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88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出现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家高档酒店的员工办事处，打听酒店是否有她能干的活儿。中年妇女身材圆润，一副真诚坦率的面孔，看起来似乎没见过什么世面，怯怯的举止把这一点显露无疑。然而她的眼睛瞪得那么大，耐心地盯着别人，眼神被一层忧虑的阴影笼罩，只有真正带着同情心去观察那些被无助、困苦折磨得心烦意乱的人，才会真正明白那阴影下的一切。后面站着的是她的女儿，因为极度羞怯和谦卑而往后退，故作淡定地望向别处，任谁都瞧得出女孩的胆小羞涩遗传自谁。母亲虽没上过学，却生来就有着诗人般的情怀，继承了母亲的想象力、感性和与生俱来的情怀，又有着父亲骨子里的沉着冷静。贫困奴役着他们。这场面无法不令人动容，连酒店接待员都无法对他们的处境无动于衷。

“你想做什么活计？”他问道。

“你们有没有清洁擦洗的活儿。”她小声地回答道，“我可以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到了，在一旁不自在地转过身，倒不是因为要她做这样的工作而感到不快，而是她不喜欢人们看出来她们工作是因为生活所迫。身为一个男人，接待员也不免被处于困境中的这对美丽母女打动。那女儿无辜无助的神情，更突显出了她们处境的困苦。

“稍等一会儿。”他说。走进了后面一间办公室，他去叫女总管了。

确实有活儿需要干，平常雇的擦洗工没来，主楼梯和会客室还没人打扫。

“一起的那个是她女儿吗？”女总管问到，从她站的地方正好能看见她们。

“我想是的。”

“如果她愿意的话，今天下午就可以来工作了。我想她女儿会来帮她吧？”

“你到女总管那里去一下。”接待员回到自己的桌前，愉快地说。“直接从这边走。”他指指旁边的一扇门，“她会帮你安排的。”

这一场景，可以说是被不幸所眷顾的玻璃匠威廉·葛哈特一家，这辈子所遭遇的一连串悲剧的顶峰了，忍受着从事社会底层职业通常都会遇到的失意，这个男人还必须亲眼看着他的妻子，六个孩子，以及他自己靠着每天等待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吹来的一点运气聊以度日。他自己卧病在床。大儿子塞巴斯蒂安，工友们叫他“巴斯”，在当地的一家货车制造商那里当学徒，一周只挣四美元。大女儿珍妮刚过十八岁，还没正经学过一门手艺。另外的几个孩子，乔治十四岁，玛莎十二岁，威廉十岁，还有维罗妮卡，才八岁，都还太小，干不了活儿，只是让生活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座房子，虽然已经为了六百美元的借款抵押出去，房子仍记在父亲名下。他攒下足够的钱买这所房子时，为了让全家都能住下，扩建了三个房间和门廊，才借了这笔钱。离抵押贷款到期还有几年，但是这世道实在太差，他不仅花光了本来用来偿还本金的一点点积蓄，还把还利息的钱也用完了。葛哈特束手无策，看医生的诊费，房贷的利息，还有欠肉店和面包店的钱，这些本也是凭着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才给他赊的账，到现在谁也不敢赊账给他了。现下种种都让他感到倍感压力，令他忧心忡忡，久病不愈。

幸好葛哈特夫人体格强健，她一度靠给人洗衣服赚取微薄的收入，能赚一点是一点，剩下来的时间给孩子们做饭，穿衣，送他们上学，缝补衣服，伺候丈夫，再抽空躲在一处抹抹眼泪。她常去新的店家买东西，越去越远，每次先用现金买点东西，然后就开始赊账，直到别的店家来提醒店主，乐善好施的行为是在做蠢事，这家店才不再让她赊账。玉米便宜，有时候她就煮一壶玉米粥，没有其它吃的，撑一个星期。玉米糊有时候做稠了，但有总比没有强，要是加点牛奶，就堪称一场盛宴。炸土豆就近乎奢侈了，喝点咖啡更是难得的优待。煤炭是他们拿着桶和篮子去附近的铁路调车场沿着轨道捡来的，柴火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从附近的木材厂捡来的。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时时期盼着他们父亲的身体能好起来，玻璃厂能早点开工。然而冬天都快到了，葛哈特开始感到绝望了。

“我马上就要好起来了。”这个顽强的德国人经常这么说，他虚弱的声音里隐隐透露出焦虑。

祸不单行，维罗妮卡这时得了麻疹，一度生命垂危。做母亲的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是守着她，为她祈祷。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关怀，埃万格医生每天都来，神色凝重地为她看诊。路德派[1]的教士文德牧师，也代表教区前来慰问。他们两人来后，屋子里就多了一种沉重肃穆的气氛，像是两个至尊的神秘力量派来的圣使，自认为道德高尚。葛哈特夫人感到她似乎要失去这个孩子了，悲伤地在床边守候。三天以后，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但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塞班斯蒂安的那点工钱都用在买药上了。煤炭还是可以不花钱去捡，但是孩子们已经好几次被调车场赶出来了。葛哈特太太能找工作的地方都去打听过了，就在绝望之际，她偶然看到了这家酒店。现在奇迹发生了，她得到了这份工作。

“你要多少工钱？”女总管问她。

葛哈特太太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能有机会落到自己头上，生存的需要给了她勇气。

“一天一美元，不会太多吧？”

“不会。”女总管说，“每个礼拜只有三天的活儿，每天下午来一趟就能做完。”

“太好了。”葛哈特太太说，“今天就开始吗？”

“是的。现在跟我来，带你看看清洁工具在哪儿。”

正如开头提到的那样，这座酒店在当时当地是豪华的标杆。哥伦布市作为州府，有五万多人口，来往旅客众多，是个发展酒店业的好地方，近年来更是蓬勃发展，至少哥伦布市民以此为豪。这座酒店有五层楼高，气势宏伟，坐落在中央广场的一隅，附近是州议会大厦和市里主要的商店。大堂面积很大，刚刚重新装修过。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因为勤于抛光而保持着闪亮的光泽。楼梯扶手是胡桃木做的，黄铜横条，楼梯看起来格外华丽。卖报纸和香烟的柜台设在显眼的一角。楼梯拐角就是职员接待处和办公室，全都装有硬木隔板和新式煤气灯。大堂尽头有一扇门，从那里可以望见一间理发室，里面摆放着一排椅子和刮脸用的水杯。门外经常停着两三辆巴士，根据火车的往来时刻表接送客人。

住在这座大酒店的都是俄亥俄州的上流人士和最优秀的政府要员。好几任州长在任期内都把这里当作长期住所。有两位参议员，只要是来哥伦布市公干，都一定要在这里包一套带会议室的房间。其中一位，布兰德参议员，酒店业主差不多把他当成是永久贵宾了，他不但住在本市，而且是个没有固定居所的单身汉。其他来这里短住的客人还有国会议员，州议员，说客，商人，各种职业人士，以及一批批说不清是干什么的人，来来往往，转动起这个万花筒一般光怪陆离的世界。

这对母女突然闯入了这个五光十色的尊贵之地，感到无限的惶恐。他们不敢碰任何东西，生怕惹麻烦。她们被安排打扫铺着红地毯的过道，那里在她们看来华丽得像是一座宫殿。她们始终低头看着脚下，用最低的声调交谈。连在擦洗楼梯台阶，给黄铜橫条抛光时，她们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母亲出于胆小，女儿羞于抛头露面。楼梯下面就是富丽堂皇的大堂，闲坐的，抽烟的，进进出出的人都能看到她们母女俩。

“这里好漂亮。”珍妮小声说道，因为自己的声音感到紧张。

“是啊。”她母亲回应道。她正跪在地下拧着抹布，动作虽笨拙但很认真。

“住在这肯定要花一大笔钱吧，你说呢？”

“是啊。”她母亲说。“别忘了那些角角落落，都要擦干净。看看你漏擦的这些地方。”

听到母亲的提醒，珍妮有些惭愧，认真地干起活儿，用力地擦洗，不敢再抬头看一眼。

她们勤勤恳恳地埋头干活，一直干到五点钟。天黑了，大堂灯亮了，她们终于快擦到楼梯尽头了。

从门外的寒风里穿过旋转门走进来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气度不凡，他戴着缎子礼帽，穿着宽大的军装斗篷，身处平庸众人之中，显得十分出挑，一看就知道是个大人物。他面色黝黑凝重，但是脸部线条舒展分明，面相友善，明亮的眼睛之上长着浓密的黑色眉毛。他经过前台，拿起桌子上已经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钥匙，准备上楼。

他不但有意识地绕过正在他脚边擦楼梯的中年妇人，还亲切地摆手示意，对她说“没关系，你不用动。”

然而中年妇人的女儿已经站了起来，他看见她的眼神中流露出惶恐，担心自己挡了他的道。

他鞠躬示意，亲切地微笑。

“没关系，你不必担心。”他说。

珍妮只能报以微笑。

他走到上楼梯，忍不住回头侧眼看了下珍妮，这才看清了她那异常美丽动人的脸庞，看清了那白净高洁的额头，上面平滑地分开两股发辫，一双蔚蓝色的美目，肤色白皙。他甚至细细地欣赏了她的唇和丰润的脸颊，还有圆润优雅的体态，充满了青春和健康的力量，这是人到中年最为渴望的，甚至值得向上帝祈求。他继续得体地往上走，没有再看一眼，但是她迷人的身影已经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就是参议院初级议员乔治·西尔维斯特·布兰德。

“刚才上去的那个男人真好看，是吧？”过了一会儿，珍妮说道。

“是啊，确实。”她母亲说。

“他的手杖杖头是金子做的。”

“人家走过的时候别盯着看。”母亲叮嘱她，“那样不礼貌。”

“我没有盯着他看。”珍妮无辜地回答道，“他先向我鞠躬的。”

“好了好了，总之别去看人家了。”她母亲说道，“他们不喜欢这样。”

珍妮只好埋头默默干活儿，但是心思已经被这繁华世界的光芒所动摇。她忍不住要去听，去看，这里的富丽堂皇，喧闹的谈笑声不绝于耳。客厅里的餐厅传来杯盘交错的碰撞声，看来是在准备晚餐。而另一边的正厅，有人在弹奏钢琴。空气中弥漫着晚餐前悠闲轻松的氛围。珍妮被这一切打动着，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工心中燃起了某种希望，她还年轻，贫穷的忧虑还没有充塞她的头脑。她每天勤勤恳恳地卖力擦洗，有时候甚至忘了自己可怜的母亲也在身边，母亲和蔼的双眼边已经爬满了皱纹，每天嘴里都要唠叨上百遍同样的话。珍妮脑子里只是想着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希望有一天其中的一件事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五点半，女总管想起她们来了，过来告诉她们可以走了。两人松了一口气，离开已经擦洗完毕的楼梯，把擦洗工具放回原位以后，加快脚步往家赶，葛哈特太太欣慰地感到，至少自己终于能找到事做了。

路上经过了几栋漂亮房子，又触动了珍妮那刚被新奇不凡的酒店生活激起的朦胧情绪。

“有钱是挺好的吧？”她说。

“嗯。”她的母亲回答道，心里想着被病痛折磨的小女儿维罗妮卡。

“你看到那里的餐厅有多大了吗？”

“嗯。”

她们继续走，经过几幢低矮的小屋，穿行在新落下的枯叶里。

“真希望我们也那么有钱。”珍妮轻轻地说，像是自言自语。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的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

“我们再去找找鲍尔曼先生吧。”珍妮说，她富于同情心的天性又被母亲声音里的绝望无助唤起了。

“你觉得他还会相信我们吗？”

“告诉他我们已经工作了，我会告诉他我们工作的地方。”

“那好吧。”她母亲疲惫地说。

她们紧张兮兮地走进离家两个街区的那家灯光昏暗的小杂货店。葛哈特夫人刚要说话，珍妮就先开口了。

“今天晚上能赊给我们些面包吗？再给一点点培根？我们现在在哥伦布大酒店干活儿了，周六肯定能把钱付清。”

“是的。”葛哈特太太又加了一句，“我有活儿干了。”

在她们一家还没有被疾病和那些倒霉事缠上之前，曾是鲍尔曼的老顾客，他知道她们说的是真的。

“你们在那儿干了多久了？”他问。

“这个下午刚开始的。”

“你知道的，葛哈特太太。”他说，“我这里是什么情况。不是我不想答应你，葛哈特先生也是个好人，但我也没钱！世道不好。”他继续解释，“我也得养家糊口啊。”

“是，我明白。”葛哈特太太弱弱地说。

旧粗毛线打的披肩遮住了她那双粗糙的手，因为白天的擦洗工作变得通红，不安地搅动着。珍妮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好吧。”鲍尔曼先生终于说，“这次可以给你们。周六尽量还上吧。”

他把面包和培根包起来，递给珍妮，带点挖苦地语气加了一句：

“我猜等你们拿到钱了，就要拿那笔钱买别的东西了吧。”

“不会的。”葛哈特太太回应道，“您都知道的。”但是她正担心家里，没有再和他理论下去。

她们出门往阴暗的街道走去，过了几排低矮的小屋之后就到家了。

“还不知道。”快到门口的时候，葛哈特太太疲惫地说，“他们有没有捡到煤。”

“别担心。”珍妮说，“如果没捡到，我去捡。”

在母亲问起拾煤炭的事情时，乔治慌慌张张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个人把我们赶走了。”他继续说，“但我还是拿了一点，我把那些煤从车上扔下去了。”

葛哈特太太只是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起来。

“维罗妮卡怎么样了？”她问道。

“她好像睡着了。”孩子爸说，“我五点钟又给她吃过药了。”

当大家在准备这顿微薄的晚餐时，葛哈特太太去到她生病的孩子床边，理所当然地又开始一次漫长的守夜。

吃晚饭的时候，塞巴斯蒂安提了个建议，因为他在社会生活和做生意上有了更多经验，所以他的建议大家往往会认真考虑。虽然他只是个造车匠的学徒，只受过路德派教义，却对其极其反对，然后再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美国人的精神和活力滋养了他。“巴斯”这个别称刚好适合他。高大，健壮，在他这个年纪算是个五官端正的小伙，典型的城市青年。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一个人想要取得成功，就得去认识那些体面人中最一流的人物，或者至少看上去像是认识。

所以这个小伙子总喜欢到哥伦布酒店转悠。在他眼里，值得结交的上流人士是在以这座酒店为中心的圈子内活动的。他一有钱买得起一套体面的衣服，就会天天晚上去市中心，和朋友们一起站在酒店门口，踢着鞋跟闲逛，叼着五分钱两支的雪茄，像一只鸟用嘴梳理自己漂亮的羽毛一样整理自己一身时髦的行头，搭讪路过的女孩儿。那里的其他人不是城里浪荡的公子哥儿，就是无名小卒，还有到酒店里去就为了刮脸和喝威士忌的年轻男人。这些人都是巴斯最羡慕而且想要仿效的人。穿着打扮是最好的门面，一个男人只要有一身漂亮衣服，手上戴着戒指，胸口别着领针，做什么事情都像模像样。他想变得像这些人一样，行为举止都向他们靠拢，于是他就急于积累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经验。

“你可以要点给客人洗衣服的活儿啊。”珍妮讲了下午在酒店的见闻以后，他对她说。“这可比擦楼梯这活儿来得强。”

“怎么要啊？”她说。

“怎么要？当然是去问接待员了。”

这个计划在珍妮听来非常值得一试。

“你要是在那里看见我，千万别跟我搭话。”他之后又悄悄地交代珍妮，“别让人看出来你认识我。”

“为什么？”珍妮天真地问道。

“这个么，你知道的。”他回答说，之前已经说过了，她们这副穷酸样，要是让人以为和他有什么亲属关系，那就太丢人了。“你就当做没看见。听到了吗？”

“好吧。”她顺从地回答，虽然巴斯只大她一岁，但哥哥的话毕竟还是要听的。

第二天去酒店上班的路上，珍妮把这些话说给母亲听。

“巴斯说我们可以去问酒店里的人要些衣服来洗。”

葛哈特太太前一晚满脑子都在想怎么为六个下午挣三美元的工作增添点收入，马上同意了这个建议。

“可以试试。”她说，“我去问问接待员。”

她们到酒店以后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去问，一直工作到下午很晚。这时机会来了，女总管让她们去擦接待员桌子后面的地板。那位“手握大权”的接待员先生对这对母女很有好感。他喜欢那母亲惹人怜惜的一脸愁容和女儿的姣好面貌。所以他慷慨地耐心听取了葛哈特太太斟酌了一个下午才恭恭敬敬地问出的问题。

“这里有没有哪位先生。”她说，“需要我们给他洗东西吗？我们会感激不尽的。”

接待员先生看了看她，看得出穷困写满了她那张不安的脸孔。

“让我想想。”他回答说，想起来布兰德议员和马歇尔·霍普金斯。两位先生都是宽厚的好心人，会愿意帮帮这个可怜的女人。“你们上楼去找布兰德议员吧。”他继续说，“二十二号房。拿着这个。”他继续说，写上号码，“你们上去就说是我让你们来的。”

葛哈特太太颤抖着接过卡片，满心感激，两眼盯着卡片上的字说不出话来。

“行了。”接待员先生看出了她的激动心情，“现在就去，这会儿在他房间能找到他。”

葛哈特太太怯生生地敲了敲22号房的房门，珍妮默默地陪在一边。

不一会儿门开了，房间里光线一片明亮，议员先生就站在那里。他身着一件漂亮的吸烟装[2]，嘴里叼着烟，看上去比第一次见到他时更年轻了。

“怎么了，夫人”他认出了这两个人，尤其是那个做女儿的，开口说道，“需要我帮忙吗？”

做母亲的又羞怯又惭愧，吞吞吐吐地回答他。

“我们想问问您，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帮忙清洗吗？”

“需要清洗的东西？”他重复了一下她的话，声音特别洪亮。“需要清洗的东西？你们先进来吧，我找找。”

他客气地让到一边，招呼她们进来，关上门。“我找找啊。”他又说了一遍，把他那巨大的黑胡桃木衣橱的抽屉一个接一个地开了又关。珍妮好奇地观察起这个房间。壁炉架和梳妆台上放着那么多漂亮的陈设和小玩意儿，这都是她从来没见过的。议员先生的那把安乐椅，旁边摆着一座绿色灯罩的台灯，地板上铺着厚实的高级地毯和精致的脚垫。多么舒适，多么奢华！

“坐吧，坐那边的两把椅子。”议员先生亲切地说，身影消失在大橱里。

母女二人诚惶诚恐，觉得出于礼貌还是站着比较好，但是议员先生已经把衣橱找遍了，出来又一次请她们坐下。她们局促不安听从了邀请，坐了下来。

“这是你女儿吗？”他说道，向珍妮微笑了一下。

“是的，先生。”葛哈特太太说，“我大女儿。”

“你先生还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儿？”

葛哈特太太恭恭敬敬地回答了所有问题。

“你有几个孩子？”他继续问道。

“六个。”葛哈特太太说。

“是嘛。”他说，“真是个大家庭。你确实对国家尽到了你的责任。”

“是的，先生。”葛哈特太太说，他亲切友善的态度让人如沐春风。

“你说这是你最大的女儿？”

“是的，先生。”

“你先生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个玻璃匠。但是现在生着病。”

谈话进行的全程，珍妮都睁着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饶有兴致地听着。每当议员先生看向她的时候，她都回报以坦率天真的凝视，和依稀可辩的甜美微笑，他的目光一分钟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

“唉。”他接着说，口气里带着同情，“这真是太糟糕了！我有一些东西要洗，但不是很多，你们都拿去吧。下个星期可能还有一些。”

正说着他就行动起来了，把要洗的衣物装进旁边一个漂亮的蓝色棉布袋子里。

“这些衣服您哪一天要？”葛哈特太太问道。

“都行。”他想了想说，“下个星期，随便哪天都可以。”

她简短地表示了一下感谢，准备走了。

“等一下。”他说，上前一步开了门，“你们下周一拿来吧。”

“好的，先生。”葛哈特太太说。“谢谢您。”

她们走后，议员先生回屋继续看他的书了，但是不知怎么的，宁静的心绪却被打乱了。

“太糟糕了。”他说着，合上了书本。“这些人身上有些地方让人感到可悲。”珍妮在房间里表现出的惊奇和赞叹他早已察觉。

葛哈特太太和珍妮又沿着那条昏暗的街道走着，经过这场幸运的“冒险”，心中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鼓舞。

“他的房间也太漂亮了吧。”珍妮小声说。

“是啊。”她母亲回答道，“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议员，是吗？”女儿继续说。

“是的。”

“做个有地位的人真好。”女孩儿柔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