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识“时务”者为俊杰：维新报刊的扩散

本书第二章曾揭示，若无甲午战争这一重大事件，上海新闻纸恐怕难以得到读书人真正的欣赏。事实上，即便经历了1895年，读书人对洋人所办的上海新闻纸仍有疑虑。直到1896年《时务报》出版后，报刊才获得了合法性，顺理成章地走进读书人的阅读世界。以议论见长的维新报刊，通过知识的正当化这一路径，嵌入了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

战败议和之后，民族情绪的激发和对朝廷当局的失望，刺激了读书人产生了普遍的“中国意识的危机”。[36]不过，儒家内部的经世思潮所要求的“切合实际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宁和繁荣的道义责任感”也即刻复活，读书人急切地为国家寻求变革之道，各种论述、实践、表达等众声喧哗，中国进入了“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37]

变革需要知识。本来，儒家典籍里充满着各种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答案，但1895年后，这一知识体系不再灵验，它无法解答皮锡瑞、孙宝瑄等人的精神困惑——为什么中华帝国会如此一败涂地？

作为历史的经历者，他们不能像此刻的我们一样，即刻领会此乃现代性的后果。“经过产业革命与政治革命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诸国力量——政治力、经济力与军事力——在人类历史上本身是前所未有的”。[38]不过，读书人业已敏感地发现，儒家典籍流于空疏的缺陷，是导致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于是，朝野之间迅速达成了共识，人们开始全面回应知识的危机，并逐步形成一种新的“人才观”：那种沉溺典籍、为应付科考而从事帖括小楷的人已不再切用，朝廷的重振需要的是“识时务”的人才，方能解决现实的危机。

“时务”是一种知识吗？《三国志》云：“儒生俗吏，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39]“识时务”，大抵指可以根据时机、形势或时代潮流，做出正确的选择。“时务”还有一个更为狭窄、但十分重要的意义，即“时政”。咸丰六年（1856），陕西考生黄云瑞呈递奏本，违反了朝廷禁止布衣上书的政令，被责斥为“擅自进京，妄陈时务”。[40]所以，当汪康年的报纸被命名为“时务”时，引得同人担心其过于锋芒毕露，谆谆告诫其出言须谨慎。[41]

据王尔敏的研究，自光绪年起，有识之士就开始重视“时务”，甲午战后，陕西学政率先开设“时务斋”：“斋名时务，自治身心，正救时之本原，留心天下国家，尤救时之急务也”；汪康年、梁启超随后创办《时务报》；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时务一词遂成朝野热门口号”。[42]

维新期间，“时务”承担了知识的重任，变成了一个包含时事、论述、西政、实学等门类的混合体。以科举参考书《时务目论》为例，其搜罗篇目大约包含《论矿利》、《论振兴丝茶》、《论中国宜兴农学会》、《论中国富民之无术》、《论教案之迭出之由》、《论报馆之益》之类，[43]可见“时务”具有关注现实和实际事务的特质。彼时，“识时务”已成人的基本素养，具有装点门面的效果。1902年，一位在科举考场外卖书的人写道，“每有买书者来，其昂然直入之际，意气甚盛；及察知吾辈亦为其同类也，则容态骤变。盖意吾辈从上海来，必能通知时务，冀幸场屋之或一遇，可从而求教也”[44]，显示了“时务”的深入人心。

“时务”从何而来？如果它只是一种实用型知识，那么只需阅读西书、参考“时务汇编”等资料、在学堂中耐心学习即可，但“时务”的内涵不止于此，它还具有对当下的浓厚关切和对时间的急切要求。当读书人注意到这一点时，书的“谋篇也有日，成卷也有日，刊行也又有日”、学堂的“功缓，且一时难普及，中年以上又弗暇从事”，[45]就变成难以容忍的缺点。正是在厚今薄古的认识框架下，报刊被赋予了学问上的正当性。维新期间，报刊实有“一日千里”的势头，皮锡瑞、孙宝瑄等人的阅读经历显示，除了各类时事，报刊还增加了他们对铁路、矿业、农学、学校等专业事务的理解。

不过，提倡读报的张之洞等官员似乎没有料到，“时务”的建设性基因中隐藏着天然的破坏性因子。陈寅恪曾说，“戊戌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个是陈宝箴推行的“历练事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变革，继承的是同治、光绪两朝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另一个是康有为推行的“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的“统筹全局”的变革，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46]

这一说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张之洞提倡阅读《时务报》，显然处于前者的逻辑，让读书人多了解“历练事务”的知识，积极为国家寻求变革之道出谋，这是身在其位之人最自然的想法；即便他称赞《时务报》的“议论切要”，也是出于“有裨时政”的考虑。可是，历史事实表明，“不仅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不可避免地逼出体制方面改革的需求”，[47]而且，维新报刊也没有局限在“历练事务”的层面。其主要原因是，主持报务的人与张之洞并不相同，他们不是职业官员，对实际事务既不擅长，也无兴趣。相反，他们所能做和善于做的，不过是在报纸上漫无边界地讨论“中国应该向何处”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政治讨论，犹如18世纪的法国，“把文人安排在一种职务之中……让他们充当跟一切权力实践无缘的士大夫学官角色，这本是职能上的混淆”。[48]最终，法国的文人团体“思出其位”，转向了“政治的幻想”——这也正是梁启超、汪康年所从事的事业。

因而，由读书人掌控的报刊，就会不时地溢出官方意识形态，超出实际事务的范畴，出现“民权”、“平等”、“议院”等与现存政治秩序相冲突的字眼，原本“有裨时政”的“时务”摇身变成“离经叛道”的“议论”，是逻辑上的必然。这种转变构成了19世纪中国政治改革的主潮：

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思想相撞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晚清的“经世”传统逐渐从道德和行政上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一场有关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些根本原则的“政治变革”。[49]

“行政”与“政治”的差别，也就是张之洞、陈宝箴的“时务”与梁启超、汪康年之“时务”的差别。前者曾经成就后者，后者却最终溢出了前者的框架。以“议院”、“民权”这类话题为例，虽然梁启超认为“开议院其时未至”，汪康年同样赞成体制改革难以猝成，但他们和张之洞等人仍有根本性的差别，报人是“将重点放在阐释议院和民权的正面意义上，大声呼唤议院和民权，只是偶尔带一笔尚无条件速开议院，最终目的还是要开议院”；相反，张之洞等人“则把重心放在阐明议院和民权的负面意义上，强调无法即开议院，最终目的是不要开议院。”[50]这就构成了双方在政治观念上的冲突。

因此，维新报刊的角色也就与张之洞等人预先设想的有些差别，甚至大相径庭，因而导致摩擦不断。不过，为什么《时务报》这种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得以存续两年之久呢？

这也许是历史的偶然。报刊作为现代事物，其言论批判、激发舆论、俘获人心的力量还没有被统治阶层透彻理解；加上甲午战败以后，新旧矛盾和中外冲突带来的“统治秩序出现过渡性紊乱”，[51]体制内部难得地滋生出改革的诉求，此种特别的政治气候，留给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表达言论的空间：

关乎政治、社会体制的基本改革必须经过酝酿、讨论阶段，而且必须以当权政府承认现行体制的基本不足为前提，这样就为社会上各种本来被压制的势力提供在群众之间宣传、煽动其见解的空间，甚至提供了动员群众将各种理念（包括与政府截然相反者）付诸行动的机会。[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