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组织化学习、学习型组织理论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佛瑞斯特从系统论视角下建构了组织学习理论，彼得·圣吉以组织行为学为基础，对学习型组织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此外，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学习也有所涉及，主要散见于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著作和人物传记著作之中。从时间节点上看，主要集中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时期。从方法上看，外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学习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了运用具体历史事件和案例进行研究的方法。从研究倾向来看，逐渐由迎合欧美读者的猎奇需要向学术研究转变。从取得成果来看，主要以一般性整体研究为主，没有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成果。从国别区域来看，以欧美学者为主，兼有其他国家学者，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包括：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西奥多·怀特的《中国抗战秘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以及英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等，这些带有通讯性质的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学习活动进行了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包括：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在其著作《习近平复兴中国》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在于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浩大的党员培训工程，建构了各级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在其著作《习近平时代》一书中对习近平的书政和学政进行了全景式论述和罗列。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认为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问题上的重大制度和组织创新。总体来看，国外学者的学习型组织理论以及对我们党的学习方面的研究采取的独特方法和视角，拓展了本书的研究眼界和思路。

（一）国外研究主要内容综述

1.关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学习历程及其影响的研究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学者罗斯·特里尔在著作《毛泽东传》中讲述了青年毛泽东的读书学习生活以及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读书写作生活，并认为毛泽东的学习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战胜国外内敌人起到了引领作用。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在其畅销美国的著作《习近平时代》一书中对习近平的读书学习和求学经历进行了介绍和罗列。

2.关于中国共产党学习方式的研究

在《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中，罗斯·特里尔认为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适应能力是其在西方的一片唱衰声中不降反升的原因，这种适应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学习。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体现在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浩大的官员培训工程，最核心的是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中间是各级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最外围的是中共与国内外高校合作的培训项目，中共对各级官员的培训工程能够让其自身不断发展，克服了本领恐慌。新加坡学者薄智跃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学习模式，并对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的授课内容、特点等进行了具体分析。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帕斯夸里·帕斯奎诺把中国的优势归结为中国有一个重视且善于学习并根据实际不断调适自我的执政党。

3.关于中西社会学习的对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全面开展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海外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学者逐渐增多。例如，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学习社会，西方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说教型社会。西方传统的传教士心理，这种传教士心理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群体崛起，使得西方要求非西方国家都必须遵循西方价值观，西方中心论、西方政治正确论、西方例外论都是建立在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文明这一说教的基础上，作者强调西方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吹捧恰恰印证了西方的说教社会秉性。

4.关于西方学习型组织理论的研究

国外一些关于学习，特别是组织化学习、学习型组织的研究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学习问题的窗口。佛瑞斯特在20世纪60年代，从系统论视角下建构了组织学习理论，彼得·圣吉以组织行为学为基础，对学习型组织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20世纪80年代学习型组织理论开始在企业界和管理思想界受到重视；90年代初，彼得·圣吉以组织行为学为基础，对学习型组织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和系统设计。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美国杜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微软等著名企业开始引入学习型组织理论来改造自己，并取得显著成效，学习型组织开始风靡全球，国外学者的学习型组织理论以及该理论建构过程中采取的独特方法和视角，拓展了本书的研究眼界和思路，对我们深化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二）国外研究的认知评价

纵观国外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学习历程的研究较为分散，并且分析往往集中在一个点上，集中在具体的学习机制、学习方法、学习形式和学习载体方面，甚至还有一些片面，对中国共产党学习历史的起源、特征和动力等未能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尽管国外学者对于中共领袖人物个人的学习历程研究的较为具体和详细，但缺乏战略和哲学层面的思考，即中国共产党为何会重视学习，为何能组织好学习，学习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关系等缺乏系统论述，存在重微观具体、轻宏观概括，重感性理解、轻理性思辨，重单一个人、轻整体组织的现象，并未真正领悟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真谛。外国学者之所以对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问题的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固然有中外研究的差异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世界观、政治背景以及其他方面的局限性。例如在《中国大趋势》中，作者认为是新教伦理精神，基督教宗教因素促使西方形成了传教士心理和说教型社会，无法从经济基础上，从私有制和资本逻辑角度去深入思考。但即使存在研究不足，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学习历史以及领袖个人读书学习历史的详细描述，也能为我们进行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二 国内研究综述

随着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以及中央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战略的提出和部署，国内对学习问题的研究开始深化，对于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学习型政党的研究之中，主要体现在对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论述、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风问题的论述。与之相关的学术著作有谢春红著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新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文学国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申国昌、史降云的《中国学习思想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乔炳臣、潘莉娟的《中国古代学习思想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等。辅导性读物主要有：中共中央理论局编写的《论学习——重要论述摘编》（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李君如主编的《学习型政党干部读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之中。

（一）国内研究主要内容综述

国内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研究的相关文献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体研究，二是具体研究。一般性整体研究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基本内涵、理论来源、主要内容以及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系方面；具体性研究主要包括具体历史时期学习观、具体人物的学习观、具体学习内容和具体学习方略等几个方面。

在整体性研究方面：

1.关于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内涵

国内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科学内涵的论述主要是从本体本质论和功能价值论角度来进行阐述。在本体本质论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学习观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学习的态度、看法和观点体系。曾国勇在《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看学习型政党建设》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学习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关于学习立场、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风气、学习目标的根本看法，即中国共产党把学习作为一个认知对象去“观”这一认识对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结论和观点。贾春锐在《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历史演进》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学习观是中国共产党对学习的本质、特点、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曹富雄在《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观的时代视野和国情意识》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而展开的一系列思想观点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功能价值论方面，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内涵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学习的价值、功能和效果的分析来加以论证。甘忠诚在《浅析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习观，这一学习观是在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学习观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学习观指导下，党风、政风、民风、社风有了很大进步，促进了学习中国建设。李春梅在《肩负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学习型政党研究——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历史考察》中通过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的功能来表征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内涵和特点。

2.关于中国共产党学习观形成的理论来源

基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考虑，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理论来源主要是以史论结合为视角进行概括、归纳和总结。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理论来源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学习思想、列宁执政党学习思想、中国传统学习观和西方文明中的学习传统。严书翰在《严书翰自选集》（2010—2015）中把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学习的源头追溯到无产阶级政党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政党领袖一开始就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学习，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习基因，这种学习基因是通过三部关于党的纲领的重要著作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思想观点的论述来加以展示和证明的。张声雄在《学习型政党研究的新视角》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习理论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理论基础。曹富雄在《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观的生成逻辑》中把中国共产党学习观形成的理论渊源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习理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学习观和西方文明中的学习传统及其理论成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作为中国共产党学习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张学中在《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思想的文化底蕴》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学习思想的文化底蕴包括三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学习思想形成的内在因素；西方先哲和承继者们的学习思想资料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直接源头。

3.关于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为何学习、学习什么以及怎么学习三个方面。为何学习主要涉及学习的目的、价值、意义和定位。朱荣英在《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学习观的形成过程及意义》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学习观，这就决定了学习的内容首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学习。张学中在《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观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根据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工作重心的不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需要不断学习与工作相关的各种业务知识，并且用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在怎么学习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深入调查研究，并通过载体、阵地、机制等保障学习和学风的端正。冯凡彦在《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演变及特点》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的主要任务不同，所采用的学习形式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并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学习观，包括：领导中国革命时期的实践学习观、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理论学习观、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新学习观。

4.关于中国共产党学习观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系

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关系。周新城在《怎么理解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指出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同西方的“学习型社会”理论相比，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学习的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武装全党。这实质上指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学习观来武装头脑，树立马克思主义学习观，才能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保驾护航。李君如在《你了解中国共产党吗？》一书中认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密，强调党是通过学习把全党组织起来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学习体系。曾国勇在《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看学习型政党建设》中追溯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学习的论述与思想，认为提炼党的学习观，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路径遵循。郑吉伟在《中国共产党学习观与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党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认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思想是党的学习观的逻辑展开。丁学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观论析》中认为，加强党的学习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提高对学习问题的认识和学习的能力。对当前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党员综合素质、增强执政能力、永葆先进性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与党的事业发展的关系。王伟光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中认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党的事业、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保持党的先进性。丁伟在《论学习型政党的哲学意蕴、历史根基与时代价值》中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学习观能够为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类政治文明进程提供借鉴和启示。与民生建设的关系。马秀昀在《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观的民生取向》中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观的民生取向进行探究，认为党的学习观的落脚点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表征为为人民的民生利益诉求服务，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学习观，能够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思想引领。

在具体研究方面：

1.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学习观的考察

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考察按照时期来进行研究包括建党初期、延安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十六大以来、十八大以来。龚若晴在《改革开放以前党的学习观的历史演进》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观是通过对党内曾经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的学习观进行了坚决抵制和纠正过程中逐渐确立的，并对整风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确立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进行了论述。王香华在《论延安时期学习型政党建设》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开展整风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的形成做了理论和舆论上的铺垫和准备，并认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对新时期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沈蓓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特征与现实启示》中把延安时期我们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特征概括为：学习制度的完善性、学习精神的刻苦性、学习目的的实用性、学习方法的灵活性、学习氛围的浓厚性、学习眼光的开阔性，并认为这些特点能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学习观提供有益借鉴。王永顺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学习的思考和探索》中指出经验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并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理论学习方面的采用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阐述。祝志男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新发展》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问题，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王保彦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状态》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问题上越发具有国际视野，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学习的立场、态度、方法和价值旨趣，在特点上概括为海纳百川、虚怀若谷、虚心学习。

2.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学习观的具体研究

主要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学习观的研究。从学术论文来看，数量上已有一百多篇，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学习观的研究。从学位论文来看，毛泽东学习观和学习思想研究的学位论文11篇（硕士论文）。邓小平学习观3篇（2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江泽民学习观1篇（硕士论文），胡锦涛学习观2篇（硕士论文），习近平学习观2篇（硕士论文）。毛泽东与邓小平学习观比较研究1篇（硕士论文），江泽民与胡锦涛学习观比较研究1篇（硕士论文），习近平学习观（21篇学术论文）。列宁学习观1篇（硕士论文），列宁执政党学习思想研究1篇（博士论文），刘少奇学习思想2篇（硕士论文），陈云学习思想和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2篇（硕士论文）。

关于毛泽东学习观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同志不仅自身努力学习，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带领全党通过思想建党、整风运动等大力推动全党的学习教育，通过引导和带领全党同志不断学习，使全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学习观的束缚，马克思主义学习观得以在全党树立，在毛泽东学习观影响下，全党成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学校和大熔炉，在毛泽东学习观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当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方面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学习是为了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对于“学什么”，毛泽东认为首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同时，一定时期的学习总是离不开党在一定时期的主要任务。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学习马列主义；二是学习具体专业知识；三是学习党史国史；四是学习党的各项政策。也有学者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学习马列主义；二是学习党的革命经验；三是学习历史知识。对于怎么学，毛泽东十分注重方法论的掌握。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是要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二是要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三是要善于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建立学习制度，进行有效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关于邓小平学习观的研究。对于“为什么学”，邓小平要求全党要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高度来看待学习，认为学习不仅关乎党员个人发展，也关乎全党的发展。有学者将邓小平学习观的立论依据概括为：一是适应时代主题发展变化的内在需要；二是统一全党思想的必然要求；三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遵循。也有学者概括为：要推进改革开放，就必须加强学习；加强学习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方法；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对于“学什么”，邓小平强调只有全面学习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经常强调的学习内容包括：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二是科学文化知识；三是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也有学者总结为：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二是重视并善于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学习。对于“怎么学”，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二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要善于向外国学习。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是要理论联系实际；二是要向人民学习；三是注重经验教训的总结，在试点探索基础上，逐渐推广。

关于江泽民学习观的研究。江泽民在继承党的优良学习传统基础上，深入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有力地提升了全党的学习能力和水平。对于“为什么学”，江泽民从不同维度进行了论述。对此，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学习是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方法；是增强本领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工作的有效路径。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学习是我们党与时俱进的要求；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对于“学什么”，江泽民同志对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要求。有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重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二是要努力学习现代经济知识和科技知识；三是要注意学习历史。也有学者概括为：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学习现代科技知识；三是学习法律知识。对于“怎么学”，有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二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三是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学习理念。

关于胡锦涛学习观的研究。胡锦涛同志在学习的必要性、学习的内容、学习的学风和学习的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在学习的必要性方面，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同志重点是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角度提出要加强全党的学习。也有学者提出是为了使党能够通过学习来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在学习内容上，学者普遍认为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在学习方法上，有学者认为是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同时建立了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提出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具体要求。也有学者提出主要是坚持把理论学习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坚持把书本学习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关于习近平学习观的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在学习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通过营造学习氛围，厚植学习风气，完善学习机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习成效，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习近平学习观中蕴涵的精神实质与价值旨归，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为何学习方面，习近平更多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以我们党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一些学者概括为：学习既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形势和任务决定的，学习应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逻辑中去把握。还有学者认为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求不断学习，改善学习，不学习难以引领时代，难以胜任伟大事业。在学什么方面，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强调要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要求念好马列真经，同时更加注重对党史国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学习价值和学习基因的挖掘。有学者概括为四个方面内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学习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习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方针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学习专业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包括三个方面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及相关业务知识、经典文献及历史篇章。在怎么学问题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注重调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各类学习制度，注重从全面从严治党角度来全面净化学习环境，营造良好学习生态。对此，有学者概括为：把握正确的学习方向，制定科学的学习方法，选取有效的学习形式。还有学者概括为阅读与思考相统一、读书与运用相结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追求高远的学习境界。

3.对中国共产党具体学习活动的归纳研究

梳理党成立九十多年来的学习活动，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学习观内容的重要方面。学者们对党成立以来开展的学习活动进行了全面梳理。施光跃把党的学习活动概括为五次：第一次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式学习教育活动；第二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经济管理、科学技术等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知识；第三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号召全党重新来一次学习；第四次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第五次是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战略要求，并组织全党对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学习。徐贵相在《信仰改变中国，以思想建党塑造民族精神》一书中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学习活动概括为三次：第一次是延安时期的整风学习运动，纠正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观在全党正式确立；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学习教育活动，通过有计划的调整扩大各类专业干部学校，为新中国建设社会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学习活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通过党员干部大规模出国考察和派遣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培训机制，开展全党范围内的学习教育。

（二）国内研究的认知评价

国内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研究成果丰厚，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本论文提供了丰沃的学习养料和有益的方法借鉴，对于本论文开展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深刻启示作用，但仍然有进一步完善之处。从整体性研究来看，内容归拢罗列性研究多，内容之间逻辑关系研究少，缺乏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主要特点的概括，对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生成机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的形成过程研究不足，主要是从本体论进行论述，对实践应用的分析不足，即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问题上面临的战略态势缺乏分析，对我们党的学习优势和学习不足研究还不够深入。从具体研究来看，对某一个时期或某一领导人的学习观研究多，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个体性，同质性研究多，内容归拢罗列性研究多，内容之间逻辑关系分析少，对党的不同历史时期学习观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少，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观的整体性研究和整体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