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类疏证·前言》
郭晋稀
☉1916—1998☉
经典导读
一
清代学者戴震云：“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89]即要明道通经，必从识学审音始。古音学的研究，历代相承，到了清乾隆朝，经顾炎武、江永、戴震、江有诰、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的不断努力，古韵分部的成就已达“登峰造极”之境（王力先生评价段玉裁语）。但声纽的研究，却颇为寂寥，远不如韵学发达，声与韵的研究呈现出极不平衡的态势。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者对声纽的研究，有意无意的有轻视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叠韵易晓，双声难知”的原因所致。但自宋以来对古韵的分部，虽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可运用于韵学实践中，核之以《诗经》《楚辞》诸书，却仍有出韵，故段玉裁倡“合韵”之说以弥缝之，但“一音之转”往往却成为滥用通转的托词，审音释字，讹谬多有。
自明中叶以来，经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的提倡，学术界空疏之风，有了些微的求实气息，至顾炎武再三大声疾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考文知音便成为新一代学术的金钥匙和学风转变的风向标。小学研究的重归前沿与等韵学的发展，也给声纽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于是方以智发韧古无轻唇之端绪，毛奇龄主张声韵兼治，徐用锡曾认为舌上音古读舌头音等，都试图或用声纽阐释音理，或声韵结合来解决难题，而发展到戴震与钱大昕，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二
戴震治小学，既反对缘词生训，更反对守讹传谬。戴氏特别强调因声求义，音义结合。他说：“夫六经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义何以得？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90]
戴震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值得注意的是戴氏的韵部名称全部用影母字标出，如传统的歌、鱼、真、脂等部，他用阿、乌、殷、衣标示，这是他科学审音的体现，可以摆脱声母对韵母发生影响和干扰，同时也说明了他充分认识到了声纽研究的重要性。
戴震有《〈转语二十章〉序》撰于乾隆十二年（1747），此后30年，临终前始成《声类表》一书，似乎二者之间并无关联。戴氏为什么要著《转语》呢？他自称：“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谓犹缺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91]此可见戴震著书之旨在于声韵结合，用声韵表的形式给声韵定位以求语音转变之规律，即段玉裁揣测的于“声音求训诂之书也”。
戴震《〈转语二十章〉序》是为明《转语》体例而作，起着凡例的作用，他将三十六字母分为二十章，又分大限五（大类），每大限下设小限（小类）各四。其云：
所谓大限，即他将声分为喉、吻、舌、齿、唇五类；小限即又在每一类中按发、送、收（内收、外收）分为四小类，故五大类共二十小类组成二十章。同一大类中大限相同，故得相转称同位正转；大类不同但章次之位置相同称位同，位同则声变而通，故得相转称位同变转。如戴氏所举例中，“台、余、予、阳”在第一类第三章，属喻母，皆为第三位为位同，故声义并通（详参郭晋稀先生《声类疏证·前言》）。
戴震未将《转语》列表明示之，又未言其于《声类表》之关系即逝，最先解读戴氏之意的是洪榜，其《四声切韵表》即完全按戴氏条例而成，可惜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洪氏《初堂遗稿》云：
洪榜以后，研究戴震古声之学者有江陵曾广源，其著《戴东原转语释补》，疏通证明戴氏条例，所论更详，但仍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实则《转语》即《声类表》，二者无论清浊、类别、章次以及声韵之位置皆若合符节，实为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在当时条件下，戴氏试图用这种方式将声与韵结合、语源与流变结合、音韵与训诂结合探讨，以达到其“各从乎声，以原其义”的目的。
三
钱大昕治学，也是首重小学。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义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93]为解破古音之理，钱氏在诸多学者重点研究古韵分部的同时，他则将着眼点放在了上古声纽的研究上，试图在双声的研究上另辟路径，凿破混沌。钱氏认为，古今论韵，“人有形即有声，声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声音以成。综其要，无过双声、叠韵二端，而叠韵易晓，双声难知”[94]。为解破古音之理，钱氏知难而进，另辟途径，将着眼点放在了上古声纽的探讨上，成为当时在此方面学者中成就卓著的第一人。他认为“自三百篇启双声之秘，而司马长卿、扬子云作赋，益畅其旨”。
钱大昕通过大量经籍异文、声训、反切、直音、又读、古今方音及佛典翻译等的用字不同做类比研究，证明“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其说已成定论。
钱氏对古声纽的系统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其《声类》书中。《声类》四卷，其书虽存，后人以类书目之而不重。《声类》做为书名始于魏人李登。钱氏以此命名其书，意在分别声类以论声转。但钱书椠行以来，从初刻其书的汪恩，至后来的伍崇曜以及今世学者，都只认为此书收集资料丰富，颇像类书，只不过是为撰著《廿二史考异》等储蓄资料而已，书中并没有音韵学的理论与新见。直到郭晋稀先生《声类疏证》，才将钱氏著书之旨及其创新条例，一一剖白于世，炳若烛照，使钱氏《声类》得以重生。
四
钱大昕《声类》四卷，卷以类从，逐条备列。卷一为释诂、释言、释训、释语，卷二释天、释地、释器、释草、释鸟、释虫、释兽，以及读之异者，卷三为文之异者、方言、名号之异、姓之异者，卷四为古读、音讹、同音通用、音近通用、形声俱远、字形相涉之讹等。因其书既无序跋凡例等发明著书之旨，表面看只不过是仿《尔雅》的分类方式，积聚资料而已，确实并无特出之处。但郭晋稀先生认为，钱氏《声类》一书，实际是其以声纽研究凿破音理的重要著述。郭先生说：
郭先生通过对《声类》书中条例的追踪，以及对钱氏《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与《廿二史考异》的比证，将钱氏声转通例，清晰明辨地揭示出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谈“字母”之条曰：
此说为钱氏发明古声纽最重要之条例，但在《声类》书中，发凡却不在卷一的第一章《释诂》而是在第三章《释训》，此章第一条即论云：
案：鬷为精母东韵，奏为精母候韵，韵异声同，故为位同正转（古韵为侯、东二部阴阳对转）；艐在精母东韵，届在见母怪韵，声韵皆异，然并为出声，故为同位变转。《声类》书中对古声纽部位的划分及实践即完全依此条例而成，郭先生在《声类疏证·序例》中依钱氏之例，制其古声纽图如下：
此即钱氏论双声假借中的正转、变转之说。所谓双声正转，即同纽相转，间有少数近纽双声；所谓同位变转，即出、送、收之部位相同，即可变转相通。其《声类》书中搜集的所有古训，无不用来证明其条例。在发明钱氏条例的同时，郭先生指出戴震的《转语》二十章即《声类表》，以韵为经，以声为纬，兼谈韵转和声转，而且无论韵转或声转，都没有从典籍中搜罗例证。但《声类》四卷则不然，主声不主韵，用其全力搜罗古训，以其整部书来阐扬双声正转和同位变转。郭先生接着说：
郭先生《声类疏证》一书，则是花了极大的心力，对钱氏全书中1711条例证，逐一做疏通、证明的工作。如：
从上例可以看出，郭先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将钱氏所举之例，一一搜剔其出处，然后逐字疏通证明和释解，全书疏证之例，莫不如此。如果说钱氏花了极大的心血编著《声类》，那么郭晋稀先生则做为钱大昕二百余年后的解人，将钱氏之理大白于天下，钱氏地下有知，亦必起而答谢焉！
钱大昕之后，钱坫继其家学，其《诗音表序》称：“言诗者必考律，而言律者必正音。正音何先？先双声。”《诗音表》分为双声、出声、送声、收声、影喻通出声、晓喻通送声等凡十一类，列表专明《诗经》中双声之词，可谓对钱大昕说的继承与发展。此后如邹汉勋、章太炎、黄侃、曾韵乾及郭晋稀先生等的声纽研究，皆是沿着钱氏的道路前行。章太炎《与友人书》论近世治音韵：“最精者为钱晓徵，独明古纽与今纽有异。其说古音无舌上、轻唇八纽，齿舌两音亦多流变。虽刊落未尽，亦前修所无也。”
《声类疏证》书中，对于钱氏原书引书讹误、条目与条文不符、误以后人批语刊入作者本文以及其他错讹之处，也做了大量的校订。全书后还附有《声类》刻本的各家序跋，俾便参考。又附郭晋稀先生《邪母古读考》一文，以开示来学，金针度人。末附有全书《检字表》，极便读者核检。
（漆永祥撰稿）
推荐版本：
【清】钱大昕撰、郭晋稀疏证《声类疏证·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019年新版排印本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清】钱大昕撰、陈文和等整理《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
2.【清】钱大昕撰、郭晋稀疏证《声类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郭晋稀《剪韭轩诗文存》，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伏俊琏《彰前修伟业示后学津梁——读〈声类疏证〉》，《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4期，第4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