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命题

清代的乡试，各省都按统一的时间同时进行，考试内容也是严格遵照朝廷的统一规定。如清初定，乡会试首场试《四书》文三篇，经文四篇，《五经》各出四题，士子各认一经；第二场试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道，判五条；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⁵⁵²⁾后经多次变化，至乾隆末形成定制：第一场，《四书》制义题三，五言八韵诗题一；第二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道。⁽⁵⁵³⁾但是，具体到每科乡试，各省的三场试题则是不相同的，这是由于各省自行命题的缘故。而科场命题，不仅关系到朝廷取士之标准，而且更涉及士子的切身利益，因此，清廷在规定三场考试内容的同时，也有严格的命题规制，要求各省一体遵行，以保证考官命题符合要求。不论三场试题有何变化，但命题原则却是不变的。此外，清廷对命题违例者，有相应的处罚条例。

一、命题规制

清代的命题规制是在确定三场考试内容的同时制定的，主要包括命题方式、命题原则，以及命题过程中的具体要求。有清一代的命题规制也是在不断地调整、完善，旨在保证命题的严肃性、稳定性及保密性。

1．命题方式

命题方式，初开科时各省划一，三场试题均由主考官主持拟定。⁽⁵⁵⁴⁾其后，顺天乡试之《四书》题改为钦定。

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命题方式：头场《四书》、《五经》题目，将经书各段书签，共同拈掣。如先将《四书》各分为十段，主考官签掣至某书某段，即令同考官在本段内各拟一题，经书签后，由主考掣签，出者用之。再掣乃定《五经》题。其二、三场之命题，均依此例。⁽⁵⁵⁵⁾因同考官分经阅卷，故《五经》题先由同考官拟出本经题目，候主考官择取签掣。⁽⁵⁵⁶⁾显然，在清初的一段时间，同考官也参与命题。其后，为慎重起见，康熙十八年（1679年）议准：“场内拟题，《四书》掣定几章，每题每人各拟一道；《五经》掣定几章，每题每人各拟十道，俱送正副主考，写签入筒，听御史当堂拈掣。”⁽⁵⁵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以《五经》题各令同考官拟定，主考官签掣用，于防弊之道不利，遂令停止此例，所有经题由主考官自行拟定，以重关防。⁽⁵⁵⁸⁾其后又定，策题亦由考官亲出，不得假手房考。⁽⁵⁵⁹⁾至此，三场试题均由主考拟定，而同考官不再参与其间。

顺天乡试初与各省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从给事中张尔淑之请，⁽⁵⁶⁰⁾顺天乡试及会试，头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定，“于初八日午后密封，发与内阁，交礼部官密送内帘考试官，刊刻给散。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令考试官拟出”⁽⁵⁶¹⁾。雍正元年（1723年）定：顺天乡试首场《四书》题，考官事先密拟，交顺天府，于八月初七日进呈，恭候钦定。⁽⁵⁶²⁾乾隆四年（1739年）奏准：考官恭拟密奏之《四书》题，用内造折匣锁封，交顺天府代奏，恭候钦定，仍锁封发出，转交内帘。⁽⁵⁶³⁾六年定：考官需用折匣钥匙，先期由内务府交送礼部，至入场时，礼部堂官亲交考官带入场内启用。⁽⁵⁶⁴⁾其后形成定制：钦命试题，于初八日黎明由顺天府尹诣乾清门领出，亲送贡院，交监临转送内帘。⁽⁵⁶⁵⁾乾隆间，乡会试首场加考试帖诗后，顺天乡试之诗题亦由钦定。⁽⁵⁶⁶⁾

由于皇帝常有外出行围、巡幸之举，若恰逢乡试之期，则钦命试题的规定会有所变通。如乾隆六年（1741年）的顺天乡试，“恭遇圣驾行围”，故准“所有通场《四书》三题，应令该府尹于八月初八日早赴在京总理事务处祗领”。咸丰十一年（1861年）定：凡皇上巡幸，钦命试题于考试前四日发下，交兵部由马上飞递至京，交留守王大臣收贮，届期照向例办理。至奏请钦命试题所发奏报，应于试期前十五日内递至行在。⁽⁵⁶⁷⁾光绪初，钦命试题多由孙家鼐代拟，至皇帝年长，始恢复钦命试题。⁽⁵⁶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废八股，改试论策。同年定，顺天乡试及会试，第一场论题五道，仍请钦命题目。⁽⁵⁶⁹⁾

2．命题原则

清代的科场条例，对于考官命题有着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不仅便于考官具体操作，而且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对于科举取士的命题原则。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随着三场试题之确定，清政府对经题、诗题、策题之拟定提出了基本要求：（1）考官出题，务择《四书》、《五经》内义旨精深及诗题典重者，⁽⁵⁷⁰⁾不可拘泥忌讳，将颂扬语句并熟习常拟之题为题。⁽⁵⁷¹⁾（2）各省乡试诗题，期于中正雅驯，不得引用僻书私集。⁽⁵⁷²⁾（3）策题以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为主，不许搜寻僻事，⁽⁵⁷³⁾不得以本朝臣子学问人品策问士子。每问不得过三百字，且不得自问自答。⁽⁵⁷⁴⁾

二是要求考官命题要便于士子把握，同时要体现公平取士的原则。

首先，防止士子揣摩，为命题原则的重要内容。入场士子无不希望取中，故揣摩试题势所必然，不仅士子自己猜题，考场之外更有协助士子猜题者。而考官往往于《四书》、《五经》出题，取冠冕吉祥语，或出本身中式之试题，以致士子多能猜中而幸获。康熙七年（1668年）定：考官不得将本身中式之《四书》、《五经》、论、表题目拟出。⁽⁵⁷⁵⁾至雍正十年（1732年），鉴于这一规定使应回避题目过多，故又规定，考官不必回避本身中式之题。⁽⁵⁷⁶⁾康熙五十二年特颁上谕：“《四书》、《五经》俱系圣贤之言。考试出题，专意取冠冕者，则题目渐少，士子易于揣摩，甚有将不出题之书，删而不读，尚得言学问乎？经书内有不可出之题，试官自然不出。其余出题之处，须以各种题目试之，则怀才实学之士，自无遗弃矣。”⁽⁵⁷⁷⁾五十四年，针对命题中出现的问题，康熙帝又谕大学士、九卿等：“科场出题，关系紧要。乡会经书题目，不拘忌讳，不可出熟习常拟之题。朕常讲《易》及修定天文、律吕、算法诸书，人人皆知必以此等书拟题。尔等皆系应点考试之官，虽未派定何人，断然不可以此诸书出题。表题亦不可出修书、赐书等类，不然，则人皆可以拟题幸进，实学何由而得？”⁽⁵⁷⁸⁾尽管屡颁上谕，然各省考官并未认真执行，“每因避忌字样，必择取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遂使士子易为揣摩，倩人代作，临场钞写，以致薄植之少年得以幸取科名，而绩学之老生无由展抒底蕴”。因此，雍正十三年再次重申：“嗣后凡考官命题，不得过于拘泥，俾士子殚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觇实学。”同时规定：“论题专用《孝经》，章句无多，士子易于豫拟，嗣后与宋儒《性理》书参酌间出。”⁽⁵⁷⁹⁾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明确规定：“各省主考出经题，不得尽出素拟，并不得专就删本《礼记》出题。”⁽⁵⁸⁰⁾

其次，题目明确，易于士子把握，为命题原则的又一重要内容。清初以来，考官为避免熟悉拟题，使士子无从揣摩，往往将经书之文割裂、牵搭，以致文义不明，亦有将策问之文字搞得非常繁杂，使应试士子难以把握。为此，乾隆元年（1736年）定：乡会试策题，止用简要之语，不得自问自答，敷衍过多。⁽⁵⁸¹⁾四十年奉上谕：各省乡试命题，不得割裂牵搭，致碍文义。⁽⁵⁸²⁾四十四年，协办大学士程景伊等奏报：本年云南乡试所出二场《诗经》题有“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二句，本无不合，惟是此二句再见于下一章，一字不易，今截去“亦集爰止”及“亦傅于天”之句，士子难以作文。经文句法，似此重叠者甚多，若不分别出题，实难遵照。礼部议定：“嗣后凡一样雷同句法，不得命题，务使士子知是某章某节之题，庶免牵混而昭慎重。”⁽⁵⁸³⁾五十二年，又允许雷同句法命题，但规定：“经书重句命题，依本文次序，在前者不必加注，在后者注明某章某节，则士子不难遵守，而经文不嫌偏废。”⁽⁵⁸⁴⁾并将此规定载入《科场条例》。⁽⁵⁸⁵⁾然考官命题割裂文义者屡见不鲜，至同治元年（1862年）仍有科道官条陈，考官务当恪遵功令，所出试题，不得割裂小巧，牵连无理。⁽⁵⁸⁶⁾显然，这已成为清代科场命题的一大顽疾。

此外，避免考官个人意志的体现，也是命题原则的重要内容。清初以来，多有考官以己意命题，致使士子难以把握。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乡试，福建三场策题为“台湾事宜”。时台湾归附未久，士子于其地方情况毫无通晓，考官以己意命题，降旨切责。康熙帝斥为“茫昧命题，殊为悖谬”⁽⁵⁸⁷⁾。雍正七年（1729年），贵州乡试主考官严源焘所出策题为“慎重保举人材”，雍正帝特别指出：“凡人皆当言行相符，圣人所以有顾言顾行之训。今严源焘策问之条，询之本人，亦自称势有不能，是以己所必不能行之事，责望于他人，言行不相符甚矣。”十年，陕西乡试策题问及历代名臣官陕者所修之水利，亦遭雍正帝斥责：“若以水利策问考试士子，即当就该省所现行者，令其敷陈条对，或备采择之资，或可为善后之计。乃舍今而援古，去近而求远，摭拾往事，泛为铺张，并远引京畿，以为近日兴修水利之一证，而于本省工程关系利弊者无一言提及……务虚文而无实际，乃为政为学之大患。”⁽⁵⁸⁸⁾针对策问中的这种情况，乾隆十九年（1754年）特颁上谕，严禁考官以己意立说：“策问时务，用觇士子学识，主考官不当以己意立说。上年顺天乡试，问黄河北行故道，皆孙嘉淦、陈世倌一己私见，究亦空言无补。若以此为去取，特启士子窥探迎合附和之弊，其渐尤不可长。嗣后有似此者，必治其罪。”⁽⁵⁸⁹⁾

3．相关规定及要求

命题过程中尚有具体规定和要求，以示慎重。考官命题须接受监督和审查，故有试题进呈之例。顺天乡试影响最大，且以顺天乡场位于京师，故顺天乡试试题进呈之例最严。顺治二年（1645年）定：顺天乡试拟题已定，先装写一通，待士子散题已毕，然后进呈，由顺天府尹交仪制司随堂官恭进。三场皆同。⁽⁵⁹⁰⁾康熙中，顺天乡试头场试题改为钦定后，二、三场试题仍须进呈。雍正元年（1723年）进一步明确：顺天乡试二、三场试题于十一、十四日五鼓时照前例进呈。⁽⁵⁹¹⁾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规定：顺天乡试试题由考官亲书密封，交至公堂，由监临转顺天府具本转送内阁。⁽⁵⁹²⁾同时将二、三场试题进呈时间改为十三、十六日启门放牌之前。嘉庆四年（1799年），又改为当日辰刻交出进呈。⁽⁵⁹³⁾至各省乡试试题，向例于进呈题名录内开载，后又有由监临于事竣折内开单具奏者。乾隆五十九年奉旨：“各直省乡试题目，祇应照向例于进呈题名录内开载三场各题，无庸于监临事竣时先行开单具奏，以省烦复。着该部通行各直省遵照办理。”⁽⁵⁹⁴⁾

定例，无论钦命试题还是考官自行拟题，刻印时必须认真校刊，不得有误。至试日五鼓，内帘出题纸，监临、提调、监试等监视执事官分送号舍。⁽⁵⁹⁵⁾康熙七年（1668年）定：主考官场内发题，不得过卯、辰二时。⁽⁵⁹⁶⁾鉴于各省印刷题纸用色不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规定：“乡会试场内题纸，俱用墨刷印给发。”⁽⁵⁹⁷⁾为方便士子作答，特要求考官命题时必须对缮卷要求加以注明。如诗题之后，须将诗韵刊刻一纸，随题纸给发；⁽⁵⁹⁸⁾对填写添注涂改款式及二、三场默写头二场文字之要求，考官亦须刻于每场题纸之后，发给士子遵照执行。⁽⁵⁹⁹⁾

二、对命题违例的处罚

对命题违例者之处罚，旨在督促考官于命题一事须慎之又慎。是为慎重选拔之重要措施，而试题进呈，则成为监督惩罚之必要条件。

考官命题，除须恪遵命题规制外，又要保证刷印试题文字无误，以不致影响士子作答。然乡会考官屡有疏漏者，故康熙七年（1668年）规定：正副考官有出题错字者，一次，罚俸三个月，二次，罚俸六个月，三次，罚俸九个月；本经同考官出题有错字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三次，分别罚俸九个月、一年；自行检举者，主考、同考分别罚俸三个月、六个月。⁽⁶⁰⁰⁾同年又定：“考试官将本身取中《四书》、《五经》、论、表题目拟出者，降四级调用；若将本身取题目拟出，又错写者，革职。”⁽⁶⁰¹⁾“主考官场内发题过卯、辰二时者，罚俸六个月。”⁽⁶⁰²⁾雍正元年（1723年）定：考官若仍出熟习拟题，交部议处。⁽⁶⁰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议准：策题若涉及本朝臣子及超过三百字者，将该考官参奏。⁽⁶⁰⁴⁾四十年定：各省乡试题目到部，逐加校勘，如有割裂纤巧、牵连无理者，该考官参处。⁽⁶⁰⁵⁾

考官因出题违例而遭处罚之事屡见不鲜。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福建、云南、河南三省乡试第三场策问命题，词义多有未当，均属悖谬”，主考官分别降级调用。⁽⁶⁰⁶⁾雍正十年（1732年），陕西乡试主考策问秦省水利。摭拾往事，泛为铺张，奉旨交部察议。⁽⁶⁰⁷⁾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川乡试头场首题为“又日新康诰曰”六字，以割裂文义，牵上连下，全无意义，考官罚俸⁽⁶⁰⁸⁾。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河南乡试正副考官宋晋、吴骏昌不细心核对题纸，以致错误数处，虽自行检举，仍交部严加议处，并令礼部记名，嗣后不准二人再充试差。⁽⁶⁰⁹⁾光绪八年（1882年），顺天乡试正副主考徐桐、孙家鼐等，因凭记忆，所出策题问《易》条内，出现错误，虽自请交部议处，奉旨不准宽减抵销，俱罚俸三个月。⁽⁶¹⁰⁾十一年，福建乡试二场《易》经题，误刊“天地之文”为“天下之文”，后经主考等查出，知照监临，悬牌遍示士子，又补发更正题纸，各号散给。正副考官仍交部议处。⁽⁶¹¹⁾

以乡试命题获罪，更有酿成大案者，则实属文字之祸。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充江西乡试正主考，因三场命题悖谬之处甚多，遂成震惊一时的科场大案。⁽⁶¹²⁾光绪中叶，皇帝亲政，各省乡试，考官命题颇有忌讳。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四川乡试，第一题为“必也正名乎”。光绪帝以宗支入嗣，讳言“正名”。不久，正主考朱琛在官员考核时被免职。⁽⁶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