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寻梦硝烟里

岑桑乘坐的轮船抵达广州湾码头，收拾好简单的行囊下船，旋即马不停蹄地赶路，行经吴川、化州、茂名直至高州，回到了大姐胜芳的身边。胜芳的工薪虽然很微薄，但还是打算让爱弟在当地念初中，以便照顾。可是爱弟执意不肯，硬是要到当时广东战时省会的韶关闯一闯。胜芳见爱弟去意已决，只好同意爱弟的抉择。

1940年夏秋之间，大姐胜芳的一位同事要到韶关办事，胜芳就拜托这位同事把爱弟带去韶关，岑桑如愿以偿，欣然成行。

那时，交通十分不便，从高州往韶关只能步行。这位同事和岑桑朝行暮宿，涉水爬山，风雨无阻，经信宜，向罗定，接云浮，转高要，通四会，抵达清远，紧接着坐上了从清远航往韶关的客船，到达了岑桑盼望已久的目的地——韶关。

到韶关时正值各校开始招生。岑桑看了几分招生简章，他对志锐中学最感兴趣。这间中学的董事长是当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学校之所以命名“志锐”，是为了纪念已故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一位将领许志锐。学校的生源除了第四战区司令部的军官子弟外，还从当时广东省儿童教养院的难童中挑选出来的几十个优秀的孩子。简章还说，在秋季新招初中一年级的新生中专设一名公费生，择优录取，分高者得。生性敢于挑战的岑桑觉得这是天赐良机，绝不能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决定一搏，赴考应试。

经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岑桑以最高分取得该校唯一的公费生待遇，这对岑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志锐中学坐落在韶关始兴县城的附近。校址原是一间文庙，经过粗略的装修，基本上具备了作为学校的简单规模。教室、礼堂、膳堂、图书室、运动场、师生宿舍一应俱全。全校学生一百五十人左右，其中中学部分为两个班，学生一百名上下，小学部一个班，学生约有五十名，人数不算多，学校不算大。

志锐中学的纪律特别严格，全体师生一律在校寄宿。学校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思想的教育；对学生开展精神、体格、科学、生产等方面的训练；不论男生女生，一律剪短发穿短裤军装；不论春夏秋冬，都要下河游泳，锻炼体魄。中学生还要求缠绑腿，穿草鞋，按《步兵操典》，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作息定时，吹号出操，列队进餐。由于这批学生大都经过较为严格的挑选，大部分都比较优秀，体质比较好，纪律严明，校风整肃，就像一个小军营。

在师资方面，全校教师二十多人，当中有不少优秀分子，有几位还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风华正茂，斗志昂扬，充满青春活力，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勤奋学习的坚强集体。

教师队伍，人才荟萃，精英咸集。陈原老师，懂得几门外语，当时人们广为传唱的苏联歌曲《喀秋莎》《雪球树》《我们是熔铁匠》等歌曲，都是由他翻译的。陈原对音乐很有研究，他担任学校的英语和音乐老师，教学水平相当高，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很受学生的欢迎，是教师中的佼佼者。后来，他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孙慎老师在文化界知名度很高。后来，他担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

吉联抗也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上课效果相当好，他在音乐史研究方面造诣较深，后来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等职。

舞蹈老师梁伦，后来担任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席；音乐家胡均，也在志锐中学任教。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学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国难当头，在老师们的教育指导下，全校一百多学生，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组织了合唱团、宣传队、演剧队，利用课余或星期假日到县城附近乡村演唱抗战歌曲，演出歌剧，张贴抗日标语，绘制抗日壁画。

除了学校合唱团活动外，各班还组织了歌咏队，各班的歌咏队居然上台高歌《黄河大合唱》和苏联歌曲《雪球树》《我们是熔铁匠》等。他们唱出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对日寇侵略者的无比愤恨。

同学们除了演唱进步歌曲外，还努力阅读进步书籍，苏联作家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中国哲学的普及读本《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入门》等都是同学们喜欢阅读的图书。

1985年8月，岑桑回忆起当年这段学生生活片段时，写下了《为爱寻根》这首长诗，歌颂了烽火少年时中学的校园生活，表达了对多灾多难的祖国刻骨铭心的热爱。

当时的省会韶关，是日寇飞机轰炸的重点，经常飞来轰炸，同学们被逼到防空洞里温习功课。敌人的疯狂肆虐，更激起了同学们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奋发图强的意志。在那狼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同学们生活困厄，喝稀饭，吃野菜，还时有断炊之虞。为了渡过难关，岑桑和同学们一起，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下田种稻，垦地栽菜，上山砍柴，野岭割草，情同手足，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地解决了粮食不足和燃料缺乏的问题。

岑桑在校里表现突出。他是班里的学习组长，上课时聚精会神，课余时手不离书，即使是敌机轰炸的时刻，他还是带上课本，一有时间就温习功课。他从初一读到高一，每年学期结束，在班里公布的成绩单上，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居于最高位，名次排在最前。他在班中不但学习成绩总居首位，而且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学校歌咏团他是成员，班里歌咏队他是队长，学校篮球队他当骨干，学校童子军乐队他任队长。

更值得肯定的是，岑桑的文字功底好，写作能力强，具有美术素养，又热心为大家服务，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推选他为班里墙报的“主笔”，连选连任，班里没有人代替得了他。班里办的墙报《白浪》，这个名字是由他提出来的。为办好这份墙报，他利用课余，撰稿抄稿，编辑校对，设计版式，绘制插图，一丝不苟，尽职尽责，使这份墙报办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趣味性浓，可读性强。他除了负责墙报事务外，还为当时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战时这间学院迁至坪石）一群进步师生创办的学生刊物《学园》撰稿，该刊发表的《停膳》这篇小说，就是岑桑以穷苦学生交不起餐费而挨饿为题材创作出来的作品。从此，他跟文学交上了朋友。

在一次志锐中学同学聚会上，岑桑与白发苍苍的老同学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一首简短的歌曲，歌名叫做《更夫曲》。歌词是这样写的：

更夫啊 请告我那 时序迁流的预兆吧 啊 岁月将会昭示 什么欢乐的讯息 何时何日得高唱 那庄严嘹亮的乐章 更夫啊 请告我那 时序迁流的预兆吧

这首歌就是岑桑在志锐中学时选了一首世界名曲的乐谱，填上自己创作的歌词而成的。当时在班里很流行，个个同学都会唱，唱得滚瓜烂熟。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许多垂垂老矣的当年同班同学还能一字不漏地记得清清楚楚。笔者在编辑本书的时候，远在北京的一位岑桑的老同学，强烈要求把这首歌词收进本书的“岑桑诗文”部分。这首歌词，表达了烽火少年在黑暗中呼唤黎明、在抑郁中渴求欢乐、在沉闷中期待高歌的强烈情怀。

岑桑在志锐中学的同学，不少都比较优秀。如杨资元曾担任过广州市市长；李国瑶是老地下党员，曾担任过广东省梅州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吴群继曾担任过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吕华是为我国石油钻探立过功勋的专家；方汉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汉仪是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陈汉才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有不俗的表现。

如今，他们虽年事已高，但情谊不减当年，电话邮件，成了他们平常联系的方式。他们喝茶聊天，打牌消遣，过从甚密。无论哪位孙辈嫁娶，弄璋弄瓦，搬屋乔迁，都相互盛情致贺。岑桑刚搬进佛山南海大沥黄岐的新居时，他的同学、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杨资元，为岑桑赠上一副对联，以示庆贺。对联的内容是：“旧梦可重温，记否中流击水；小楼成一统，何曾曲意随风。”联中既记述了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中流击水的烽火年代的校园生活，又赞扬了岑桑刚直不阿、持正为人的优秀品格。对仗工整，意味深长，确为妙联。

1944年7月，岑桑读完高中一年级。此时，日寇纠集重兵发动豫湘桂攻势作战，华南地区的局势日趋严峻，学校决定搬迁。同学们各有打算，有的干脆回家，有的跟随学校走，岑桑决定到肇庆寻找舅舅。他怀着忧伤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教育培养他四年之久的母校。

岑桑到了肇庆，当局贴出紧急告示，要求市民在二十四小时内疏散完毕。整个肇庆城人心惶惶。岑桑的舅舅早已疏散，不知所踪。此时的岑桑，孤独无助，浪迹街旁。他决定将身上仅有的钞票，买船票前往梧州。在赴梧州途中，岑桑遇到了一位素不相识、萍水相逢的姑娘。她比岑桑年龄稍大，美丽善良，菩萨心肠，视岑桑为己弟，全程呵护岑桑。岑桑在《黑衣姑娘》一文中，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真情实感地描写了“急难见真情”的一幕，读后令人动容。

岑桑在梧州待了几天，又转到了柳州，得到早先在柳州参加工作的“志锐”同学们的接济。后来又通过一位邓姓同学的关系，与几位同学一起，远赴贵州，进了设在安顺的黔江中学，念高中二年级。在此期间，他开始用“岑桑”署名在《大刚报》上陆续发表文学作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普天同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时在贵阳的岑桑，无比兴奋，壮怀激越，决心报考大学。那时各间大学可以自行招生。岑桑高中没有念完，就以招生简章中规定的“同等学力”，分别报考了贵州大学英语系和广西大学农学系，均被录取。他经过考虑，弃一择一，选择了广西大学农学系。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过了几天，广西大学通知录取的新生到贵阳集中，由学校派人统一带新生回校开学。那时广西大学为避战乱暂从广西桂林迁往贵州的榕江。岑桑同十几个被录取的男同学，由学校带队人员领着，从贵阳坐车到独山，第二天往东步行至三都，然后乘小舟沿都江东行，向榕江进发。过了三滩，同学们以为平安无事，正在纵情欢歌之际，不料小船在途中触礁沉没，岑桑和他的同学们虽然都因懂得游泳而幸免于难，但前无去路，赴榕江读大学的美梦因此破碎了，惆怅万分。岑桑在《过三滩》一文中，详细记述了那次惊心动魄、劫难余生的危险经历。

岑桑和他的同学们，从沉舟的江岸返回独山，各奔前程。岑桑用粗略可通的英语，扬手招停过路的美军运输车，被车上那位善良的希腊籍司机载到柳州，又从柳州乘船回到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