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个民俗文化学的范本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节日文化和民俗礼仪。中国的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理念和道德情怀，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节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根源于自己的文化社会土壤，也生发于独特的自然物质条件。严格说来，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潜移默化、和风细雨，慢慢渗入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渐进过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节日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的特点，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滋润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壮大。
尤其是感自然规律而起，孕人文精神而丰的春节，在几千年文明演变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年节文化体系，积淀着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感和人文精神。可以说，年节文化，是中国人的自然观、哲学观、伦理观、社会观、爱情观和审美观的集中体现。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过年”，还是现代语境下的“春节”，既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又有厚重的历史篇章。
过年：重复中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
春节，俗称“过年”，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但“年”的概念，最初的涵义来自农业。古时人们把谷物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禾部》里就有“年，谷孰（熟）也”的说明。夏商时代产生的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那天为朔，正月朔的子时称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多天周而复始，既是大自然的变化周期，又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段落。中国人就是有感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变化规律，以隆重的仪式来辞旧迎新和相互激励，因而年复一年地积累成“过年”的习俗，形成了别具风味的年节文化。
“年”是从周朝开始出现的，到西汉才正式被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古时的正月初一被定为“元旦”，进入近代中国，受西洋历法公元纪年的影响，也为了顺应世界潮流，人们萌生了合用中西历法的念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顺应农时和便于统计，规定在民间仍使用夏历，即传统的农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社会团体中实行公历，并规定公历的元月一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俗称“阳历年”或“新年”，而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于是把农历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或“农历年”。从此，“春节”这个名称正式进入中国节日法典。
虽然中国的春节是农历一年开始的日子，但自古以来，中国人过年习惯上从春节前的一个月即农历十二月（俗称腊月）就开始了。据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个叫“万年”的年轻人，看到当时节令混乱，弄得庄稼人无法种田，甚至错过了耕种的大好季节，于是有了定准节令的打算。一天，他上山砍柴累极了，坐在树荫下稍事休息，没想到太阳底下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使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算天时的日晷仪，用来测定一天的时间。在反复思考和多次观察中，有了对天时变化的认识和测量的办法，在受到山崖上滴泉的启发后，他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用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的重复测量，使他惊奇地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春夏秋冬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跟着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变幻莫测而备感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自己研制的日晷仪和漏壶去见国君，对他讲清了日月运行和四季变化的道理。祖乙听后非常高兴，请万年留下，并在天坛前修建了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派十二童子服侍万年，希望万年测准日月运行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就这样，万年在日月阁里，冬去春来，年复一年，终于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献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劳苦功高的万年。
从这些传说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年的起源和农业生产以及推算年、月、日的天文历法密不可分。“年”在民间传说中虽然有着不同的形象，有的认为年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敝，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有的指出：从神格来讲，年是雷神；从现实格上讲，年是鳄鱼；从功能格上讲，年是植物神。但无论年作为雷神，还是作为植物神，都与作物生长的周期性和人类生产劳动的重复性有关，都与中国人对四时节气和日月星辰变化规律的认识有关。年的三副面孔即植物神、雷神、鳄鱼，其中就蕴含着古人对标志着时间的年的理解。植物神表达的是未来的希望，雷神表达的是力量，希望把命运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鳄鱼表达的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在古人眼里，人以及动植物的生命都是由上天主宰的，同时上天又是神秘莫测的，雷神就是上天意志的代表。在三位一体的年中，总体上看，阳性力量大于阴性力量，这也是年自身周而复始运动的动力所在。
这种与生产劳动相关连的时间性动物“年”，显然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它从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中国时间文化在人文内容上的厚度，也在民间口头传说和形象构建中积淀了历史，创造了内涵丰富的年文化，从而使中国的年，不仅具有神圣的上天性，而且还具有传奇般的人间性。中国的年文化和时间文化就是在这种境况下萌发和衍生的。据说黄帝时曾建五城十二楼，并以“迎年”为其命名。汉武帝东巡海上，也仿黄帝时的建筑，将其所建的建筑物命名为“明年”。在周代，类似于年的词语有“岁”、“载”、“祀”、“辰”，都具有表达一年的意思，但为什么最终还是“年”作为时间的概念而广为流传下来？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偶然的事情。古人对“年”的理解，不仅决定了“年”的命运，也意味着人们对“年”的期盼。年作为植物神和吉祥物，有对中国植物神系列进行文化和节庆上的综合作用，其影响不仅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丰富而多元的年文化，而且在年的旗帜上汇聚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使中国人有了周而复始的集体狂欢和普天同庆的过年时节。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过年，前后要经历一个月的时间。传统意义上的过年，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这期间，汉民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如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至年三十，民间称这段时间为“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家家户户在大搞清洁除尘外，还忙于准备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新衣新鞋新帽，更要买年画、贴春联、剪窗花、挂大红灯笼，把屋前屋后、里里外外装扮得红红火火，营造出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过年”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诱人的魅力和重要性，但“回家过年”、“欢度春节”，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期盼，“过年”、“春节”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它们生命中的重要节点。
拜年：礼俗内的情感操练和愿望表达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中国民间早就有“开门爆竹”之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除旧迎新。
爆竹是中国的特色，也称“爆仗”、“炮仗”、“鞭炮”。它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现在的人们一般都认为爆竹可以创造喜庆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给人带来欢愉和吉利，然而在古代，爆竹则是一种驱邪除瘟和驱赶野兽的有效工具。
相传有一种叫“年”的怪兽，每到大年三十除夕之夜，便进村吞食牲畜、伤害人命。人们发现年兽最害怕火光和噼噼啪啪的炸响声，便用爆竹、灯火、大红纸来驱赶年兽，结果十分有效。后来这种做法演变为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走亲串友，互相问好，彼此祝贺，相互叩拜，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拜年的习俗。
不过，古代人的过年拜年与现代人的过年拜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现代人的拜年大多已流于形式，既不隆重，又不热闹。古人则不一样，他们相当注重过年时那些精心选定的内容，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物品和仪式以及具体细节都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古人过年，无论是相信的程度和投入的精力，还是付出的激情和物力，都远胜今人。古人不是为了过年而过年，而是在认识万事万物的过程中，利用“年”这个特殊的节日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和感恩之心，在特定的礼俗仪式的规约下达到有限的狂欢和心理的满足。
除夕前的扫尘、贴春联、贴窗花、贴年画、倒贴“福”字等迎春习俗固不待言，除夕之夜守岁之举就颇为耐人寻味。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记》，内有馈岁、别岁、分岁和守岁的介绍。除夕之夜，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为“守岁”。“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为夜半时分。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待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吓跑驱走，也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唐太宗李世民还写有《守岁》诗以记其事：“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大致说来，古时守岁有两种涵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有为延长父母寿命之用意。像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所言研究历史，就有“了解之同情”的心态，如果没有古人的情怀，我们是无法读懂“相邀守岁阿戎家，蜡炬传红向碧纱。三十六旬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和“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这些古诗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蕴。
正月初一新春伊始，人们开门燃放爆竹，出门互相拜年已是约定俗成的做法。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家族长者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拜年；有的是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一些士大夫或社会上层人物首先使用名帖相互祝贺，到现代则是互寄贺年卡或相互之间电话拜年，有的干脆发短信或发邮件拜年。通常，拜年的规矩是晚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派给晚辈，祝其岁岁平安。
不过，拜年也有特定的仪式或礼节。“拜年”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万事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祝愿身体健康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抱拳作揖，施礼道贺。清人说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成为时尚。大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录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人家，住百岁坊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如今的春节赠送贺年卡、贺年片，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明代文徵明就有“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的真情表白。
不过，惯例是正月初一家族邻里之间的拜年。初二至正月十八，虽是拜年的时间，但天天都有讲究，事事都有规定。根据习俗，初二媳妇回娘家，称“归宁”，北方祭财神，吃元宝汤即馄饨。初三老鼠娶亲，因此不能熬夜，还要在地上撒些盐米。初四初五迎神接神，一切人间神回到人间，因此在傍晚接神。初六祭送穷鬼。初七人日，煮七菜为羹。初八众星聚会之期，拜星君。初九玉帝诞辰，祭玉皇、祭天宫。十三至十七都是元宵佳节。十三在厨下点灯，称试灯。十四搭彩棚，迎紫姑神。十五元宵节。过十八才正式收灯，年就算过完了。
在广东，正月初一开始拜年，每天也有固定的礼俗：“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初三穷鬼日，初四人乞米，初五初六正是年，初七寻春去，初八八不归，初九九头空，初十打春去，十一打仔回，十二搭灯棚，十三人开灯，十四灯火明，十五祈完好，采青走百病”，通过这一系列的拜年活动，人们追思先贤，孝敬祖宗，确认自己的根脉，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
总之，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也是人们利用年节假日，交流联络增进感情，不断增强团结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对于年轻的中国人来说，拜年既是一种文化知识和社交礼仪的学习，又是一种道德情感和人格精神的操练。
颂年：亲历后的文学书写和艺术想象
通常，周而复始的过年或春节，最容易唤起人们对亲人、对家庭、对故乡、对祖国的情感；也最容易唤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增强对民族精神的认同。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过年、拜年、欢度春节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欢愉的经历。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现代社会，年味越来越淡，过年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文化魅力。古人对春节的感怀或对过年的向往，在今人看来已是十分陌生，甚至成为难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细细品味古人的文学作品时，依然会勾起往昔过年的记忆，在思想和情感上产生共鸣。尤其是那些身在异域而心系家乡的游子，更能体会唐代高适在除夕之夜那种“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的寂寞冷清和百无聊赖的心情。如果没有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种“了解之同情”的心态，我们便不能理解古人那种“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徲，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的潇洒旷达，也不能把握“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诗中的意蕴，更不能洞察“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和“巧载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的悠闲和舒缓。
不过，古人关于过年的诗文，更多是实情实景的记录或年深月久后的文化想象。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就对当时民间祭灶作了极其生动的描写：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
男人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
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分。
送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极为普遍，但各地的仪式和规定又略有出入，不同时代其表现就更是千差万别。鲁迅先生在《庚子送灶即事》诗中说：“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他又有进一步的描述：“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种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
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眼里，正月初六“送穷”的习俗值得格外关注，因为人人怕穷，个个盼富。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过《送穷文》，诗人姚合写有《晦日送穷三首》，其中一首就说：“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这说明送穷风俗十分流行。清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送穷鬼》中录前朝人的词时写道：“奉劝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穷鬼。”历代诗人留下的送穷诗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情感诉求。
相对而言，过年给人们留下的大都是良好的印象和甜美的回忆。唐代孟浩然在《田家元日》诗中就抒发了田家新春时的情怀：“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而崔液在上元夜时的印象则是：“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宋代姜白石在元宵节看到的景象与辛弃疾的感受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辛弃疾有词述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姜白石也感叹道：“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到了元代，京都人的元宵节，景象依然如前：“袨服华妆着处缝，六街灯火闹儿童。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明清两代统治者虽然对地方严加控制，但过年迎春的内容和形式、规模和范围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迁客骚人的笔下，节日的风景似乎更加迷人。明人唐寅有诗为证：“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清人符曾也说：“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元宵节虽然是年节或春节的结尾，但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仍然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历代文人墨客心目中的春节处处充满着欢乐祥和的气息，处处飘荡着幸福和美的欢笑，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也总是少不了当时情景的书写，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过年的描述，对春节的歌颂，总是带有许多感情的色彩和想象的成分，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情景再现。文学书写和艺术表现，不是年节文化的完整记录，更不是年节历史的全部，但是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年节文化信息，形象具体地表达了历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他们关于春节或过年的记忆，既是历史的重温，又是春节或年节的文化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