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京城：官员之子的阅读与交往

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初二，[7]将满弱冠之年的孙宝瑄写下了人生的第一则日记：

晨，阴。日中，晴。昼晷短极，倏忽已昏暮。晏起，读《左传》。晡，阅《明纪》。夕，读谢希逸《月赋》，观郭景纯《游仙诗》、左太冲《招隐诗》及谢康乐诸纪游诗。[8]

时间、气象、起居和读书，平淡的日常生活。之所以原文照抄，正源于它的平凡，庶几接近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平均”状态。很幸运，衣食无忧的孙宝瑄没有走上纨绔子弟的歧路，而是成长为一个以读书为人生头等大事的优雅绅士，“丰衣厚食，拥书册，享安乐，傲逸自得”。他甚至还是那个时候极为稀少能看破“科举红尘”的年轻人，“知其不可必得，故视之甚淡耳”！[9]

不为参加科举而读书，或许更接近读书的本来意义。在儒家传统中，读书“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术性或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可能是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10]第一则日记透露，孙宝瑄的阅读书目大抵不脱经、史、诗、赋等“前人的遗产”。在1893年末到次年四月的半年里，其阅读从未离开《左传》、《明纪》、《明史》、《南、北史》、《汉书》、《文选》、《尚书》、《通鉴》等前朝旧书，并颠来倒去反复温习。毫不夸张地说，他几乎日日浸泡于各类典籍当中，乐此不疲。即便如此，他认为自己仍未达到理想的状态——“余苦读性钝，旧书重理，皆艰涩不能成诵”，所以，他开始摘录“经书中精粹之语、温丽之词”，积累到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十一，终于“始成一帙，盖五经皆备焉”。[11]他期待这本《经籍膏腴》——或是一本类似于名言摘抄的读书心得，能助他熟悉经书如平常说话一般。

日复一日的古典阅读会将人带向何处？除了向永无止境的“圣人之学”攀登外，历史——前人世界的简要定义，是传统读书人的另一个流连忘返之地。孙宝瑄在史事为鉴的熏陶下，自然养成琢磨前朝旧事的习惯。譬如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十五，作为“明朝八史”之一的《明纪》就留给他如下心得：

初，建文帝御左右严，成祖北来，中官窃出，漏京师消息，成祖以为忠于己，即位后，遂委以事权。嗟乎，成祖以一时浅识褊见，遂启一代祸乱之阶，抑何其不仁也！[12]

这种以“忠孝仁义”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读后感，在《忘山庐日记》中俯拾皆是。不过，他的评论止于就事论事，事和人都规矩地安置在孤立的历史时刻，并没有蔓延至自己身处的皇朝政治。

经、史之外，吟诗诵赋、赏画临帖等传统文人的雅兴，自不能缺少。“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带来的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描述的悠游生活，“一种信步漫游或驾车逡巡的人的节奏，是那些有时间和雅兴去思考、冥想、体验和讲述的人的节奏”。[13]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七，孙宝瑄来到兄长孙宝琦（1867～1931）的书房，见“案头置苏长公诗一卷”，便“拊案高吟”，[14]似以实际行动遥相呼应前代大儒曾国藩（1811～1872）的家训，“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15]或是容易触景生情，他常在“寒星满天”或“月初露”的时分朗读诗文，不免评头论足，所记大抵“词旨清朗，文采明丽”、“吐属雅饬”、“议论太快，笔少曲折，不耐寻味耳”云云，颇有今日文艺批评的神韵。

偶尔，阅读的范围会超出严肃的学问。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十五，他罕见地捧起《三国演义》，只是“灯下观之排闷”。[16]显然，一直占据明清畅销书榜的通俗小说，虽主要被他这样经济、时间均十分富裕的“官僚读书人阶层”消费，[17]但并不是读书人心目中的正经学问。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中旬，他又接触19世纪20年代兴起于儒学内部的经世思潮，先“观魏默深《海国图志》”，接着又“览沈子敦《新疆私议》”，[18]注意力从书本上的道德仁义转向帝国的边疆问题，不过这两本书只是早期日记里的“匆匆过客”。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半年里，孙宝瑄曾数次接触被西方人美誉为“忠实、具体和详细地报道了帝国内的一切事务”[19]的邸报。不嫌烦琐，全部照抄如下。

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十七，始闻许星翁之没于前月廿九夜，今已半月馀也。因命仆持邸报观之。

十二月二十六，阅昨来邸报，周福清已定案斩监候。

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阅邸报：元旦庆赏，凡军机、内廷、六部尚书侍郎以下，有赏紫缰者、宫保衔者、双眼翎者、黄马褂者、交部议叙者，各有差等，不可胜数。

正月十五，阅邸报，孙京兆果以屡被参劾，开缺另补候简用。顺天府尹着陈蠡补授。

正月二十三，灯下览邸报。日来朝廷殊有振厉气象，屡读上谕，语皆严峻可畏。[20]

日记中“命仆持自余病后二十日馀邸报阅之”[21]的记录显示，官员家庭出生的孙宝瑄，接触邸报并不困难。自宋代起，“政府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不仅能在服官的任所内看到邸报，在朋友家中，在出差任使乃至调动工作的旅途，都能设法看到近期的邸报”；[22]明清之际，邸报更有民间化趋势，其衍生的“小报”，“相当普遍地流传于社会中，成为一般知识分子与闻全国性事物的依据”。[23]客观而言，邸报确实迥异于经史子集，它将读者带入现实世界。正如苏东坡“坐观邸报谈迂叟”——通过邸报知悉、谈论同代人司马光的行为一样，孙宝瑄也在邸报中与当今的皇帝、官员和士大夫相遇。不过，他的读后感表明，邸报只关注“朝廷”，似无太多值得阐发的内容。

阅读之外，读书人最重要的日常活动是人际交往，即舒茨所说的与邻人的互动。孙宝瑄与朋友的兴趣集中在游玩、饮酒、观剧和对谈等方面。此处，我们主要探讨涉及精神世界的对谈，以窥测帝国危机来临之前，读书人群体心系何处。

新年刚过，送往迎来十分频繁。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二一早，孙氏两兄弟的活动是谈诗说文，“谓古风虽不拘平仄，任意挥洒，而亦有一定音节”；初三，两人再次会面，欣赏各自的辞旧迎新之作。正月十一，另一朋友邀玩，“两人掎裳对榻，谈诗，谈古文，谈人事，谈物理，语刺刺不休”。[24]这一日记录详细，使我们知悉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

余谓古文最不喜观苏，如檐间之溜，石上之瀑，崩腾倒注，更无潆洄渟滀之致。杏孙曰：是不然，凡饱学之人皆喜为繁称博引，势不得不尔，袁随园、毛西河皆是也。余曰：西河于古文，本不深究。袁随园文虽亦纵横恣肆，然尚有停顿流转，第气息不古，不及东坡耳……[25]

不必抄录全部内容，用“以文会友”来描述这种日常的交往状态，应属大致不差，而且这个“文”也时常笼罩在前人的“阴影”下。尽管，日记中偶尔也有涉及当下的讨论，如谈“洪北江赐环事，及中外通商情形”，[26]似能说明京师读书人可以建立起对遥远现实的感知，但就其日常交往而言，讨论前人世界的诗文、史事，才是生命意义的重点。

半年的日记将一个酷爱读书的孙宝瑄和盘托出。如上所见，他的阅读范围以儒家经史和历代诗赋为主，偶涉经世之学及朝廷邸报。那些丰富的读后感和心灵的袒露，显示了帝制中国社会秩序崩溃前，一个家境殷实、学问丰富、无须为科举而读书的年轻人之注意力的重心，除间或阅读邸报关注朝廷事务之外，主要致力于诵读经书、评价历史、鉴赏诗文上——一个大多由前人遗产构成的世界。这是一种典型的文人生活，翻阅同时期或前朝读书人日记，许多似曾相识的情景会扑面而来，[27]时代投射在人身上的印痕广泛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