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学通论

《中国文献学概要·结集》

郑鹤声

☉1901—1989☉

原名松表，号鹤皋，后改字萼荪，浙江诸暨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并入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文史地部，师从柳诒徵。后任教于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192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编审、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教授等。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献学、中华民国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亚洲史等，均有精深造诣。著有《中国近世史》《中国史部目录学》等。

郑鹤春

☉1892—1957☉

原名松林，后改鹤春，字萼邨，郑鹤声长兄，教育家、实业家。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文史地部，先后任教于浙江嘉兴、杭州、台州等地。1925年任教于昆明高等师范学校，对语言学、地理史学、郑和研究颇有贡献。1928年与其弟郑鹤声合撰《中国文献学概要》。抗战后任职于中国茶叶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虹口中学任教师。著有《中国地学史》《中国史著之研究》等。

“文献”的概念古已有之，而“文献学”的提出与创立则迟至近代。1928年，全美学术界团体理事会在纽约举行促进中国研究的第一次会议，使用了“Chinese Studies”一词，以区别于代表欧洲传统的Sinology。与此同时的大洋彼岸，同样关注到中国文献研究的世界化趋势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也正在撰写当中。两年后，郑鹤声、郑鹤春合撰的这部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真正把“文献学”的概念推入到人们的视野之内。

究竟何为“文献”？二郑在《例言》中解释道：

孔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马贵与《文献通考》命名，即取其义，而释之曰：“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序》）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刻印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从包含“典籍”与“贤者”两重载体到偏重于书面记录的“文献”，二郑言“采其谊”，实则发展了马端临的定义，把对平面化的可供考辨与取舍的文本关注发展成为对书籍形成与整理利用全过程的立体形态的研究。所谓“结集”，本书分“著录与分类”与“典籍损失”，实为历代官方目录整理与典籍散佚概况，相当于目录学内容；“翻译”分“佛典翻译”与“科学翻译”两方面；“编纂”以古代类书与丛书编纂成就。以上三者谓之“文”，大约相当于书籍初始的董理步骤。“审订”，本书以“孔子删定”“刘氏校理”与“乾隆审校”为三次代表性事件，涉及校勘学内容；“讲习”实为历代经学研究综述；“刻印”涉及书籍载体与刊刻发展史，涉及版本学。此三者谓“献”，大约是需要每一时代的学者不断投入心力的较为高级的整理工作。二郑的“文献学”概念，张君炎曾在《中国文学文献学》中总结道：“他们所说的‘文献学’是指在考订和论述古籍图书在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翻译、版本和印刷方面的源流和概况。涉及了古籍的分类目录、典校整理、经籍传授、编纂、版本和刻印源流等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古籍整理和研究中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以及中国书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近似章学诚、范希曾、张舜徽等所说的‘校雠学’。”[1]一般而言，目录、版本与校勘学被视为传统校雠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这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中已被全部囊括入文献学体系之中，后来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中立“目录”“版本”和“校雠”三章，也对此作出了呼应。

这个理论框架的设立，基本确立起文献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某些部分存在争议，如将西学的“翻译”纳入中国文献学是否恰当，“编纂”是否就是古籍整理等等问题仍需要讨论，又或有疑其理论体系“缺少内在逻辑性”者[2]，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著作的首创之功绵泽不尽。二郑认为，“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这部分内容以《汉志》《隋志》《宋志》与《四库总目》著录为例，介绍自“六典”至“四部”分类著录，兼及“书厄”，后来吴枫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一章论“文献积聚”与“文献散失”，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叙述；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在第五编集中介绍目录学内容，却也在第一编第三、第四章“记录古代文献的书籍”“古代文献的散亡”，保留了二郑的设置。当然，后来学者的相关论述，都要完整、全面许多。二郑又言“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亦重要，首推“孔子删订”之功。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代都有探讨，而从文献学以及文化史的视角看待孔子整理六经的历史影响，《中国文献学概要》是比较早的，这种看法，乃是郑鹤声师从历史学家柳诒徵而来，柳氏尝言：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3]

这段话也被转引在本书中。自兹而后，学者讨论典籍的编纂，也常常要从孔子说起，孙钦善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直命孔子为“我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分别探讨孔子与六经深浅不同的关系，自然也是绍踵其武。

郑鹤春、鹤声父亲虽务农，但粗通文墨。在父兄的熏陶下，郑鹤声自小即阅读了《史记》《资治通鉴》、四书五经等经典，有国学根底，1920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又得竺可桢、柳诒徵、顾惕生等名师指点，加之治史勤奋，史学成就颇丰。郑氏有《中国史部目录学》，亦是为治史者指示治学门径之书。《中国文献学概要》，作者自称“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不足以语高深，聊为国民进一解耳”[4]，然而这一“进学解”却不单单是为指点古典文献学入门而作。在《导言》部分，作者称“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也。所以考制度，稽意识，文化之积业，必尽其力之所能而优为之”[5]，认识到典籍于思想、学术及教育、文化等关涉甚大。郑鹤声曾提出“教育的计划必须要和整个的救国计划相呼应”“使整个教育生产化，似是现今教育救国的惟一的途径”[6]，其学术和教育活动是以非常强烈的爱国情怀作为背景的。《中国文献学概要》的写作，正值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时期，当时颇有一些人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推倒，全面学习西方，郑氏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此书中，作者感慨“自晚清以来，国势削弱，兵力之不竞，致疑文化之堕落，学士大夫，群以科学救国相提倡，几有废除线装书之论，以吾国固有文献为腐败物质之渊薮，非廓清之不为功”[7]，提出不应妄自菲薄，要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思考“中国文献的渊源与价值”，以在“世界化”的中国研究中重登学术高峰，这也是其“考文献而爱旧邦”的原动力。

郑氏这种“世界化”的眼光毋宁说是对中国文化话语权丧失的焦虑，这种迫切寻找本民族文化定位和价值认定的心理，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结集》一章中，起首言我国藏书“琳琅满目，犹存宏富之库，实亚东文献之奥区，为世界文明之古国”[8]，而于论述古书“五兴五衰”之后，又引梁启超论西方以教会及王室作为半公开的保存文献之中枢，对比中国古代石渠秘藏每经丧乱而灰烬荡佚的局面，感慨“我国自首都以至各省都会，仍竟无一完善之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家之奇耻大辱且无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9]，虽是借梁氏之言，也确与作者前所倡导相符合。在20世纪早期，两位学者已经提醒我们传统文化对外来新材料是活泼而接纳的，废绝传统的片面观念是因噎废食，联想后来中国在探寻文化自信上所走的弯路，如何不令人唏嘘！

本书于各章内容，常剪裁、引述其他学者的专门研究著作，如《讲习》章论“隋唐佛学”引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编纂》章引袁同礼《永乐大典考》，《刻印》章论“版本类别”多参叶德辉《书林清话》，但郑氏兄弟史学素养极高，将众家之说融为一炉，并不觉支离饾饤。在论述各章内容时，作者能够较准确地把各个分支学科长时期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在突出各个时期特点的同时，勾勒出完整的学术史脉络，读来一贯而流畅。此外，在每论述完一段后，常常辅以图表，以简驭繁，清晰地展示出不同时期不同文献发展的概貌，甚便初学。

《中国文献学概要》出版50年后，才有下一部文献学专著问世，一方面我们痛心于战乱对学术的摧残，另一方面也叹服两位郑先生早于时代的真知灼见。无论如何，这部著作，还是被视为“我国文献学系统论述和研究的开始”[10]，“标志着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11]。

《中国文献学概要·结集》是本书的第二章，也是作者所谓“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的一章。以上所述的本书的特点，在此文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阅读本文，读者可以切身体会到一个学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热爱、自豪以及忧心忡忡，在此基础上对比阅读后续的文献学专著，也能充分地领会到作者对中国文献学筚路蓝缕的创始之功。

（寇晓丹　撰稿）

推荐版本：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3.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