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破碎的家园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突然野蛮炮击沈阳，同时向吉林、黑龙江两省发动猛烈进攻。其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19日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辽宁其他地区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这一事件，史称为“九·一八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诡称在演习中“失踪”一名士兵，悍然向北平城西卢沟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从此，中国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

1937年7月中旬，岑桑小学毕业，回到家乡度暑假。此时，日寇加紧从北向南侵略的步伐，眼看家乡被侵在所难免，局势十分紧张。作为一家之主的泮根不得不作出对孩子们的安排。他让长子汝康投奔到侨居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的一位宗亲家；让刚完成高中学业的长女胜芳赴粤西高州教书；他自己征得家居香港的一位宗亲的同意，于1937年9月携带连芳、笑芳和岑桑，乘船到了香港，举家赴港岛避难。

泮根同儿女到香港之后，寄居在宗亲家里。泮根原以为到了宗亲家会受到热情相待，讵料现实情况与自己原来的天真预想完全不同。那位宗亲在香港开了一间摄影器材店，是这家店铺的老板。由于经营得法，加上该店当时取得了美国摄影器材行业著名的柯达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权，销路通畅，利润丰厚。泮根同这位宗亲本是至交，在该店中也参有股份，且此位宗亲在坎坷之时曾得到他的支持帮助，双方的妻子还是同宗姐妹。正是由于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关系，泮根才萌生投奔寄寓念头，那位宗亲也才有表示接纳之意。

为了不给宗亲的家人带来太多的麻烦，泮根自己到堂妹家中居住，将年幼的岑桑送到宗亲摄影器材店当学徒，让两个女儿寄居在宗亲家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宗亲的家人明显露出对寄居者的嫌弃之情。鉴于这种情况，泮根马上将两个女儿投寓在香港的另一亲戚家。这位亲戚也是从广州到香港避难的，生活穷困，靠做些小手工维持生计，但这家人对泮根的两个女儿不错，两个花季女孩就成了这穷苦之家同处困境，互相扶助的成员。

当时十一岁的岑桑，由于国难当头，夺走了他黄金般的童年，当了摄影器材店的学徒。白天在店铺做工，夜晚在一间英文补习夜校学习。他每天都要打扫店铺，倾倒垃圾，为老板服务，为顾客送货，累得半死。他在店铺里，就像一个小奴隶，招人白眼，被颐指气使，生活在充满势利、贪婪、虚伪、欺诈的龌龊氛围之中，幼小的心灵遭受了创伤。这段经历，为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岑桑的父亲泮根赴港不久，就身患严重疾病，长期住院治疗，都不见好转，1938年秋，终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父亲西去，寄人篱下的连芳、笑芳年纪还小，难于自顾，岑桑更陷于孤苦无援的境地了。

岑桑的祖母潘氏在乡中惊闻儿子在港病逝的噩耗，痛惜儿子英年早逝，牵挂年幼的孙儿孙女们困苦无助。此时抗战的局势十分严峻，日寇已经占领了我国包括广州在内的许多沿海地区，年迈的祖母不顾危险，专程从顺德徒步到了香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她居然通过各种关系和线索，寻找到她牵肠挂肚的孙儿孙女们。仁慈善良的祖母把小孙儿岑桑从摄影器材店带走，送到在九龙开设木材店的亲戚家安置下来，自己才依依不舍地转往澳门徒步回顺德老家去了。

这家木材店的老板娘兰姑，原是岑家祖辈的养女，结婚后一直感恩不忘，把岑家视若娘家，是岑家亲戚中关系较密切的一家。兰姑离开家乡后跟随丈夫到了香港，开了这间小木材店，夫妻两人同心协力，克勤克俭，诚信经营，所赚除了维持日常开支外，略有盈余。岑桑在这间小木材店虽然不是学徒，但他懂事明理，吃苦耐劳，手脚麻利，常常主动帮助店主人干这干那，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甚博店主人的好感。兰姑夫妇也对岑桑关怀备至，使岑桑有如归之感。

岑桑在木材店的境遇与在摄影器材店状况相比，犹如从冰天雪地回到了充满暖气的家中。他的人格受到尊重，生活得到关怀。

岑桑毕竟是一个满怀梦想的孩子。他虽然在兰姑家过得不错，也十分感激兰姑夫妇。但他不安于目前的处境。他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渴望创造机会继续读书，长大后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香港的三年，岑桑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势利贪婪、虚伪欺诈的腐朽现象，尝够了艰难困苦、受人嫌弃、遭人蔑视、被人凌辱的人生苦楚。他在《香港，我熟悉的陌生人》一文中认为，那个时期的香港，在他心中“是一个粗鲁的巡捕，一个贪婪的市侩，一个势利的小人，一个刻薄的东家”。他鄙弃这块冷酷无情、铜臭熏天的半殖民地。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迫切愿望，写信向远在高州的大姐胜芳诉说，胜芳内心一直挂念着爱弟，对爱弟旳处境十分同情，极力支持爱弟的选择。1940年春夏之交，岑桑跟着大姐委托返港探亲的那位同事，坐上了香港开往广州湾（今湛江）的轮船，离开了令他厌恶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