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湖南：赶考举人的书院生活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十，当孙宝瑄读完《范仲淹政事状》准备“浮一杯茗”时，[28]皮锡瑞已在微雨中登舟，前往北京赶考，此行漫漫。14岁就成为生员的他，考到44岁，还没有“流动”到科举阶梯的顶端，正所谓“科举累人”。[29]家业衰落，举业不顺，他的内心一定隐藏着深深的挫折感，但就如刘大鹏的怨恨一样，这种挫折感不过是帝制时代失意读书人的常态。

进京从水路走，沿长江顺流而下至“沪”，[30]再沿海而上至津。舟中生活单调乏味，研读《史通》、《庄子》、《礼书》、《今文尚书》等考试流行知识占据了这位考生的主要精力。舟行江海中，他加紧练习，每日作文数篇：

十五日，上元佳节，孤泊荒洲，作“棘子成曰”一章、“周公谓鲁公曰”二句文二篇，聊以遣日，可谓无俚之极。

十六日，作诗二首，作文不成。阅《史通》四卷。

十七日，作“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文一篇……又作“知者乐水”二章，以齐、鲁分贴知、仁，则无理取闹矣。[31]

看得出，备考中的他处于一种既紧张、又无聊的精神状态中。就科举文体来说，八股文被批判为“明代制度里最坏的一样东西”。[32]这一文体，并非某人的刻意发明，而是经由许多籍籍无名者在考试的实践中反复操练而形成；[33]就考试内容而言，古代圣人的言论，同样被许多默默无闻的人翻来覆去的阐释，已经考了30年的皮锡瑞，对此不会陌生。

在京城的月余，交往和关心的对象改变了不少，考官考题、流行风气和同窗交流成为皮锡瑞注意力的中心。四月初八，他读到了一份《京报》：

阅京报，见文道希以侍读学士用，秦、陆讲学，戴、陈庶子，廉生与野秋先生侍读。馀皆中允、赞善，至十六名止；遇缺提奏，至廿六名彭少襄止。出衙门止一人，雁舟止罚俸一年。赏重罚轻，圣恩宽大。新放四川盐茶道玉□[34]以召对不称，改同知，可谓英断。廖仲师放钦差，到四川查办事件，不知何事。[35]

《京报》是邸报的民间化形态，主要内容“限于宫门抄、上谕和奏章等”。[36]在1894年前后，《京报》的读者已经十分广泛，除官绅和士大夫外，一般人亦可购买。诗云：“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37]说的就是不识字的人购买《京报》、装点门面的情景。所以，在京城里读《京报》，并无新鲜之处，而且这份报和孙宝瑄读的邸报一样，亦是关于科举考试、官员任免赏罚等朝廷事务。

此次会试，依然不中。皮锡瑞与同乡结伴返回，他要前去江西南昌的“经训书院”讨生计——未入仕的读书人最常见的一份职业。不过，中转上海的5天里，落榜的挫折感消失了，中国人保持或追求现世幸福和快乐的“乐感文化”[38]很快浮现，一行人格外兴奋，购物、听戏、小饮、观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转换。

“新闻纸”是上海现代性的标签之一。可四月二十七的画报，竟“无新闻”；二十八，才“见新闻纸，散馆高颂年高列，赵止生亦在一等，俞伯钧二等二名，洪毅夫亦前列，四人必留”。[39]按理，新闻纸上值得留意的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不过，令皮锡瑞印象深刻、值得记录的仍是自己最关心的科举，这并不奇怪，对同时代的许多人而言，通商口岸的现代报纸所描述的大千世界固然有趣，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获得上谕或科举这些老一套消息的新方式。

四月二十九，一行人参观上海纺织机器局、造纸局和自来水局，这些新事物在湖南还不曾出现。不过当皮锡瑞习惯性“透过现象看本质”、用“理”的眼光审视它们时，其具有的“现代性意义”就所剩无几了：

机器纺棉花极快，声隆隆如殷雷，热不可当。即其用人力者，每处以一妇女司之，亦与村妇所为劳逸大殊。自来水用吸力取黄浦江水，分注各池，澄清再分注各处。或云其虽清，久在铁管中，性寒，不宜人也。纸以各式旧布为之，变为洁白，然其本质殊不堪问，恐不尽清洁也。[40]

从上海回南昌，舟中阅读生活与五个月前相比，多了一份自由散漫。不过，无论为何而读、读什么书，皮锡瑞所进入的仍是前人世界，采用的是和孙宝瑄一样的审美阅读方式，仅以五月开头几天为例：

初一，舟中阅《龚定庵集》，板已残缺。爱其词之工，生平不工为词，忽作填词之想。

初二，阅《文心雕龙注》，多阙失，纪文达已正之，尚有未尽者，暇时当为之补注。

初四，舟中阅《东塾集》，其文朴老，洵德人之言，与《定庵集》才人、学人之文蹊径不同。[41]

五月十九，一年一度的坐馆教书生活重新开始，目的是为帝国的科举培养新一代的应试者。皮锡瑞每日批改课卷，与许多前来拜访的人交谈，书院生活里充满了学术讨论的氛围。如“六月初一，陈庾山来，谈《公》、《榖》经义”；“初三，芰舲夜过谈，以所作诗见示。诗稳练，有功力”；“初四，盛学使以赋数十篇、骈文数篇请改”；[42]此类片段频繁出现，几无间断，却没有任何一条关于外部世界的讨论。换言之，“经训书院”只有“读书声”却无“天下事”。

由此可见，无论赶考或坐馆，为科举奋斗的读书人，基本上要遵从儒家典籍，反复诵读。“在康熙年间，科举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以后，策问开始讨论哲学问题，考生不容再讨论现实问题”；到19世纪则全为儒学经典，“考生的成功在于知晓严格的格式、规定、韵律和措辞方式来作文，并且词赋须华丽，卷面须整洁”，[43]因此，1898年未改“策论”前，考生无暇也没有必要顾及外部的现实世界。正如韦伯所说：“中国的考试是要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淫于典籍之中，是否拥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会得出的、并适合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心术。”[44]皮锡瑞、孙宝瑄二人的人生目标虽不相同，但他们却是“知识共同体”的一员，共享着前人的遗产。换言之，“前人世界”借助典籍将自身延续、叠加到此世，成为当代人彼此拥有的共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