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
- 卞东磊
- 1982字
- 2020-11-29 16:43:12
第五节 报刊作为意见表达的新机制
中国读书人向来喜欢评头论足。作为美学共同体的成员时,他们偏爱评论作品的文辞雅趣;甲午时分,注意力转向战争,他们又对朝廷的糟糕表现感到愤怒。但总体上,这些意见还是私人性的,其存在形式,或者是日记里的独白,或者在周遭世界流转,鲜少有持续发酵、公之于众的机会。
借助现代报刊表达意见,并不是一件十分古老的事。在中国,这一方式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王韬。柯文说,王韬作为报人的生涯“具有广阔的意义”,他是一个以传统方式追求权力和影响的失败者,不过,他在《循环日报》的言论事业中完成了“自我实现”:
得到同代人的愈来愈多的承认。由于一些官吏开始征询他的建议,而中国年轻的改革者也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指正,他的社会价值感自然增加了。王韬作为记者和政论家而“达”了。这样,他就从总体上对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53]
维新期间,对于以办报为主业的梁启超等人来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像王韬那样,不停地在报刊上发表意见。不过,对一般读书人而言,在报刊上发表文字的机会凤毛麟角。幸运的是,本书论及的皮锡瑞,曾获得将文字公之于众的机会。1898年,他在南学会的十二次演讲,全部刊登在《湘报》。或是注意到了报刊的特性,与讲稿相比,皮锡瑞在报刊上的文章不仅锋芒有所收敛,而且“语言更加通俗,几乎全部是口语”。[54]
讲稿一经公开,其影响就立即溢出了学堂和日记的范围,成为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共享的文本。或因此故,保守派叶德辉屡次来信,批评他离经叛道。叶在《湘绅公呈》中明确写道:“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55]后来,苏舆编撰的《异教丛编》,也将“康有为所著书,梁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56]
受攻击的力度越大,越能证明公开的力量。对皮锡瑞个人而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只属业余兼职,尽管增加了社会声望,但他并未收获王韬的那种“自我实现”感,也没能像民国后的吴虞那样,可以通过在报刊这个“晋身的阶梯”,打开北京大学的大门。[57]毕竟,他不是职业报人,那时的社会还没有多少新的职业用来安顿读书人,湖南维新运动一结束,皮锡瑞就只能回到传统的位置,依靠在书院讲学谋生。
不过,如果将这一微不足道的个人行为放置到政治体制的层面观察,在报刊上发表政见,就具有“新参政方式”的现代意义。过去,政治体制外的人们,如果碰到严重不公的事情,如横征暴敛、被无故判处死刑,可以采取“宣告罢市”、“击登鼓闻”、“拦轿喊冤”等办法;若某人“思出其位”,还想对政府表达一些意见,那么,他就需要走程序、按部就班地上书请愿。明朝初期,朝廷曾鼓励没有入仕的普通人向皇帝上书言事,可是到了清代,这一象征性的制度早已关闭,“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58]“而且上书的主要内容是诉冤,发表政治见解的可能性极小,且有多种限制”。[59]所以,1894年时急切想要表达政见的孙中山,只能通过私人关系联系李鸿章,即便成功,也是偶然。
维新报刊作为一种意见表达的新机制,冲击了帝制中国封闭凝固的政治结构。官衔低微的严复,如果没有《国闻报》,就只能像孙中山一样,疏通关系,请都察院代奏,其政治见解的命运多是中途夭折;即便运气十足被皇帝或高级官僚看到,其影响也溢不出朝廷。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说:“当行为的后果没有溢出圈内,而影响到圈外与此相关的人,这种行为就只具有私人的性质。”[60]因此,茅海建说,即使百日维新期间言路开放,各路司员的上书也“更适合作为报章中的言论”:
如果他的条陈不是进呈皇帝,而是公诸于社会,比如说发表于当时还并不为多的报章,反而更有意义。他提出的问题可以让大家讨论,在讨论中不断地完善,也使当的官员能真正从“变法”走向“变心”。[61]
严复的“拟上皇帝书”就没有选择那个封闭的纵向结构,而是在传统政治的旧路外另辟一径,将本来给皇帝大臣看的东西,撒播到社会中,引起同时代读书人的讨论,从而积累了影响力。这就赋予报刊以“体制”的意义,“首先是作为分散各地的士人联络之媒介,其次是作为越过层层遮蔽中央的腐败官僚,成为士人直接向有权者进言的管道”。[62]
曾有人形象地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的传播体系是“T”字形结构,由“在统治阶层内横向流动的水平流程”和“流向被统治阶层,即自上而下的单向垂直流程”构成。[63]皮锡瑞、孙中山、严复的政见,如果有进入这个“T”字形结构流动的企图,它就必须“逆流而上”,克服重重困难,方有可能到达顶端,为皇帝大臣所知晓。维新报刊则在现有体制外另修了一条属于读书人的传播线路,这条线路周围布满了数量惊人的读者,他们分散各地、互不相识却能平等共享。当围绕在这条线路的人越来越多,分散的细流便逐渐波澜壮阔而具有“民意”的色彩,因而,就可能像“拟上皇帝书”那样,进入到传统的政治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