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直摅血性为文章”

几十年来，岑桑笔耕不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9部、小说集4部、报告文学集2部、文集3部，评论集1部、诗集1部、儿童文学作品集5部、传记文学6部，共31部，字数近300万字，印行近200万册，收获颇丰，成就显著。他的作品，立意高远，思想性强，艺术性高，文字优美，充满真情实感，政治意识强烈，哲理色彩鲜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岑桑于2015年12月荣获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确为实至名归。

岑桑在长期的文艺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思考，形成了他自己的文艺主张，对一些问题，有异于一般的见解。他在《文学这条“船”》一文中，就对各家解释宋代大儒周敦颐的“文以载道”提出了较为独特的看法。现先将各家对“文以载道”的解释录列如下：

1989年版缩印本《辞海》：

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后谓文章是用以表达思想的。

《汉语大词典》：

谓用文章来说明道。道，旧时多指儒家思想。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清曾国藩《致刘孟容书》：“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鲁迅《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

《现代汉语词典》：

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理、表达思想的（道：旧时多指儒家思想）。

《中国成语大辞典》：

载，这里是阐发的意思。文章是用来记载、阐发道理或思想的。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题注：“此言文以载道，人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犹虚车而不济于用者。”清黄宗羲《李杲堂墓志铭》：“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文以载道，犹为二之。”郭沫若《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古人说‘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以上各说和郭老的解释基本一样。

岑桑却认为，文学是一种载体。宋代大学者周敦颐说的“文以载道”，早在战国时荀子就提出了“文以明道”；三国时曹丕也说过“文以载道”；唐朝韩愈又说“文以贯道”；其门人李汉说的“文者，贯道之器也”更加形象。他们当中，不管是谁说的还是怎样说的，无非都认为“文”是“道”的载体。那么，所谓“道”，又是什么东西呢？

岑桑认为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中的“道”其实要比上述各说的内涵丰富得多，并非仅仅泛指思想而已。周敦颐一生追求的是恬淡、清廉、高洁，他的《爱莲说》即足以体现他的这种心性追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多么可贵的品格！多么崇高的境界！周敦颐说过这样的话：“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这里说的“道充”，意即充分的道德修养。可见他在“文以载道”中所说的“道”，显然与他说的“道充”中的“道”是同一回事，指的是道德修养。

岑桑认为，我们肯定“文以载道”并非同时肯定周敦颐心目中全盘的道德观，只是赞同他将“文”作为传扬道德的手段、承装道德的载体，把它视作我们对文学职能的期待。

岑桑主张，文学乃心性之学，“文学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它作用于人类的心性，使之世世代代不断潜移默化于美、于善、于爱、于仁、于义、于高洁和良知的氛围之中，从而清扫心性之中的阴霾和污垢，逐渐淡化未必不是与生俱来的劣性，使人类的精神境界慢慢变得清新、明朗，阳光普照。”

岑桑说，遗憾的是，有一个时期，那些春宫画细致入微的解说词，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胡言乱语，那些醉汉们胃囊呕吐出来的、散发着勾兑而成的五粮液气味的满地狼藉……真教人掩鼻皱眉！

岑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皆因在诗人和作家这个群体中，还有一帮子‘心灵的圣徒’，仍在坚持他们的守则，执著地认为文学作品需要告诉读者什么是美和什么是丑？什么是崇高和什么是下贱？什么叫庄严和什么叫卑劣？什么值得坚守和什么必须唾弃？”

岑桑呼吁，我们大可坦然宣称：文学是道德理想的载体，我们赖文学展现美丽人性的光芒。

岑桑强调，文艺作品中特别要写出“血性”，“血性”是文艺作品中的“魂”。他在《直摅血性为文章》一文中，十分赞赏郑板桥所说的“血性”。他认为所谓“血性”，就是蕴积于内心的灼热爱憎感；是喷薄于心怀的良知。

郑板桥主张文艺应服务于国家和平民大众。他对只懂吟风弄月、寻章摘句、不务经世之学的骚人墨客，从来都嗤之以鼻。他看不起王摩诘、赵子昂，讥诮他们“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他是以“血性”之浓淡，作为衡量一个文艺家品格高下的标准的。他的一生就是通过自己的文章、诗词和书画，去倾吐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的。

岑桑指出，血性，笼统而言，可以说是爱国的激情和爱民的热忱以及对丑恶事物的极端憎恶。“直摅血性为文章”，就是要把自己胸中这等激情，亦即因为同祖国和人民休戚相关、命运与共而生的喜怒哀乐的感情，直接化作自己笔下的东西。

岑桑认为，文章也好，作品也好，如果了无血性，于人无益，于事无补，如同梦呓，有若废气，不啻是头脑中的精神排泄物，令人生厌而掩鼻，理应从下水道中找到自己的归宿；至于那些把文艺当作幸进的旁门捷径，借机自我标榜、攀龙附凤、欺世盗名的大人先生，则更是等而下之的“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了！

岑桑解释，血性，在我们的时代，有我们自己的解释。它已不仅仅是对祖国的激情和对人民的热忱而已；还有对真理的执著，还有对革命理想的追求；自然还有对真、善、美的讴歌和对假、恶、丑的鞭笞。血性，是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意志在文艺家心中的结晶。有作为的文艺家，就是要让自己心中的这种结晶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裂变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

不落窠臼，写出自己，这是岑桑对自己创作作品的要求。他不师承一家，喜欢博采，吸取众家之长。他对大师们“总是力求不落窠臼，总是力求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心思”非常推崇。

岑桑说，“自己的”这三个字对散文作家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散文的描写对象或所要表达的道理，往往都是很常见的、普通的、平凡的，要是在文章中没有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心思，而是囿于陈套，言人之所已言，是没有多大意思的。

因此，岑桑总是要求自己注意强调“自己的”东西。他写出的作品，也像他的书法一样，一看就知道是“岑桑体”。他写《浣花溪抒情》这篇游记时，不满足于“仅止于写写它的景物，发一番思古之幽情”，“必须写点多少有别于他人的东西”。岑桑把游览成都杜甫草堂的感受当作重笔来写。通过参观，推知这个地方从前一定相当偏僻荒凉，杜甫当年也一定十分清苦贫寒。岑桑对于在学术界曾经出现过杜甫是大地主、农奴主、庄园主之说“实在令人太难理解了”。岑桑在工部祠里看到了两个明代的杜甫石刻像，“一个瘦骨嶙峋，脸容憔悴；另一个脑满肠肥，容光焕发”。这一瘦一胖的两个大异其趣的杜甫石刻像，说明杜甫这位“诗圣”早已有“瘦派”与“胖派”之分，对于“胖派”，岑桑是颇不以为然的。尤其是对我们时代的“胖派”，“他们硬是要把‘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杜甫，说成是在成都郊外的别墅里，过寓公生活的大腹贾”，究竟为的是什么，岑桑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岑桑与众不同的地方。此文发表后，广受好评，它学术性强，别开生面，颇具深度，文字优美，是游记中不可多得的妙文。

又如，岑桑写的《雷州石狗》，更是不落俗套，发前人之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雷州石狗，是雷州文化的一张名片，为文者不计其数，但出新意者却寥寥无几。岑桑在这篇散文中写道：“石狮是尊贵的，高调的。它们趋炎附势，以侍奉权贵为职志，威风凛凛，蹲在宫殿、庙堂、官衙或富家大宅门前，瞪着一双双圆滚滚的势利眼睥睨众生，震慑路过的寒微之辈。它们是权贵的侍从、保镖、奴仆。石狗则恰恰相反，它们谦和、低调，皈依平民百姓，总是厕身山野之间的千村万落，为老百姓看家守夜，是老百姓的亲密伙伴。”这段描写石狗与石狮比较的文字，不但把石狗与石狮描绘得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把石狮写成是“走上层路线的势利徒”，把石狗写成是“平民百姓的保护神”，突出了石狗的高大形象。人们亲近石狗，喜欢石狗，保护石狗，尊崇石狗，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文艺作品要反映生活的真实，写出作家的真情实感，作品才能打动读者。岑桑在这方面的实践和体会是相当深刻的。

岑桑认为，自己的作品必须具有确实源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让读者从作品中体味到自己真实的欢乐和痛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在广阔的生活海洋中，每时每刻都会碰到自己的或别人的欢乐和痛苦，那些无穷无尽的笑声和泪影在作家心灵中经过发酵，就有可能成为动人的作品。”要动人以情，首先要动己以情。越是深刻地打动过、影响过自己的生活素材越能感人至深。岑桑在“文革”中被抄家，受尽批斗和凌辱，在“五七”干校扛杉木，打泥砖，受尽折磨。“文革”和“五七”干校这一时期的经历，使岑桑刻骨铭心。这段经历，是岑桑创作文艺作品的极好素材。他写的有关十年动乱的一批作品，如《未来在笑着》《填方格》《太阳的故事》《午夜焚书》《强记补锅》《船骸》等，都具有真情实感，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岑桑认为，在他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中，大都十分平庸，只有与十年动乱有关的少数几篇，尚能以它们比较鲜明的感情色彩给人留下一点印象，这是因为那些素材都是确实来自他的生活经历，与他有切肤之痛，至今记忆犹新的。

岑桑认为，我们一般称之为抒情散文的作品，我以为情和理正是它们的命脉所在，少不得的。因此，散文作家应该力求以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打动读者，并且从中闪现出思想的火花和美丽的心思，给读者以启迪。

岑桑这一文艺观，是来自他受历代散文大师的影响和他的散文创作的实践。岑桑认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情理交融、情深理显、历久不衰的典范，作者以优美的文藻分别把洞庭湖淫雨霏霏和春和景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色，生动有致地描绘出来，情深而意切。借着洞庭的满湖景色，把理想化了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仁人”以及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趣，呈现在读者面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朱自清的《背影》是情理交融，又是以情深取胜的，它写出了作者的一片赤子之心，表现了如此镂骨铭心的亲子之爱。《匆匆》也是情理交融，却又是以理显取胜的，它把来去匆匆的时间形象化了；作者绘影绘声地形容时光易逝如流水，易散如烟雾，然而这并不是无可奈何的喟叹，字里行间隐隐然蕴含着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自省和自我鞭策的意念。杨朔的《荔枝蜜》，作者深情地描述了可爱的小蜜蜂，无非是为了讴歌一种对人生有所予而无所求，只顾耕耘以利人、不计报酬以利己的美德，以及赞美终日辛勤创造的劳动人民而已！秦牧的《花城》，他深情地描绘了广州花市繁花锦绣、姹紫嫣红的美妙景色，也无非是为了显示生活中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哲理：我们民族生活的传统源远流长，历久常新，古老而又青春；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人类改造自然的威力是巨大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是多么的令人赞叹。

岑桑的散文情理交融，具有鲜明的哲理色彩。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当你还是一朵花》的大部分文章，多是从一些具体的事物形象入手，然后叙述开去，娓娓道来，引出一种见解或哲理，给读者以启迪，使读者深受教育。岑桑的国际小品，哲理色彩也相当浓厚，往往表现在富有特征的形象和深刻的思想结合上。如《在从前挂着皇冠的地方》《跑马场和癌》《旧世界的新震荡》《石头和废铜烂铁的故事》《新开场的旧马戏》等篇，都深含深刻的哲理，耐人寻味。

另外，岑桑写的《沙角怀古》《京口漫笔》《浣花溪抒情》《古猿、神女及其它》《宝瓶口遐思》《在徐霞客到过的地方》等，都是情理交融的篇章。尤其是《古猿、神女及其它》一篇情理交融相当突出。此文写的三峡梦幻般的色彩和作者的怀思。一边描写，一边进行哲理议论，层层推进，深化了文章的主题。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神，是从多灾多难的苍茫大地，从不幸的人们凄苦的心中诞生的，也终将在摆脱不幸境遇的人们充满希望和自信的心中隐退。时间将以它铁面无私的方程式证明：神，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两岸的石头。从那千百年前猿啼不已的两岸，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人们啊，当你们在激流中行进的时候，最实在可靠的，毕竟还是你们根据自己苦苦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航标，而不是神。”

全文感情丰富，哲理性强，情以理动，理因情显，情与理合，高度统一。文章结尾的抒发议论，大大深化了文章的主题，能够引起读者的思考，开阔读者的眼界，是一篇情理交融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