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战争：新闻纸进入阅读世界的方式

现存史料显示，早在《申报》诞生之前的30年，少数官员就已通过西方新闻纸获取情报或消息。不过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思想的超前，而多有“探访夷情”的实际功能，从林则徐翻译澳门新闻纸，到薛福成详细搜罗新闻纸上的外国消息，均带有此种色彩。芮玛丽（Mary Wright）说，同治期间的政治文化，“阅读外国报纸和公共文献，以便与变动不定的世界事务同步而行，是一个突出的变革”，而“中兴官员懂得了利用报纸，不仅仅是因为报纸提供了了解外国信息的一种渠道，而且还在于它同时又是反映外国人对华观感的工具。”[53]

接下来的数十年，与报纸关系最引人瞩目的官员是郭嵩焘。这不只是因为后来与《申报》的纠纷，早在1877年，他就在新加坡看到了英国的《代谟斯》[54]，即觉其内容“洋情、国势、事理三者，均有关系”，“乃嘱翻译，节其有犯忌讳者，录成三折，谓此可以推知洋务情形，而求得办理之法”。不过，他面对的时代境况是“环顾京师，知者掩饰，不知者狂迷，竟无可以告语者”，[55]显示了先行者的孤独。

不过《申报》的持续出版，毕竟扩大了新闻纸的影响，使东南沿海的读者群缓慢增长。1884年中法战争时，《申报》派出一名战地记者，并运用电报技术第一时间发回战况，使这场战争沾上了现代“媒介事件”的色彩。瓦格纳（Rodolph Wagner）说：“由于《申报》和香港的中文报纸的存在，使这场发生在越南的战争实际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公共的战争。”[56]

在这种情况下，翁同龢、曾纪泽、恽毓鼎、张謇等官员或读书人，开始成为《申报》的新读者。这群人里不乏朝廷知名官员，接触邸报和各类消息并不困难，为什么还要阅读当时由外人主办、名声并不好的《申报》呢？

暂且不说邸报只录“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的特性，当邸报面对变化极快的战争时，其刊登内容受限、传递速度缓慢等特点，就足以令人不堪忍受。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进士黄琴坞曾说：“从前邸抄不禁，因贼踪南北纷窜不定一语，人心皇皇；近又一切事关军情者，密而不发，转兹疑惧。”[57]此种情形准确地反映了邸报的缺陷。对此，瓦格纳指出：

《京报》的记录中，官方所宣称的中国军队不断地成功以及对法国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的说法与法国军队热烈报道他们的胜利一样都是空谈。清朝军方的奏报是基于旧的信息流通结构依然存在的状况下，需要花上几个月才能判断地方官或将领的报告的真伪。现在奇妙的是，朝廷自己也成了读者群的一分子，只能够（而且的确）在《申报》和其他中西文报刊中读到局势的进展。[58]

所以，在1884年前后，出现如下的状况并不奇怪：开始是“都中人因邸抄中并无安南各事，故争欲购观华字新闻纸，以知消息”；随后发展到“法事肇兴，京报局中大为亏累……断烂朝报竟至问鼎无人”；而《申报》则顺势而为，“销数益畅旺”。[59]

1884年以后，申报的发行量仍在缓慢增长，至1887年分销处已达32个，每日可以销售7000～8000份。[60]但影响力却有所下降，很多读书人在战争结束后就不再摘录《申报》的内容，因为它又重回了昔日的品位，关注起十里洋场的市民生活，此种风格常不受正统文人待见：

士大夫的诗词、绘画要求高雅，这些洋场文人却写竹枝词咏电灯、煤气、马车、酒楼、茶馆，甚至何桂笙第一次尝到罐头大马哈鱼后，在《申报》发表竹枝词赞美其味道，毫无含蓄可言。[61]

1895年前后，上海新闻纸虽然没有脱掉“琐闻屑谈”的帽子，但持续地报道战争这一“国家大事”，使它与读书人的关系发生了骤然的转折。至少在本书论及的诸君的阅读世界里，它正成为主要的消息来源。而且与1884年相比，它的扩散范围溢出了江南地区，影响力也更为持久。1894年上半年，读书人还沉浸在由经学、历史和文学构成的前人世界里，从下半年开始，偏向审美的心灵就立即被送入了战争世界，而浸染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此种心态的“遽然的转折”，若无战争这一性命攸关的事，便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此景颇类似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报业：

以此为契机，报纸这一媒体此前没有被留意到的、身为信息商品的价值被人们发现了。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战地报道的商品性。记者们将每天发生在远离东京的九州地区的战事，用电信方式发送到东京，然后有人将其写成报道。作为政府的御用新闻一直为人诟病的樱痴福地源一郎所创办的《东京日日新闻》，便是由于大肆报道西南战争的战况而一举争取到大批新读者的。[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