人难以忽视的。
高藏本《水浒传》固已失传，好在还有嘉靖版《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可以概见此类书籍的面貌。细看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字用赵体，刻印精美。每遇多音字，还以小圈在四角不同位置标出四声。——学者指出，这是典型的内府刻书款式。
小说历来被视为稗官野史、草民读物。然而这两部质、量空前的新型小说，显然不是印给百姓看的。高家能获此两书，全仗着锦衣卫高官的位势，又焉能不编入书目、谀辞称颂？《百川书志》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时，便附有高儒精心编撰的评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其实《百川书志》著录小说，只是个开端。稍后出现的两部书目：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和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也都收入了这两部小说。——晁、周二位都是嘉靖进士；晁瑮官至国子监司业，相当于是中央大学副校长。他们编订的书目，谁还能说“不专业”吗？
《宝文堂书目》列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忠义水浒传》三书，前两书都标有“武定版”字样。——嘉靖朝大官僚武定侯郭勋“雅好文艺”，最喜刻书，家刻典籍质量一流，“武定版”名扬天下。
《古今书刻》所收《三国演义》《水浒传》均列名“都察院”名下。都察院是明代的中央官署，相当于前朝的御史台。如此庄严的衙门，居然也刻起小说来，这倒是件有意思的事儿。这些书印出来，显然也不是给老百姓读的。给谁读呢？大概除了衙署内的官员，主要还是呈送宫中、赠给朝臣吧。
有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几乎所有关于《水浒》（还有《三国演义》）的信息，都是在嘉靖朝“一窝蜂”出现的。除了书目著录，嘉靖朝的学者郎瑛和田汝成，也在各自的著作《七修类稿》《西湖游览志馀》中讲到这两部小说，对罗贯中则有褒有贬。
在众人争说《水浒》的声浪中，有一个声音“分贝”最高，那是以太常寺少卿李开先为代表的一伙文官发出的，他说：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叙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一笑散·时调》）
李开先等人所读《水浒》“一事而二十册”，正应是按五卷一册装订的百卷（回）本。而把一部通俗小说拿来跟国史开山之作《史记》相提并论，亦可谓石破天惊！
请注意这些发声者的身份和年龄：他们大都是嘉靖朝（1522—1566）进士出身（内中包括“嘉靖八才子”的成员），除了崔后渠（崔铣）、熊南沙（熊过）年纪稍长，李开先、唐荆川（唐顺之）、王遵岩（王慎中）、陈后冈（陈束）全都生于十六世纪开头的十年，几乎跟高儒同龄。
通俗小说一向被视为“下里巴人”，排斥于九流之外。谁曾料想，最早不惜工本、出资刊刻的竟是中央衙署都察院，以及郭勋等当红贵族，而最先追捧它的又是高踞文坛之巅的士夫朝官、文化精英！——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十六世纪“稗官野史”在文学领域所获的位置，予以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