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展望

犯罪是人类文明的阴影,犯罪与社会是一种持续地互动关系,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犯罪形势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演变。只有从犯罪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才能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犯罪的变动趋势和演变规律,才能从中总结中国刑事政策的经验教训。

通过对中国刑事犯罪60年的分析,我们发现,经济体制是影响当代中国刑事犯罪的第一位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刑事犯罪虽有小的波动起伏,但总体上呈现低度平稳特征;而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刑事犯罪以一种不可逆的势头持续快速增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与完善,刑事犯罪的起伏重归平稳,但仍处于高位维持状态。

除了经济体制这个主要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以外,各种政治运动、经济困境、社会动乱、刑事政策变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代中国的刑事犯罪形势。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刑事犯罪在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一些小的起伏波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因此,市场经济是研究未来中国刑事犯罪的一个常在环境。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今后对中国刑事犯罪的未来走向如何进行历史分期,需要确立新的历史坐标。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行分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未来研究中国的刑事犯罪问题要特别关注人均GDP水平在低收入阶段、中低收入阶段、中高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的刑事犯罪变动情况,以此为基础讨论中国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民政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冯树梁:《中国刑事犯罪发展十论》,法律出版社,2010。

康树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发展变化及其理性思考》,载王牧主编《犯罪学论丛》(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第409~436页。

俞雷:《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张小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群众出版社,200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 基金项目:(央财项目)“城市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科研基地”课题(编号2011YC3016);上海政法学院“十二五”内涵建设社会学(犯罪社会学)重点学科项目成果。

[2] 吴鹏森,男,生于1957年,安徽桐城人,上海政法学院研究院教授,城市与犯罪研究所所长,财政部“城市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科研基地”项目主持人,研究方向:社会发展、社会问题和犯罪社会学。

[3] 近年来涉及当代中国犯罪史分期的论著有:康树华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发展变化及其理性思考》(王牧主编《犯罪学论丛》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冯树梁:《中国刑事犯罪发展十论》(法律出版社,2010)和张小虎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群众出版社,2009)等。

[4]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编委会编《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1987年首卷,春秋出版社,1988,第40页。

[5] 张著的重点是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犯罪率态势,并不是专门探讨当代中国犯罪史的分期问题。因此,将其作为一种分期的观点进行分析有失公允。

[6] 据冯著介绍,当时还有四次高峰论、三次高峰论和两次高峰论等不同观点,但最后统一于五次高峰论。参见该书第2页。

[7] 康树华曾写过一篇《两种经济体制下中国犯罪状况与治理》的论文,专门分析中国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刑事犯罪的状况与治理。但这篇文章并未深入讨论为什么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刑事犯罪会有完全不同的情况。参见《南都学坛》2003年第5期,《中国刑法学精萃》(2004年卷)。

[8] 参见公安部刑侦局2008年4月10日网上资料《中国刑事犯罪发展概述》,http://www. mps.gov.cn/n16/n1252/n1687/n2272/96044.html。

[9] 这部法律的根本内容在于彻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

[10] 当时安徽分别建有皖南、皖北两个行政区。

[11] 《中国法律年鉴》,法律出版社,1988,第636页。

[12] “严打”的压力不仅影响到刑事犯罪,也影响到职能部门,从1985年开始,各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立案不实现象。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立案不实现象相当严重。抽样地区刑事案件总量的立案真实程度,1985年平均为32.6%,1987年平均为19.42%,1988年为30.64%。也就是说,每年有多达2/3的刑事案件未进入刑事立案统计。即使是重大刑事案件的真实立案率也只有60%~70%。这一现象如果普遍存在,那么,这一时期的“严打”效果将大打折扣。参见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第106~112页。

[13] 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把人均GDP 3000美元定义为“现代化国家”的标志。考虑通货膨胀、美元贬值等因素,现在这个标准约相当于8000~10000美元。因此,中国虽然突破了人均4000美元大关,但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