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士子编号

乡试日期既定，随着考官先期入闱，应试者即按期入场考试，并严格遵守各项场规。入场士子均有各种编号。一为士子考场之编号，以确定士子入闱后归入某号舍。编号用《千字文》编列，惟天、玄、地、黄等字，数目字及荒、弔等字不用，如章字第八号，育字第五号等。二为士子试卷之编号，士子交卷后，试卷经弥封所弥封后，书印红号，亦用《千字文》编列，待誊录出朱卷后，所用字号与墨卷一致，以便查核。三为考场中因区别士子之地域、户籍及身份而另编之字号，旨在按编号分别规定取中名额。本节所述之士子编号即指后者，因分配中额而另编之字号。

各省乡试中额，并非全部在通省内凭文取中。清政府在分配中额时，还要考虑到其他因素。因为许多省分都有一些文化落后的地区，以及一些身份特殊的应试者，如少数民族士子、官员子弟等。因此，为兼顾各省之中各地区应试者的利益，清政府在乡试中推行了针对特殊人群的定向配额制度，有学者称为“保障性名额”，以保证各地区、各种身份的应试者都有中式的机会。而这项政策的推行，是通过编号来实现的。

因中额而另编字号者，首先是区分官卷及民卷，而在民卷之中又编有各种字号。

一、编号

各省乡试除官卷外，均属民卷。民卷之编号均书于卷面，以确保各字号士子均有中式之机会。有些编号则属对边方偏僻士子之照顾，“俾士子知上进有阶，愈加鼓舞”⁽⁴⁷⁷⁾。这里体现了对落后地区的扶植和政策倾斜。

1．顺天乡试之编号

顺天乡试之入场士子，涉及地域广，身份差异大，情况与各省不同，故所有应试者均有编号，且所编字号最为复杂。顺治二年（1645年）定，直隶生员编为贝字号，宣府镇（后改宣化府）生员编为旦字号，奉天府学生员编为夹字号。旦字号于嘉庆十年（1805年）归并通省取中，光绪五年（1879年）以宣化府应试人渐多，而中式者少，且常有脱科之情况，遂从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请，仍恢复旦字号，取中四名。⁽⁴⁷⁸⁾初定，国子监生应试，编为皿字号，顺治十四年照南北分卷之例，直隶八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宣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之贡监生编为北皿字号，江南（后改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后改为湖北、湖南）、广东之贡监生编为南皿字号，以应试人数多寡，分定中额。⁽⁴⁷⁹⁾乾隆元年（1736年）又改为南、北、中皿，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之贡监生另编为中皿字号，其他原属南、北皿字号者不变。⁽⁴⁸⁰⁾六年，将广东之贡监生改编为中皿字号。⁽⁴⁸¹⁾二十一年，严禁南人冒捐北监入试。⁽⁴⁸²⁾

八旗初不应试，后准应试，入顺天考场。康熙八年（1669年）定，满洲、蒙古士子编为满字号，汉军士子编为合字号。⁽⁴⁸³⁾热河厅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学，四十三年改厅为承德府。次年奉上谕，准承德生员于顺天乡试。鉴于士子鲁朴者多，若编入贝字号，恐难中式，遂另编承字号，每科乡试取中举人一名，“以示嘉惠塞上士林”⁽⁴⁸⁴⁾。光绪四年（1878年），以吉林士子应顺天乡式，亦编入奉天夹字号，并增加中式名额，定为夹字号中额八名。⁽⁴⁸⁵⁾十三年议准，黑龙江士子亦应顺天乡试，一例归并夹字号。⁽⁴⁸⁶⁾

2．各省乡试之编号

各直省之乡试并非所有省分、所有入场士子均另行编号，而只是针对某一部分人另行编号，以确定取中名额。现将有编号之省分的情况阐述如下。

陕西乡试，包括甘肃、宁夏士子。顺治初定，宁夏生员编为丁字号，甘肃生员编为聿字号，各取二名。⁽⁴⁸⁷⁾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鉴于甘肃有五个府学自开科以来未中式一人，又将凉州、西宁等五学生员编为聿左字号，甘州、肃州等五学生员编为聿右字号，各取中一人。如有增中一名之科，各中一名。⁽⁴⁸⁸⁾雍正八年（1730年），因边塞士子每多无力应试，礼部议准，将陕西沿边之榆林、神木、府谷、靖边、安塞、保安、吴堡七学另编木字号，每科于通省中额内取中一名，以示鼓励，庶边陲士子益加潜读。⁽⁴⁸⁹⁾乾隆四年（1739年），川陕总督鄂尔达奏请分别陕、甘士子试卷，陕省取三分之二，甘省取三分之一，未准。⁽⁴⁹⁰⁾七年，因“聿右试卷较聿左仅三分之一”，特定，“将额中举人二名，一科凭文通取，一科左右分中”⁽⁴⁹¹⁾。三十六年，因新疆士子参加陕西乡试，遂将凉州一府归入通省卷内，不再另编字号，甘州、西宁编为聿左字号，肃州、安西、乌鲁木齐等处编为聿右字号，每科各取中一名。⁽⁴⁹²⁾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又将镇西府、迪化州所属士子另编聿中字号，于陕西乡试取中名额之外，增额一名取中，以示嘉惠边陲士子。⁽⁴⁹³⁾同时，叙州、玉门、敦煌亦归聿中字号。⁽⁴⁹⁴⁾光绪三年（1877年），以甘肃单独乡试，遂定，甘州、西宁二府自下科为始，将向编聿左字号注销，一律归入大号，与通省士子合试。又定，甘肃回生应试至二十人以上，另编良字号，于甘肃乡试中额（三十名）内取中一名，不足二十人则归大号取中。⁽⁴⁹⁵⁾

山东乡试，四氏学例编耳字号。初沿明末旧例，耳字号只取孔氏，而不及其余三氏。⁽⁴⁹⁶⁾其三氏有中式者，拆号悉置副榜，故有疏请恢复四氏并中者。⁽⁴⁹⁷⁾顺治十四年（1657年）题准：“山东孔、颜、曾、孟四氏子弟试卷，仍同编耳字号，文优者取中二名。”⁽⁴⁹⁸⁾

清廷统一台湾后，准台湾士子应福建乡试。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从福建提督张云翼之请，⁽⁴⁹⁹⁾台湾士子另编台字号，额中一名，待数科之后撤号，不限中额。⁽⁵⁰⁰⁾三十六年，以台湾士子应试者少，且有一半士子系泉、漳二府之人冒籍应试，故撤台字号，归闽省额内一体取中。⁽⁵⁰¹⁾雍正七年（1729年），因冒籍者已改归本籍，且台湾诵读之士志切观光，复准台湾五学应试士子另编台字号，于闽省中额内取中一名。⁽⁵⁰²⁾十三年，又加增台字号中额一名。⁽⁵⁰³⁾嘉庆十二年（1807年），将台字号改至字号，中额亦增至三名。道光八年（1828年）议准：“福建台湾，孤悬海外，嗣后于闽籍中额三名之外，另编田字号，自本科为始，加设粤籍中额一名。”⁽⁵⁰⁴⁾这里的粤籍是指原籍在广东，已在台湾入籍者。另外，乡试广额，至道光元年明确规定，台湾至字号于本省广额三十名内分中一名。其中，咸丰元年（1851年）、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年、光绪元年（1875年）四次广额，均依道光元年例，台湾士子加中一名。⁽⁵⁰⁵⁾有关广额问题，详见本章第八节。

江南乡试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生员，初为一省时，凭文取中，康熙初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仍为一闱，录取依旧。至乾隆元年（1736年）始定，江南乡试分上下江字号，上江为安徽士子，下江为江苏士子，各定取中名额。⁽⁵⁰⁶⁾

四川宁远府，僻处极边，乾隆三年（1738年）从巡抚硕色之请，宁远府应试士子至三十名，另编宁字号，于本省额内取中一名。⁽⁵⁰⁷⁾后又改为丁字号。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宁远府“百余年来人材蔚起，因限于定额，致遭摈弃”，遂注销丁字号，归入通省，凭文取中。⁽⁵⁰⁸⁾

湖南之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并永顺府属保靖县，系属苗疆，该地设学开科晚，其生员难与通省士子同场较艺。嘉庆十三年（1808年），湖南巡抚景安等，恐阻苗疆士子上进之心，奏请将苗疆士子及苗生乡试另编字号。⁽⁵⁰⁹⁾礼部议准：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及保靖县应试士子至三十名以上另编边字号，于本省额内取中一名。至四厅县苗生，应试人数在十五名以上，另编田字号，额外取中一名。如边字号不足三十名，田字号不足十五名，则仍附通省取中。⁽⁵¹⁰⁾

湖北乡试初无另编字号者，同治元年（1862年），以施南府距省城较远，准该府应试士子至三十名以上，另编方字号，取中一名。不足三十名，毋庸另编字号。⁽⁵¹¹⁾八年，取消方字号。以郧阳府属离省城较远，准另编员字号，仍以应试至三十名为限。⁽⁵¹²⁾光绪四年（1878年）议准：湖北轮到取中游动名额一名之年（此游动名额与湖南轮流取中），将施南、郧阳二府士子，先由施南府编立方字号，续以郧阳府编立员字号，轮流间科取中。⁽⁵¹³⁾这样也就保证了施南、郧阳二府士子至少每四科必取中一人。

广西泗城、镇安二府，系改土归流之府，文风较陋。嘉庆五年（1800年），广西学政钱楷有另编字号之请，部议未准。⁽⁵¹⁴⁾光绪十年（1884年），从广西巡抚倪文蔚之请，于广西加广中额内特拨一名，为泗城、镇安两府轮中之额。泗城生员编泗字号，镇安生员编镇字号，轮流间科取中。⁽⁵¹⁵⁾十五年，又准归顺、百色两州厅分编字号，另行取中。⁽⁵¹⁶⁾

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地处极边。光绪十三年（1887年），从两广总督张之洞之请，⁽⁵¹⁷⁾琼州府士子另编玉字号，于该省中额中拨出二名，归琼州府取中。⁽⁵¹⁸⁾

又，山西乡试初将大同府生员另编字号，取中二名。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以大同人文胜前，令与通省士子一例取中。⁽⁵¹⁹⁾各省驻防生员、贡监生初须赴京乡试，嘉庆十八年（1813年）议准：自二十一年丙子科为始，陕西、甘肃、福建、广东、河南、江南、浙江、湖北、四川、山西各驻防省分，随省乡试，“编立旗字号，另额取中，学政录送十名，准取中一名，其零数过半者，再取一名，将来人数增多，总不得过三名”⁽⁵²⁰⁾。至于商籍乡试，康熙六十年（1721年）定，长芦商籍生员于顺天乡试，另编卤字号，于五十卷内取中一名。⁽⁵²¹⁾六十一年准广东商籍生员于乡试中编为卤字号，额中二名。⁽⁵²²⁾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议准：各省商籍，广东仍用卤字号，其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处亦设卤字号，五十取一。⁽⁵²³⁾

从各省编号的情况看，除顺天乡试情况特殊，入场士子均有编号外，其他各省则只是针对某些地区或特殊群体单独编号。单独编号的对象，一是未开乡试的边远省分，如附于顺天乡试的奉天、吉林、黑龙江，附于陕西乡试的甘肃、宁夏、新疆。二是各省中的边远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如陕西陕北七学，福建之台湾，四川之川南宁远府，广西之桂西泗城、镇安二府，广东之琼州府。三是针对少数民族子弟，如湖南凤凰等三厅一县之苗生，甘肃之回生。四是针对特殊群体，如顺天乡试中的八旗士子、国子监生，山东乡试之四氏后裔，各省之商籍子弟，驻防八旗子弟等。这是在各省乡试中额内的一种政策倾斜，除特殊群体外，主要针对各地方的文化落后地区。尽管给这些单独编号的士子中额并不多，一般是一二名，或三四名，但是他们的录取比例还是很高的。各省士子一般为百人中录取一名，当然有略低于此者，如广西、贵州，也有大大高于此者，如江南、浙江等省，而单独编号的士子，最多的是商籍，五十中一；其次是四川宁远府、湖北施南府及湖南苗疆士子，三十取一；甘肃回生二十取一，湖南苗生十五取一。台湾士子，虽然没有规定录取比例，但从台湾设学及学额情况看，其生员，每三四十名中可有一人录取为举人。而且对于单独编号的中额，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乾隆九年（1744年）等几次削减各省中额时均明确规定，此项中额不减。⁽⁵²⁴⁾可以说，对单独编号士子规定取中名额是一项非常优惠的政策。

清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乡试中额的分配方式，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一是要在文化落后地区推广、普及文化教育，一是笼络天下的读书人，进而安抚人心，稳定地方。如顺天乡试为承德府生员另编承字号，正是考虑“边外士子朴鲁者多，恐尚未能与通省贝字号卷校艺获售，着加恩照宣化府之制，另编承字号，每科乡试取中举人一名，俾士子知上进有阶，愈加鼓舞，俟将来文风渐盛，人数多至百余名，该督臣再行奏闻增额，以示嘉惠塞上士林，多方乐育至意”⁽⁵²⁵⁾。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增加镇西府、迪化州士子中额时，特颁上谕称：“用示朕加惠边陲士子至意。”⁽⁵²⁶⁾而在湖南改土归流地区专门为苗生设立中式名额，更是清政府推行“以汉化夷”政策的具体表现。

二、官卷

在保证边远地区、文化落后地区的应试者有中式机会的同时，清政府还专门限制官员子弟之登进，而不致妨碍寒畯进身之路，因此有官卷之设。凡官员子弟应试，另编立官字号，以区别于一般士子之民卷。官卷之设，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自行科举以来，大臣子弟应试多引发争议。唐代即有抑制大臣子弟之举，⁽⁵²⁷⁾宋代更创立了牒试之法，明代朝野攻击大臣子弟夤缘幸进之声不断。⁽⁵²⁸⁾清初以来，达官子弟与天下士子一体应试，而中式独多。顺治十五年（1658年），刑部左侍郎杜立德弹劾“内院学士胡兆龙，罔上行私，目无功令，权势倾人”，其弟兆麟、兆凤分别于顺治十一年、十四年乡试中式，都城有“一龙当道，麟凤齐鸣”⁽⁵²⁹⁾之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午科，都御史徐元文子树声、侍讲学士徐乾学子树屏，同时中顺天举人，后以取士不公被黜革。三十八年己卯科顺天乡试榜发后，因取士不公，“士子鼓噪”⁽⁵³⁰⁾。三十九年庚辰科会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孤寒子弟未能入彀”⁽⁵³¹⁾，人心不服。于是，定官、民分卷之法。康熙帝特谕大学士、九卿等：“考取举人、进士，特为得人耳。若或行贿夤缘而得之，则出身之本源不清，而欲冀他日为忠臣良吏，得乎？今朕意欲凡系大臣子弟，另编字号，令其于此中较阅，自必选择其文之优劣。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如此，则于考试一事，大有裨益。尔等议奏。”⁽⁵³²⁾于是，大学士、九卿等遵旨议定：顺天乡试，大臣官员子弟，满洲、蒙古之满字，汉军之合字，直隶之贝字、皿字，各于其卷面字号下编书官字号。又，顺天有国子监录送之贡监生，照例分别官、民卷，分别进入不同号房。会试亦于满、合字号，及直隶各省南、北字号下编书官字号，分别进入不同号房。其各省生员亦一例分别官、民卷。直省如定额十卷，民卷取中九卷，官卷取中一卷。若各省乡试官员子弟止数人者，不必另编官字号。再，各省乡试之夹字、旦字、耳字、聿字、丁字，及会试之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此数处额少，俱不必另编官字号。⁽⁵³³⁾同时规定：在内文官京堂以上，及翰詹科道，武官参领以上，在外文官藩臬（即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武官提镇（即提督、总兵）以上，其子孙及同胞兄弟，并同胞兄弟之子，俱编为官字号。已故及降革者不准编入。⁽⁵³⁴⁾不久，以吏、礼二部司员有科场之责，允其子孙编入官字号。⁽⁵³⁵⁾康熙四十一年，清廷进一步明确：丁忧、告病、告老、休致各官，应在编官号之列者，其子孙自应编入官字号。⁽⁵³⁶⁾五十一年，因会试决定行分省取士之法，遂停止会试之官卷⁽⁵³⁷⁾。设立官卷，规定中额，旨在防止官员子弟取中过多，因此，官卷必须按定额录取，不得挤占民卷。

官卷之制确定后，不时有所调整，而调整之内容，多是对官卷之限制。如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官卷少之省分，因文理荒疏，不能足额，即以民卷内佳卷补足，任缺毋滥。⁽⁵³⁸⁾七年议准：官员子弟，凡已出继者不得编入官卷。⁽⁵³⁹⁾乾隆九年（1744年），以内阁侍读亦经办科场事，准其子弟编入官卷。⁽⁵⁴⁰⁾十五年，湖广总督永兴以官卷较民卷过优，奏请改定官卷之例，遂定：直省额中举人二十五名内，许中官卷一名。同时停吏、礼二部司官及内阁侍读子弟入官卷之例。⁽⁵⁴¹⁾此时已较初定时十名中额取一，限制更为严格。十六年，明确规定各省官卷之中额，自六名至一名不等。且定，京官文四品，外官文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子弟得编入官卷，八旗武职自副都统以上方列官卷。⁽⁵⁴²⁾二十三年，又以官卷过优，重新规定：直省乡试官卷于定额中，大省每二十名取中一名，中省每十五名取中一名，小省官卷本属无多，不妨稍宽其额，每十名取中一名，⁽⁵⁴³⁾零数超过规定数一半可加中一名，如大省官卷有三十一名，可取中二名，余类推。不及额者归民卷。⁽⁵⁴⁴⁾自是成为定制。⁽⁵⁴⁵⁾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官员子弟的中式。以浙江为例，该省中额为九十四名，其中最多可录取六名官员子弟，但前提条件是至少要有一百十一人入场应试，否则多余的名额要划归民卷。二十七年定：嗣后，应得官卷之现任文武各官，应查明开单，知照各本省存案，遇有升迁事故，均于奉旨后随时移咨各该官原籍，乡试之年按册查核，有混入官卷者，造送各官议处。⁽⁵⁴⁶⁾五十七年复准：本官出继，其本身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概不得编入官卷。⁽⁵⁴⁷⁾道光元年（1821年）议准：给事中外授道员后，子孙改归民卷应试。⁽⁵⁴⁸⁾咸丰年间行捐输加广乡试中额，遂定：各省“捐输推广之额，均归民卷取中，不得加入官卷”⁽⁵⁴⁹⁾。按定制，办理官卷过程中，如有官员疏忽，造成该入不入之错误，送考官罚俸一年。⁽⁵⁵⁰⁾

清廷设立官卷，是取信于民的举措，其目的就是要安抚天下士子之心，并博得舆论的赞同。在推行官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惯例，即官卷不中解元与经魁。有记载：“江南乡试，俗名第十九名为官元，以官卷中式最高名数以第十九名为止。两主试以十八名之魁卷归之寒士，使得一乡魁美名也。”⁽⁵⁵¹⁾清代既行官卷之制，有关大臣子弟登进之议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