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训诂学

《古书句读释例·当读而失读》

杨树达

☉1885—1956☉

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1898年考入时务学堂,1905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1913年任湖南第四师范国文教员,1916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20年11月至北京任职教育部,并在各大专院校任教。自1921年起,先后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代理主任及主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南文史馆馆长等职务。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语源学、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树,尤其在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贡献巨大。代表著作有《高等国文法》《词诠》《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甲骨文说》《积微居金文说》《论语疏证》《汉书补注补证》《汉书窥管》《古书句读释例》《汉代婚丧礼俗考》等。[99]

经典导读

句读,又作句度、句投。唐释湛然《法华文句记》曰:“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是所见最早从语气角度为“句读”下的定义。简言之,就是古书文句的大小停顿。古书句读起源很早,汉代已经非常重视断句,并有比较固定、通用的符号。《礼记·学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孔颖达疏曰:“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这说明,正确对古书断句,是学子入学首先要掌握的能力。《说文解字》中有“、”“”“”等字,用来标示古书的停顿,可见,给古书句读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以后历代的抄、刻典籍中,句读符号的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遍及众书。古书句读意义重大,一是有助于顺利阅读古书、理解文义。王逸《楚辞注》提出“章决句断,事事可晓”,后来不断有学者阐释这种观点。二是反映理解古书的识力。唐李匡乂《资暇集》曰:“学识何如观点书。点书之难,不惟句度义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给古书句读需要同时具备多方面的学术修养,是一项十分复杂、困难的工作,所以尤其能够检验一个人的阅读能力、研究水平。杨树达说:“句读之事,视之若甚浅,而实则颇难。”正因如此,古书的句读问题,才更应该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及学术界的重视。[100]

古人对古书句读的理解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在文本上施以标点符号(有时也用小号“句”字表示);二是通过作注的位置反映对古籍的读法;三是在注释语中表明对具体文句的句读的理解。直至清代,武亿才写成第一本具有句读学雏形的专书《句读叙述》及第一本研究古籍句读异同正误的专书《经读考异》。武亿(1745—1799),字虚谷,一字授堂,河南偃师人,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尤精于金石考据之学。《句读叙述》二卷,辑录古书考论句读起源、含义、名称及授读之难、误读之弊等问题的内容,并略举古书或古注误读之处。《经读考异》八卷,专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尔雅》《论语》《孟子》等十二经中相关内容的句读问题,是以经学考证为中心的句读研究专书。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的编纂即以此书为本。

《古书句读释例》是杨树达的一部文献学专著,最早是在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古书校读法”时的讲义,1928年北平文化书社将句读部分印行出版,书名为《古书之句读》。[101]1934年,杨氏在此基础上,增益例句,改名《古书句读释例》,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反复校订,由原来的619条删改为618条,并分为类型、贻害、原因、特例四类,1954年交由中华书局出版。20世纪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杨树达文集》,《古书句读释例》为其中之一,由湖南师范大学王玉堂教授校正错字、核对引文并修改标点[102]

关于《古书句读释例》,管锡华评价其贡献主要有二:一、构建了句读学理论体系的雏型;二、釐正了前人的诸多误读。[103]第一点是指全书的内容分类体例而言。《古书句读释例》兼论经、史、子书句读问题,分为十五章,曰一当读而失读;二不当读而误读;三当属上读而误属下;四当属下读而误属上;五原文不误因误读而误改;六原文不衍因误读而误删;七原文不脱因误读而误补;八原文不倒因误读而误乙;九因文省而误读;十因不识古字通假而误读;十一因不识古韵而误读;十二因字误而误读;十三因字衍而误读;十四因字脱而误读;十五数读皆可通。这15个标目在1934年商务印书馆排印的版本上就列出了,1954年中华书局再版时,又分为类型(一至四)、贻害(五至八)、原因(九至十四)及特例(十五)四类,不过,15目的次序与之前完全一致。这说明作者一开始就是按这四类编排内容的,只是没有明确分别。这与武亿将理论与正读实例分开编撰的方式有很大差异,既是清人读书必求其例的治学传统的延续,又体现了作者的现代研究思维,对其后标点学论著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第二点,《古书句读释例》主要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考订。此书采撷大量清人著作中讨论古书句读的例证,并断以己意。其中,引用最多的是《经读考异》。杨氏最终修订的168条释例中,涉及经书的有67条,已见于《经读考异》的凡53条。但对武书的征引,并不是简单抄录,而是多有修正。有的属于增补论据,证成其说;有的属于删繁就简,专论句读;有的属于旁引他证,定于一说;有的则是否定其说,另从他解。如武亿考经书句读,多两可之说,既以此说为是,又不以彼说为非,甚至数读皆可,而不下论断。杨树达固然认为古书有两读或数读之例,即“数读皆可通”者,但又曰:“非著书之人故以此为谜苦后人也,乃今人苦不得其真读耳。”[104]所以,《古书句读释例》摒弃了武氏绝大多数的两可之说,力求其“真读”。如第五例《礼记·檀弓》“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于礼者之礼也”句,武氏曰“此凡两读”,孔颖达《正义》以“其庶几乎”连下文为句,一也;陈澔《礼记集说》以“其庶几乎”绝句,二也。杨氏曰:

《易·系辞下传》云:“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以“庶几乎”为句。《礼记》句例与《易》正同。陈读是,孔读非也。[105]

此即旁引他证,定于一说之例。此类及其他情况的例证还有很多,不复赘言。由此可见,杨树达编纂讲义,并不是简单摘取清人考证著作中的内容,拉杂拼凑成书,而是在此基础上重定体例、条分缕析并仔细辨证而成的。除了《经读考异》,《古书句读释例》征引较多的还有高邮王氏父子的《经义述闻》《读书杂志》、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荀子集解》、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孙诒让的《札迻》等,都是在引用诸说之后再下己意,表现出作者丰殖的学识与深邃的功力。

《古书句读释例》中考证《汉书》句读的例子数量较多,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据统计,《汉书》例共有62条,约占全书内容的五分之二。《汉书》成为例句出处最多的古书,这与杨氏专精于此有密切关系。《汉书》的研究,对杨树达而言,实一生之志业。杨氏自幼读书,便“尤嗜班书,每读一篇,三复不忍释手”[106],读王先谦《汉书补注》,“使用王氏父子校释古书的方法,又加以扩充改善”③,撰成《汉书补注补正》一书,192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9月,就卖出三万四千余册。这个数字不仅对于学术著作,即使是畅销的文艺作品,也是相当惊人的。杨氏对《汉书》及汉碑的研究,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赞誉,直以“第一”“汉圣”称之[107]。以后陆续增补,1953年成《汉书窥管》一书,杨伯峻以为“研究《汉书》,已无剩疑”[108]。《古书句读释例》作于《汉书补注补正》之后,62例条目中,既有已见于《补正》者,又有可增补前说者,是杨氏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编写授课讲义、并在教学研究中持续究治此书的真实写照。如第二十六例《汉书·项籍传》“梁尝有栎阳逮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史司马欣以故事皆已”句,应劭以“请蕲狱掾曹咎书”绝句,“书”作名词书信。“抵,相归抵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在“书”下断句,补入钱大昭注,即从应劭句读。杨树达曰:

按此言梁请曹咎作书与司马欣耳。“书”是动字,应与“抵”字连读,“书抵”犹言“书与”也。应云“取书”,以“书”为名字,又训“抵”为归抵,乃于“书”字句绝。王先谦《补注》从之,于“书”字下置注,非也。此乃不当读而误读耳。[109]

此条既然明确指出《汉书补注》之沿误,却不见于《汉书补注补正》。今检《汉书窥管》,已经收入其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给我们的启示,首先是要在综合研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体现独到的见解。其次,还要不断推进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孜孜不倦,争取更大的进步。学者通过研读杨树达对这些例句的分析以及对错误句读的订正,既可以提高我们标点、解释古书的能力,也可以体会学者的治学方法。

(李寒光 撰稿)

推荐版本:

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杨树达文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清】武亿《经读考异》,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授堂遗书》刻本

2.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点校疑误汇录》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2002年版

3.管锡华《中国古代标点符号发展史》,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