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学·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
张舜徽
☉1911—1992☉
经典导读
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出版后，由于其对“文献学”设立的体系结构尚属初创，逻辑性和理论性都有不足，加之当时学习西方的思潮对传统文献与学术的排斥，这部著作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献学都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王欣夫将其在复旦中文系教授“文献学”课程的讲稿汇集为《文献学讲义》问世，凭借深厚的藏书、校书经验，征引丰富的材料，从“目录”“版本”“校雠”三方面讲述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1979年4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广西桂林成立，张舜徽担任会长，后成为中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为了奠定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基础，《中国文献学》一书应运而生。此后，以“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为名的几部文献学著作陆续问世，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罗孟祯《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等等，呈现出雨后春笋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又出现了全面梳理文献学史的专著，文献学理论进一步完善，以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为代表。自此，文献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基本都建立起来了。而这一切与《中国文献学》的奠基作用密不可分。
《中国文献学》分十二编，六十章。第一编“绪论”交代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古代文献的载体、留存与散亡的大致情况；第二编介绍古代文献“著作”“编述”“抄纂”三种不同体例；第三至第五编分别介绍版本、校勘和目录方面的知识；第六至第十编总结前人具体整理文献的工作、成果和贡献；第十一、十二编对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所谓“中国文献学”，实际上是以广义的历史文献作为对象。这里的“文献”，张舜徽指出，“不应抛弃它（原来）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12]，应以是否载有文字作为衡量标准，比如除古籍外，具有刻辞的龟甲、金石，或带有文字的竹简、缯帛等亦可视为古代的书籍加以重视，同时应当排除其他古迹、古物、模型、绘画等属于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界定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还应当对文献的记录与散亡有充分的了解。既然著录有文字的甲骨、简帛等都是文献学研究的对象，那么记录古代文献的各种材料自然有必要设立专章分别介绍，张舜徽的这种做法也被后来文献学著作所继承。其次，他在前人“五厄”“十厄”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六点古代书籍散亡的原因，有所发明。后来，程千帆、徐有富著《校雠广义·典藏编》又补充了图书典藏、保管与流通的内容，实属创举，可谓补足了这一方面的理论不足。
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中正式将“目录”“版本”“校勘”作为文献学的主要内容，张氏此书也将传统文献学的这三部分内容作为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确定下来。他指出，中国古代虽无“文献学”之名，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13]，历代的学者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在文献学的范畴之内。张舜徽提出，今天的工作者应当继承他们经验和方法，继续对存世文献进行整理、编纂和注释，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14]，供进一步研究使用。
正因张氏认识到我国古代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此书的第七至第十编实际上都是在总结前人的成就。他选取从汉代到近代有代表性的文献学者，逐一介绍他们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与特点，又因清代考据学贡献突出，学者云集，立专编分学科介绍其成果，这实际上是在总结文献学史的发展，后来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按时代先后文献或学科类别概述每一时代文献整理的特点与情况，再以代表性的学者为统系总结其成就，是将这部分内容进一步发展、完善了。
张舜徽虽然重视前代学者在目录、版本、校勘及考证等方面的学问，但他认为这仅仅是现今整理文献工作的开端，最终目的应是“编述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15]。他在《八十自叙》中谈到：“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16]张氏的学术研究从小学入手，根柢在于经学，而又延续并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家的治学方法，其实是非常传统的路子。但他的视野从不局限于一个时代或某一家学者，总是强调融会贯通。张氏注重“通学”，远绍司马迁、郑樵编纂通史的思想，近取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六经皆史”等观点，对梁启超“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的论述又有所发展。虽然这种编修一部搜罗各方面材料的《中华人民通史》的观点，实属张氏一家之言，但还是应当认识到张氏为扩大文献学研究范围，拆除文献学与史学之间的壁垒所做的努力。事实上，在今天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中，无论是材料的选取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文献学与史学都是共通的，这种理念的确立与《中国文献学》也不无关系。
历史文献学既是从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张氏本人又多次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目的以及在其基础上“修通史”的学术思路，其后就逐渐形成了立足于历史学，而与设立于中国语言文学下的“古典文献学”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学科。后来的著作，有的延续了广义文献学的思路，而对史学文献有所偏重，如张家璠、黄宝权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2001年），等等；也有纯粹将其视为专科文献学，以史学文本如起居注、实录、年鉴等为研究资料的著作，如谢玉杰、王继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民族出版社，1999年）。
总之，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出版后，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备的框架基本上完整了，包括对文献本体的认识与分析，文献整理方法（版本、校勘、目录）以及文献学史几个方面，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提供了规范性的设置。在文献学发展史上，这部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文献学的最终确立。虽然本书的部分内容受到了一定的争议，如第七编，包括六章——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与辑丛书，有学者指出这些“虽同文献学紧密相关，却已经不是文献学的研究范畴”[17]，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如若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如此扩大下去，学科边界难免过于模糊，但不得不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这部书作为教材被广泛采用，成为当时一批年轻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后的文献学著作与教材不断出版，多少也都受到了此书的影响。张氏该书在同时期的诸多著作中，影响力确实是最大的。
《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为该书的第二编，是从古代文献内容的来源方面进行考察，分为“著作”“编述”与“抄纂”三类。“著作”对作者的要求最高，需要将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之后，抽绎出最基本最精要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才能形成；“编述”是将过去的书籍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与组织，如《吕氏春秋》和《史记》；“抄纂”是将繁杂的材料通过排比、分类，用新的体式呈现，比如孔子弟子辑录其语而成《论语》，再如《太平御览》等类书，乃至《文献通考》。张氏指出，“编述”的作品数量最多，作用也最大，“能在某种资料特别庞杂丰富的时期，来一次总结账式的整理，提出新的体例以驾驭旧资料”[18]。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其编纂“中华通史”的想法出自何处了——“删繁就简，译古为今，直接给予接受文化遗产的人们以莫大的帮助”[19]。阅读此编内容，可以了解张氏对于古书形成过程的基本看法，对认识不同类型古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寇晓丹 撰稿）
推荐版本：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州书画社
1982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张舜徽《广校雠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张舜徽《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1983年2月，第1-5页
3.张舜徽《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华中师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A1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