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生命的意义

我们生活在“意义”的世界里。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并非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从人类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事物对于我们具有的意义，决定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比如对人类而言，“木头”是“和人类生活有关的木头”，“石头”是“作为人类所需物质资料的石头”。如果一个人试图脱离意义而存在，他必然会被孤立，命运会很悲惨，因为他的一切举动，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别人，都没有存在的价值。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意义，我们通过自己赋予现实的意义来认识现实，可以说，我们认识到的并非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我们的主观认知解释过的现实。当然，我们赋予事物的意义或多或少是不充分、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这些意义是不完全正确的。倘若从这个角度说，由“意义”构建的世界，也是个充满谬误的世界。

如果问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很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为这个问题烦恼，也不会偏要自己思索出一个答案。尽管，这问题的存在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长，尽管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也依然能听到一些不同年龄的人发出痛苦的追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但这通常是因为他们遭遇了挫折。当人生活在顺境中，没有经历生活的艰难困苦时，这个问题就不会被宣之于口。不过，这个问题却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用行动提出过这个问题，也都用行动做了回答。如果观察一个人的行动，而不是只关注他的语言，就能发现他早就对“生命的意义”有了自己独特的认知，他的举止、动作、仪态、态度、表情、爱好、习惯和性格，都会与这意义相吻合。每个人的行动，都表达着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并凭借这种理解而活。我们先对自己和外部世界进行总结，得出了“我是这样”“世界是那样”的结论，然后将之贯穿在行动之中，从而赋予了自己与世界的意义。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对生活的理解。个体赋予生命的意义各不相同，而且正如前面所说的，每种生命的意义也或多或少存在着谬误，没有哪一种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凡是能对人类有所裨益的意义，都不能算是完全错误的意义，它们处于极端正确与极端错误之间的地带。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分辨出哪些属于错误重大、哪些程度较轻，哪些效果更明显、哪些难以见效。

由此，我们能看清那些较好的、见效的意义有着怎样的共性，而糟糕的、无效的意义又有着怎样的缺陷。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衡量事物的共同标准，形成普遍性的真理，并以此解决关乎人类的现实问题。必须重申的是，“真理”是针对人类而言的，是针对人类行动的目标与过程而言的。在此范围外，并不存在真理。即使存在着另外的真理，但因为它和人类无关，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它，所以它也就毫无意义。

生命的三大任务

每个人想要生存，都必须受到三种约束，它们如同人生的三大枷锁。我们要重视这三种约束，因为正是它们构成了现实世界，并衍生出了人类的所有问题。为了生存，我们只能被迫应答并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给出的答案，则揭示了我们每个人对于生活意义的认知。

第一种约束，来自于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都居住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之上，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受制于自然环境，要依赖地球提供资源才能实现。而人类想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下去，除了善待外界的生态环境外，还必须在身心方面有所发展，这是每个人类都无法逃避的课题。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做出解答，我们从中界定出什么对人类而言是必需的、合适的、能实现的以及值得追求的。所有答案都必须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我们人类，是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

人类具有局限性，并且会因这局限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明白，无论是为了个体的生存，还是全人类的延续，我们都应该让每个答案相互关联，并关乎未来。这类似于解数学题，我们能做的唯有竭尽所能、坚持不懈地工作，不能依靠猜测，不能指望好运。尽管我们无法保证答案是完美的，也不能指望一个答案就解决全部难题，但我们总会尽可能地寻找最佳答案。而最佳答案必然是以“我们依赖有限的地球资源”为前提，也必然要让人类在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之间获得生存。

现在我们来探讨第二种约束，也就是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们都不是唯一的人类，而是生活在群体之中，身边总会有他人存在。每个人都有着弱点和局限，谁都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实现所有目标。一个人如果离群索居，只想靠自己就解决生存问题，他必然会走向灭亡——他不仅无法保持个体的存活，也无法延续人类的生命。正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缺陷和局限性的，所以才要和他人产生交集，才要和他人有所联系。实现个人幸福和人类福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与他人建立联系。基于此，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每一个回答，都必须依据这一事实——我们生活在群体之中，如果我们独自生活，将会灭亡。如果我们想延续个人的生命及全人类的命脉，就需要彼此间达成合作，这是人类最重要的命题，我们的情感与心理都必须和它达成共鸣。

我们还要受到第三种约束：人类生活在两性世界里。个体和群体的生命想要延续，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任何男女都会经历这个问题，爱情与婚姻的存在，也正体现了这种约束。一个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秉持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也就成了自己对这问题的回答。人们给出的答案不胜枚举，但都认为自己的那个才是最佳。

以上三种约束，也为我们设置出了生命的三大任务：在有限的地球资源下，人类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永久生存？在群体中如何定位自己，才能与他人达成合作，并互利互惠？如何调整自己，才能适应“人分两性”和“人类的延续取决于两性关系”的客观事实？

个体心理学发现，人类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可归入这三个任务：职业、社交、两性。每个人达成这三个任务的方式，也能深刻而精准地揭示出他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假如一个人的爱情生活不如意，工作受挫，没有朋友，也不愿与人交际，从他给自己设置的局限和制约来看，可以推测：他必定认为生活中危机四伏，缺少机会，活着是一件困难又危险的事。他的生命空间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并会产生出这样一种认知：“所谓生活，就是用护栏把自己围起来，毫发无损地逃避现实。”

假如一个人的感情和谐美满，在工作上有所建树，朋友多，人际关系好，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看来，生活是充满创造性的过程，遍地机会，任何困难都能攻克。这种对于生活的勇气，反映出这样一种认知：“所谓生活，意味着关心他人，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并对人类做出贡献。”

社会感

在此，我们可以找到各种错误“生活意义”的共同之处，以及各种正确“生活意义”的一致之点。所有生活失败的人——神经症患者、精神错乱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欲倒错者和妓女——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社会兴趣，也没有归属感。他们面对职业、社交以及异性时缺乏信心，认为无法通过与人合作解决自身问题。他们认为生活的意义，完全是以个人意义为中心的；认为人们无法实现互惠互利。他们只对自己的利益感兴趣；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获得浮夸的优越感，他们的成功只对自己有意义。

有杀人犯坦言，手握武器让自己有种权力感，但很显然，他这只是在借机确定自己的重要性，对其余的正常人而言，武器并不能带来更高的自我价值。纯粹的个人意义，实际上不具备意义，意义只有在通过交流被人共享时，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意义。一个只对某个人有意义的词语，毫无意义可言，人类的目标及行为也是如此，唯一的意义，就是能对他人产生意义。每个人都想印证自己的价值，但个人价值必须建立在对他人有所贡献的基础上，如果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难免犯下错误。

讲一桩关于某个小宗教派别领袖的逸事。一天，这位领袖将信徒们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世界末日会在下周三到来。信徒们深信不疑，纷纷变卖家产，抛掉所有身外之物和尘俗牵挂，紧张地等着预言成真。然而，下个周三到了，什么都没发生。星期四的时候，他们愤怒地聚集在一起，想要讨一个说法。“看看你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吧，”他们抱怨着，“我们丢掉了所有的生活保障，见人就宣扬周三是世界末日，面对别人的嘲笑，我们还反复声明，自己是从权威那里得到的消息，绝对可靠。但周三已经过去了，世界依然一切照旧。”

领袖却这么为自己辩解：“我说的周三，和你们以为的周三并不一样。”她用一件只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来反驳别人的质疑，但个人的意义是永远无法被公众分享和验证的。

所有正确的“生命意义”也有其标准，那就是能形成共同的意义——即其他人也可以分享并普遍接受的意义。比如某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他人起到了范例的作用，人们从中获得了解决自身问题的启示。

衡量才能时也必须如此，只有具备了某种人们一致认可的才干，才能称为“天才”。由此可见，“对人类有所贡献”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生命意义。这里说的意义不是只喊喊豪言壮语，真正的成就比口头上的标榜重要得多。一个成功完成了生命三大任务的人，也用自己的行动检验了这一观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关心他人及协同合作。他所做的任何事，都符合人类的群居本性，都以社会中其他人的利益为导向，他会克服万难，一往无前，但绝不会采取损害他人的方法。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观点太过奇特。他们会怀疑，自己被赋予生命是否就是为了贡献、关心他人以及与人合作。也许他们会问：“个人又该被置于何地呢？如果总是在为别人的利益做奉献，我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吗？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优先为自己着想。人们应该先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强化自己的人格，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提出的问题也都是伪命题。如果一个人在赋予生命意义的时候，所希望的是自己能做出一份贡献，并且，他所有的热情也都倾注于此的话，他自然会努力塑造出最好的自己，来让自己具备做贡献所必需的素质和能力。他将会让自己足以胜任目标，将会培养自己的使命感和社会感，并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才能。可以说，当目标确立后，个人的自我培养便会随之展开。假以时日，他将有能力实现生命的三大任务，由此全面完善自己。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拿婚姻做个例子。如果我们重视伴侣的利益，如果我们真心希望伴侣拥有舒适美好的生活，我们自然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尽可能地提升自己。如果我们只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发展，而没有任何奉献他人的意图，我们就等于在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知自大、让人厌烦的人。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让我们明白，正确的生活意义必须建立在贡献和合作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众多遗产，这些遗产全部都是他们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从被开垦的土地、修建好的道路和建筑，到他们用毕生经验和智慧而总结出的传统、科学、哲学、艺术、技术，他们将这些传授给我们，帮助我们应对人类的处境。这些遗产，正是因为对人类福祉有所贡献，所以才得以世代流传。

与之相比，另一些人的结果如何呢？那些从未与他人合作，认为生活的意义只在于“我能得到些什么好处”的人，他们的结果又是怎样？当他们生命终结，未曾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仅仅肉身死去，整个人生也成为空洞。就连我们生活的星球，都似乎在对他们表达着嫌恶：“我不需要你。你的生命没有价值，你的目标和奋斗、你所谓的价值、你的思想和灵魂，都毫无意义。带着你的一切就此消失吧！所有和你一样拒绝贡献与合作的人，都将被这样的对待！”当然，在我们如今的文化中，纯粹的利己主义已经不再多见，但仍然会不时地露出苗头。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改变它，但改变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人类更深远的福祉。

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深谙这一道理，他们信奉生命的意义在于造福人类，他们努力培养自己的社会兴趣，并关怀他人。

社会兴趣，是指一个人在群体中的归属感，和他在群体生活中所愿承担的责任。这是人类在心理健康和适应社会能力方面的重要标志，一个人的社会兴趣越高，他的自卑感就越低。不过，社会兴趣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需要后天的培养。

在所有宗教中，我们都能看见人们在社会兴趣的作用下，焕发出拯救人类的博爱情怀。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也都致力于提升人们的社会兴趣，宗教便是典型的代表。只不过，宗教的意义常会被人曲解，所以影响方面不好估量。可喜的是，通过采取科学的方法，个体心理学在这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可以相信，个体心理学在提高人类社会兴趣方面，能够比政治或宗教运动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个体心理学解决问题的角度或不相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让每个人社会兴趣都得到提升。

我们赋予生命意义，而这意义会化身为守护神或恶魔，反过来指导我们的言行。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之间有何差别，如果意义出现错误，又该如何修正。这便是心理学的作用，和生理学以及生物学截然不同，心理学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人类行为和命运的影响。

童年经历和人格的形成

人类对于“生命的意义”的探索，从婴幼儿时期就懵懂地开始了。即便是婴儿，也会努力去确认自己的能力，确认自己的处境。大概五六岁时，儿童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风格，我们将此统称为“生活方式”。此时，他们已经清楚外界对自己的期待，也知道自己对外界的期待，这对他们的认知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从此以后，世界在他们眼里就被放进这个固定的认知框架中。他们会先从主观角度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解释，然后将其转化为知识与经验，而这解释必然符合他们儿童时期对生命意义的原初理解。

这一时期，即便某项生命意义存在着严重错误，即使因此衍生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法，甚至带来了不幸，人们也不会将意义轻易放弃。我们对错误意义的认知，需要一个纠错的过程，而要纠正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误读，唯有重新审视造成这一错误认知的环境，回头寻找到错误之所在，才能最终完成认知框架的矫正。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人们会因为一个不好的结果，而去修正自己赋予生命的意义。这时，他们是有可能成功纠正错误认知的。然而，这种自我改变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发生，比如出现巨大的社会压力，或被错误认知引向了绝境，否则人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走出这一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向专业心理学人士求助，因为这些人最会追根溯源，知道错误的意义从何而来，也最能对于正确的意义给出建议。

对童年境遇进行不同的解释，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生活态度？

不快乐的童年经历，可以被人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不同的人做出的解读天差地别。比如，一个童年不幸的人可能认为：过去的不幸，可以在未来得到弥补。这种解释会让他相信：“我必须努力改变不幸的状况，确保我们的孩子可以生活在更好的环境里。”同时，另一个境遇相似的人则可能认为：“生活真不公平，别人拥有的总是比我好。既然生活对我不够好，我又何必那么善良？”当他自己成为父母后，很可能这样呵斥孩子：“我小时候过得那么苦，我都熬过来了，你怎么就这么废物？”还有一些人，会这样解释童年的遭遇：“正因为我的童年不幸，所以我现在做什么都理所应当。”这三种对于童年的不同解释，也都会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行动中。想要改变行动，必须先改变他们的解释。

这也是个体心理学和遗传决定论的最大区别：个体心理学认为，经历本身并不能导致成功或失败。我们遭受的打击并不会带来痛苦，让我们感到痛苦的，是我们对经历进行的解释。构成我们思想的，正是我们做出的这些解释，而非经历本身，如果我们执意将一些特殊经历作为未来人生的基础，势必受到某种程度的误导。进而我们可以说，决定生命意义的，不是我们所处的境遇，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境遇，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也都取决于这些被赋予的意义中。

身体缺陷

当然，童年的某些境遇，会很容易衍生出极端错误的意义，那些遭受失败的人，大多都有过不幸的童年经历。其中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身体上有缺陷，这也是第一类容易衍生错误意义的人群。

这些孩子在婴幼儿期通常体弱多病，饱尝痛苦，他们很难认同生活的意义在于贡献。他们很可能一生沉浸在悲苦的感受中，除非有人能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体上转移开，并对他人产生兴趣。这些孩子稍微长大一些时，会不由自主地和周围的人进行比较，结果就是更加心灰意冷，况且，置身于我们当今的社会文化中，他们难免会遭遇其他孩子的嘲笑和疏远，这会不断加重他们内心的自卑感。他们很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认为自己被世界羞辱了，不再寄希望于成为有用之才。

在我之前，没有学者描述过这类儿童所面临的困难——他们经受着身体上的折磨，虽然医学不断发展，但对他们产生的作用，依然与我设定的目标相差甚远。我从一开始，就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寻找一个理由，将生活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先天遗传或生理原因。没有什么身体缺陷能够强迫一个人进入扭曲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病痛在两个孩子身上并不会产生完全相同的负面影响。我们经常能看见，这类孩子中不乏有人成功克服了困难，而且发展出了让自己彰显价值的非凡才能。

因此，个体心理学宣扬的肯定不是陈腐的优生理论。很多极为杰出的人，虽然他们一出生就有身体上的缺陷，有些还英年早逝，但仍对世界贡献卓著。这些努力和自己身体与外界环境抗争的人，同样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的奋力抗争使他们变得强大，甚至比很多正常人走得更远。所以，单从一个人的身体来看，是不能判断这个人的心理是否健康。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大部分身体有缺陷的孩子并没有受到正确的对待，没人为他们引导方向，他们的困难没有被人充分正视，他们只能以自己为中心。也正因此，很多身体有缺陷的孩子长大后会屡遭失败。

溺爱

第二类容易衍生错误意义的人群，是被溺爱的儿童。被溺爱的孩子从小就有着错误的心理期待，认为自己的愿望就是命令，一定要得到满足，他无须付出，即可获得关爱和重视，而且所获得的一切都理所应当。结果就是，当他换了环境后，不再是关注的焦点，人们不再把他的感受当回事，他会倍感失落，觉得世界辜负了他。他已经养成了索取的习惯，不懂得去给予，除此之外，他还从来没有学到过任何解决困难的方法，长期的唾手可得，让他失去了独立性，不认为自己可以解决问题。此外，被溺爱的孩子长期以自我为中心，因而不理解合作的必要性，不认同这样做能带来益处，而当他面临困难的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向他人提出要求。他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希望人人给他特殊待遇，他把扭转困境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别人身上。

被溺爱的孩子一旦长大，很可能成为最危险的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很擅长讨好别人，以便让自己获得掌控他人的机会，他们甚至会因此变得“人见人爱”。但他们只会讨好，却不会合作，在需要他们合作完成任务时，他们就会甩手不干，消极怠慢。还有一些人，会选择报复社会。当他们习以为常的温暖和服从消失后，会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认为被世界排斥，于是想要对人们进行报复。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被人反对（这很有可能会发生），他们更会把这视为新的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正因如此，对这类人进行惩罚通常是没有效果的——他们不会做出改变，反而会认定“全是别人故意和我作对”。

这些从小被溺爱的人，无论是消极怠工还是报复社会，无论是利用他人还是伤害他人，或者两者兼有，他的行为的根基都是同一种错误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活着就必须当人上人，被人众星捧月，成为重要人物，获得自己想得到的一切。只要他们继续赋予生命这样的意义，他们所采取的任何方法，肯定是错误的。

忽略

第三类容易衍生错误意义的人群，是被忽略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从来不知道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对生命的认知没有任何正向的力量。他们对他人常有防备心理，也不自信，当他们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会高估困难的程度，低估自己获得他人善意帮助的可能。他们不会指望他人好心来帮自己解决困难。在他们眼中，世界是冷漠的，毫无友善可言，而且还会一直这样冷漠无情下去。他们不会意识到，帮助他人的人才会赢得喜爱和自尊。因此，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对别人的怀疑和对自己的不自信。

从来都没有哪种体验，能取代无私的爱。身为父母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孩子在生命之初体会到他人是值得信任的。然后，父母需要增强这份信任，让婴儿觉得周围的环境也是值得信任的。但如果父母没有充分完成第一步，没能关注孩子、爱孩子、和孩子形成合作，孩子也就难以获得社会兴趣和归属感。每个人都具备关注他人的能力，但这份能力需要受到培养和练习，否则它的发展将会停滞。

如果一个孩子完全被忽略、憎恨、厌恶的话，人们将发现，这个孩子也完全不懂得合作。他会自我孤立，拒绝和人交流，也就无从得知什么行为能有助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是不会看到完全被忽略的孩子的，因为这类孩子在婴儿期就无法存活下来，一个孩子一旦活过了婴儿时代，就证明这个孩子必然受到了一些照顾和关心。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被关心程度低于正常程度的孩子，或是某方面被忽略的孩子，这些孩子从未遇到一个能给自己带来足够安全感和信赖的人，他们人生的失败概率远大于常人。

我们注意到，很多的失败者都来自孤儿或弃儿，这类儿童也要归入被忽略的儿童中，而这种现象，对现代文明无疑是个悲哀的嘲讽。

以上三种情况——身体缺陷、溺爱和忽略，都是极强的催化剂，极有可能触发当事者对生命意义的错误解读。在这三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几乎都需要外界帮助才能修正或转变自己的认知，从而形成正确的生命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些孩子身上的情况，真正关心他们，并知道如何对待他们，我们就能通过他们的行动，发现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

初始记忆和梦境

一个人的人格在梦境中和在现实中是一致的，所以，分析一个人的梦很有价值。不过，在梦境中感受的压力没有现实中尖锐，所以人格的展现会少些防范和掩饰，比现实中更真实。

不过，最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的认知的，并非梦境，而是他的记忆。每段记忆，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但对这个人来说，都意味着这是值得记住的事。之所以会有印象，是因为它承载着人们自己对生命的认知，记忆会告诉他们：“这是你期待的”或“这是你回避的”，甚至干脆定义“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重申，经验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们是如何呈现在记忆中的。每段记忆，都是我们认知筛选后的提示物。

儿童时代的早期记忆，其作用尤其深远。这些记忆能追根溯源，解释出一个人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法来自何处，对生活的不同态度又如何滋生而来。

早期的记忆之所以意义重大，有两个原因。首先，个人的自我评估和对外部的基本认知，都包含在这些记忆里。这些记忆是人们对自己和世界给出的首次解读，也是人们对于自我与外界做出的首次总结。其次，这是他们主观意识的起点。我们能从中洞见那个有缺憾和弱点的自我，并看到真实自我和那个具备优越感、安全感的理想自我之间的落差，而我们的一生，都在努力缩短着这个差距。

对个体心理学来说，初始记忆并不代表必须是这个人所能回忆起来的人生第一件事，甚至不一定是对事件的忠实回忆。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如何被理解的，在于个人对生命的解释，和这些解释对当下以及将来产生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看看几个关于初始记忆的例子，以及它们表现出来的“生命意义”：

“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了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我的生活！”这个女孩在现实中总是感到无助，还经常高估一件事的危险和难度，但当我们知道她的人生记忆是从这么一个情景开始时，便会理解她状态为何如此。她很可能在心里一直责怪别人没能照顾好她，竟然粗心到让小孩子置身于危险之处。

我们再看另一个人脑中类似的初始记忆：“我记得，3岁时我从婴儿车里掉了出来。”这段初始记忆随之演化成了重复出现的梦境：“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我半夜惊醒时，发现天空被火光照得通红。星星都坠落下来了，地球马上要撞到另外一个星球，但在撞击之前，我醒了过来。”当他被问到最害怕什么，他回答说：“我害怕我的生活不成功。”显而易见，是他的初始记忆及梦境造成了他的心理障碍，让他对失败和灾难深怀恐惧。

一个12岁的男孩，因为尿床和频繁顶撞母亲而被带到了诊所。他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我母亲以为我丢了，跑到大街上大声喊我，她非常害怕。但这期间我一直藏在家里的橱柜里。”在这段记忆里，我们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他显然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依靠惹是生非来获得关注。获得安全感的方式就是欺骗。即使我被忽略了，但是我依然有能力捉弄他人。”同样，尿床也是他达成目的的手段，用来维护自己被人担心和关注的地位，而他母亲的焦虑和紧张，则让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解读。和前面所提到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有着这样的概念：世界充满了危险，但只要能博得别人的关注和担忧，自己就是安全的。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相信，人们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来保护他。

而一位35岁女子的初始记忆是这样的：“我3岁的时候，站在黑漆漆的楼梯上，我的一个表兄忽然打开了门，跑过来追我。我非常害怕他。”这份记忆很可能表明，她不习惯和人玩耍，也很难和异性轻松地相处。我猜测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而这个猜测被证实是正确的，她的记忆也给她造成了影响，她已经35岁了，却一直单身。

而下面这个例子，则显示出了一个人的社会感是如何正面发展的：“我记得母亲让我推婴儿车里的小妹妹。”虽然这个例子潜藏着一些负面发展的痕迹，那就是当事人只有在和比自己弱小的对象相处时才感到轻松，以及对母亲有着深刻的依赖。但总体来说，让大一些的孩子照顾新出生的婴儿，以此来培养这个孩子的合作能力，终归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样一来，大孩子能对新生儿产生兴趣，愿意承担起照顾的责任，并因此学会合作，也不会认为父母因为新生儿忽略了自己。

但要注意的是，渴望与人相处并不等同于关心他人。一个女孩被问及她的初始记忆时，这样说：“当时，我正在和我的姐姐以及她的两个女性朋友一起玩。”在这里，我们确实可以看见，这个孩子受到了社交方面的培养。然而，在她提起自己最大的恐惧时，却让我们不得不对她的社交动机有了新的看法：“我害怕独自一人。”在她身上，应该可以找到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一旦我们发现并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就等于获得了一枚打开他整个人格的钥匙。有种观点认为，人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们不曾了解人格形成的关键。唯一可能改善人格的途径，在于培养一个人用更加合作、更有勇气的态度面对生活，但如果没有找到最原始的错误认知，后期的讨论或治疗也是不会成功的。

学习合作的重要性

合作，是唯一能够杜绝培养出神经症人格的措施。因此，孩子更应该在合作能力的培养上受到鼓励，要允许孩子通过共同完成任务或共同游戏的方式，找到与同龄伙伴相处的方式。

合作能力的发展一旦受阻，影响十分严重。比如那些被溺爱的孩子，他们就因此被培养得自私自利，并且还会把这种无视他人利益的习惯带到学校等环境。他们先要确保自己能被老师喜爱，才会对学习感兴趣；先要确保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听从别人的建议。当他们即将成人的时候，社会兴趣的缺失将变成灾难的预兆。早在他们第一次曲解生命意义的时候，他们就终止了继续培养自己的责任心和独立性，然后，以能力奇缺、无法经受任何困难和考验的状态，进入社会。

儿童时期的错误，不是我们责怪一个人成年后所犯错误的理由。我们能做的，是在他开始感觉到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曲解所带来的后果时，及时帮助他去纠正。正如我们不能期待一个从未学过地理的孩子能够成功地回答地理考卷上的问题一样，一个人如果从未接受过合作能力的培训，我们也不能期待他会完成需要合作才能达到的任务。关键就在于，生活中的每个问题都要求合作才能解决，每个任务必须要在社会的总框架中实现，而且还要以能够增进人类幸福的方式。只有当一个人懂得生命的意义在于贡献时，这个人才能勇对困难，并取得成功。

如果老师、父母以及心理学家都能理解儿童是如何诠释生命意义的，并理解他们在这一阶段是有可能犯错的，在这样的氛围下，即使是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也能把握生命中的机会，更好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当他们遇到困难时，将不会停止努力或急于寻求捷径，也不会试图逃离或推卸责任；他们不会要求额外的照顾或特别的同情，也不会因为觉得受到了羞辱就伺机报复，还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在哪？能带给我什么？”他们会说：“我必须要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的任务，我有能力去实现。我是自己行动的主人，只有我才能决定该尝试什么新事物，摒弃什么旧习惯。”如果他们在保持独立的同时，还能以合作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人类文明的进步将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