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环境：“杂志办人”

1939年1月25日，《鲁迅风》的编者在《编后记》中写道：“看近来的上海文化界的情形，确也使我们觉得兴奋与欣慰，蓬勃的气象，艰苦的奋斗，足使孤岛的文坛还不显得怎样的凄凉寂寞。然而却也有一种无法否认的现象，即所谓‘杂志办人’者就是。”^[65]就孤岛的文化环境来说，“杂志办人”可以说是最为确切的一个表达。

此处提及的“杂志办人”，是现代出版史上一个著名的词汇。1929年，《一般》杂志停刊，负责人之一的开明书店编辑夏丏尊感慨：“起初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66]很快，这种知情人言就获得了当时诸多编辑们的共鸣。后来，茅盾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杂志办人》，来抒发办刊中的种种无奈。所谓杂志办人，是指在创刊之初，办刊者大都有种种美妙的构思与规划，欲借杂志实现自己的理念；而等到杂志创办起来以后，杂志的生存状况就逼使编者们不得不放下原有的种种预设，转变为围绕杂志的销行和生存而进行的种种规划，套用一个经济学的词汇，也即由“编者市场”转变为“读者市场”。

孤岛形成之前，上海作为新文学的中心，有着现代出版史上最优越的文化环境：拥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国内最有实力的出版机构；云集了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一流作家；发行着《小说月报》《萌芽》《论语》《现代》《文学》等涵盖左联、论语派、现代派等各种有影响的文学流派的文学期刊；生活着现代中国最为集中的中产市民读者群体。几种因素的结合，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百家争鸣的文坛格局。战争的爆发，使这种春光满园的文化景观荡然无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出版机构被迫停业内迁，大批新文学作家开始撤离，那些形态各异的文学期刊也关门大吉，一夜之间，上海文坛又回到了枝叶凋零的状态。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长时间形成的文化中心，上海积聚了大量的出版物资，孤岛形成之后，这些物资也大都留存下来了，为孤岛的出版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环境相对稳定之后，孤岛的出版业也就十分迅速地复苏了。1939年5月，“本市现有书店二百四十五家，集中福州路的九十二家”^[67]，这个数量相较于战前并无大的下跌。但与战前不同的是，孤岛时期出版物的数量相较于文化中心时代的上海来说，大幅下降。就以孤岛形成后复业或开设分支机构的几家大书店为例，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9月底的一年中，“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六家出版机构共出书七百七十三种，较战前一年减少三千一百八十五种。其中一般用书减少九百零四种，教科书减少一百十六种，大部书减少二千一百六十五种”^[68]。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孤岛出版物的发行范围由战前的全国版图缩小到了孤岛周边。在这样一个狭小的阅读市场中争夺读者群，运作涉及诸多经济要素的制约，对任何一个想使其杂志能获得生存的编辑来说，其办刊理念不可避免地要从“人办杂志”转移到“杂志办人”上来。

此外，孤岛时期的“杂志办人”现象，更有另一方面的含义，就是只知有杂志，而不知有人。孤岛时期创办的文学期刊，“有一个特点即同人杂志很多”^[69]。但与战前出现的同人杂志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相比，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很少有哪个文学杂志能够形成如“语丝派”“新月派”这样的文学作家队伍。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环境的关系，某些作家笔名不得不时常变换，使读者难以形成固定的认知，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孤岛作家创作水准的孱弱。对孤岛文人来说，自比“廖化”成为这一时期文坛上最常用的自嘲。“‘蜀中无大将’，‘廖化’也终于还是要‘当’一回‘先锋吧’”^[70]，“这也曾使有志之士，大声疾呼的发为‘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之唾，颇有灭此朝食之势”^[71]，诸如此类的自嘲，都是这一时期的期刊上时常出现的。自嘲的话语虽然苦涩，但折射出孤岛文学期刊“杂志办人”的核心原因——“蜀中无大将”。抗战开始以后，留在孤岛上且坚持活动的成名作家只有郑振铎、李健吾、王统照等寥寥数人，而且随着时局发展，他们也多有隐晦。在大批新文学作家内迁之后，活跃在孤岛文学期刊界的主要力量就是以王任叔、柯灵、金性尧、周黎庵、罗洪、苏青、徐等为主体的新生代作家。对他们来说，无论是在文坛的影响力还是个人的文学素养，都已很难达到战前上海作为新文学中心时期的文化水准。正如邵洵美的感叹，“虽然应运而生的新作家不能说没有，但是有的修养不够，难能垫补这个缺漏，有的究竟根基浅，未曾得到读者的信任，说话便短少份量”^[72]。新作家的孱弱与老作家的缺乏，使孤岛“现存的杂志与报章的编辑人莫不叹息着稿荒”^[73]，也导致了孤岛文学期刊只知有杂志而不知有人这种“杂志办人”现象的出现。

值得指出的是，因为“蜀中无大将”而导致的“杂志办人”现象，主要体现在新文学期刊上。战争开始之后，大部分身在上海的新文学作家纷纷内迁，但并未造成上海滩以鸳蝴作家为主体的通俗文学作家队伍的瓦解。除了张恨水外，大部分的通俗文学作家都留在了孤岛或者周边的苏杭地区，也都活跃在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上。包天笑、周瘦鹃、顾明道、程小青等20世纪20年代就已成名的通俗文学“大将”依然是孤岛通俗文学的“重镇”。他们这一时期的创作，散布在《小说月报》《万象》《玫瑰》《永安月刊》等多个通俗文学期刊上，构成了40年代通俗文学一个新的繁荣。但就实质来说，这些作家也并没有改变孤岛“杂志办人”的文化环境。一方面，通俗文学期刊的一大特点就是与市场结合紧密，因此市场导向在通俗文学期刊上体现明显；另一方面，这些作家此时的创作，无论在他们自身的创作历程之中，还是现代通俗文学史上，都并非一个高潮期。我们在审视孤岛时期的通俗文学期刊时，依然是见刊不见人。

“杂志办人”构成了孤岛的文化环境，同时也奠定了孤岛的文学意义。大批作家内迁之后，为新生代的年轻人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无论是“鲁迅风”作家群，还是“东吴系女作家”，乃至苏青、徐等后来文学史上的有名人物，都是借助孤岛文化环境浮出水面的。连孤岛时期一纸风行的通俗小说《秋海棠》，也是一个“廖化”秦瘦鸥的初试啼声之作，而其引起的轰动丝毫不下于张恨水当年发表《啼笑因缘》的风光。同时，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因为没有新文学大家的笼罩，孤岛的不少文学期刊都实现了提供交流平台的作用。尤其是通俗文学期刊，第一次将旧派鸳蝴文人与新锐作家大规模地集中排放，无形中促成了新都市小说这种通俗海派的诞生，沦陷时期张爱玲这样的明星出现，其源流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