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

上面说到，“书”这个字，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出现。在西周金文中写作，从聿者声。聿象手拿着毛笔写字的样子。甲骨文中也有“聿”字，一般认为就是“笔”的本字，不过它可能同时也是“书”的本字，象手持笔书写的样子。不管怎样，“书”字的本义应该是动词，表示书写的意思，例如《仪礼·聘礼记》：“百名以上书于策（册）。”《左传·隐公十一年》：“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古汉语往往名动相因，写下来的字，也叫做“书”，所以文字也叫书，文章的内容也叫书。《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是指文字。《庄子·骈拇》：“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这是指简册上所写的文章，即书写的内容。

因此，“书”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所有的典册，通名之“书”。例如：

《尚书·顾命》：“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

盘：史受王命书，王呼史淢册易玄衣黹屯……

这是册命的文书。

《诗经·小雅·出车》：“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毛传：“简书，戒命也。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毛传未必正确。从上文“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来看，此简书当是天子之命书，故可畏也。

《尚书·金縢》：“启钥见书，乃并是吉。”

这是占卜之书。

《周礼·天官·冢宰》：“司书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郑注：“司书，主计会之簿也。”这是簿计文书。

《左传·昭公六年》：“叔向使诒子产书。”

这是书信。

《论语·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这是《尚书》的专称。

《论语·先进》：“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这是典籍的泛称。

以上是关于先秦文献中有关“书”的概念。不过，讲中国古代书籍历史的人，首先要求给“书”下一个定义。什么是“书”？象甲骨、金文或者石刻文字这样的东西，他们一般是不承认叫做“书”的。比如钱存训就说，“书于竹帛”的才叫“书”：

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其被广泛使用的原因，无疑是竹、木盛产于中国，就地取材，价廉而易得，正如纸草之于埃及、贝叶之于印度，因此被普遍采用作为书写的材料。^[5]

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是铭文；竹简和木牍，是书籍。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可能来自章太炎，章氏已经表述过同样的观点：“余以书籍得名，实冯傅竹木而起。”^[6]钱氏在《写作缘起》中指出《墨子》有“书于竹帛”之语：

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7]

李零先生指出，钱氏的这一观点很符合古人的想法，他说：

如《说文解字叙》说“著于竹帛谓之书”，^[8]卷三下说：“书，箸也”，古文字也常用“箸”字代替“书”字，不但用作动词的“书”，也用作名词的“书”（后世用作撰作之义的“著”，其实就是前一含义的“书”）。如郭店楚简就把“诗书”的“书”写成“箸”，包山楚简有表示文件汇编或摘抄之义的“集箸”，也应读为“集书”（尹湾汉简有“集簿”一词，也是类似名称）。^[9]它们说的“书”都是有别于铭刻的“书”，即用毛笔写在竹帛上的“书”。“书”字从聿者声，“聿”象手持毛笔，本来就是“笔”字的初文（《说文》卷三下说汉代的楚方言仍称“笔”为“聿”）。字形本身也有助于说明这一概念。^[10]

的确，在战国文字中，“书”写作“箸”。而且，《说文》所载的战国古文的“册”和“典”，上面都从“竹”。把竹木的简牍看作“书”，似乎有道理。不过，帛书为什么也是书，却不能从竹木材料的角度来解释。恐怕只能从与今天的纸张相似的角度来划入“书”。还有李学勤的看法：

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都不能叫做“书”，因为甲骨文只是占卜的记录，金文只是青铜器的铭文，它们都是附属于有固定用途的器物的。就像不能把后世的石刻称为“书”一样，甲骨文、金文也不属于书的范畴。^[11]

这样的说法当然都是有道理的。不过，类似的观点，似乎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当时的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观念：简册或帛书是“常态”的书，而像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字等仅仅是出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书写在特定的材料上的，因而它们不是“书”，至少也不能算是“常态”的书。

可是又有问题来了。

1965年12月，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发掘出一大批载有盟誓文辞的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数量有五千多片，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石，三分之一是玉。很多字迹模糊，可以认读的有656件。盟书用毛笔书写，字迹一般是朱红色，少数为黑墨色。篇幅长短不一，一般在三十到百余字之间，最少仅十多个字，最多有二百二十多字。^[12]

从书写材料的角度讲，这是一批玉石文字，当然不是我们说的“书”，但是我们又称它为“盟书”，显然又承认这是一种“书”，何以如此？

其实道理很简单。认为只有书于竹木的才是“书”，是不符合古人的观念的，这是混淆了“册”和“书”的概念，连帛书为什么也叫“书”都很难解释。把“书于竹帛”的叫做“书”，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实上，我们对于“书”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界限，它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概念一样，是一个“原型范畴”。那些典型的书，我们都没有异议，例如简册的《诗经》《楚辞》，纸张装订的《戴震文集》，没有人会否定它是书；也有些没有人会认为那是书的，比如说刻在石头上的墓志铭。但是有些不太典型的，或者说是比较边缘性质的东西，就可能会产生争议，比如说甲骨文和金文、汉代的石经、侯马盟书、清政府的大内档案等等。

我们对于古代的“书”的概念，既包括材质外形的因素，也包括内容方面的因素。从材质上讲，书应该是写在竹简、木牍、丝帛、纸张等材质上的；从内容上讲，是按照某种目的有意识地编撰起来的，体现编者的某种意志的篇章。如果能够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是典型的书：例如郭店楚简《老子》《缁衣》，敦煌写本《论语》等。如果只符合其中的一个，或者不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非典型的书，可能引起争议：例如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马王堆帛画、大内档案等。如果一个条件都不符合，那就一定不是书：例如兵器上的“物勒工名”、封泥文字、货币文字、石头的界碑等。因此，若仅将“书于竹帛”的才看作“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照顾目前出土的大量的战国竹简，跟实际的观念并不吻合。

目前在出土文献研究的领域，一般把出土文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档案文书，一类是典籍，后者习惯上也直接称作“古书”。这两类的区分，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出土文献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两大研究领域。大抵研究社会史的更看重前者，研究文化史的更看重后者。但这种区分，也的确是古书中客观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加以区分是正确的。我们不妨先看看李零先生对于出土文献的分类。

李先生首先按照钱存训的观点，把“铭文”划出去，真正的“书”都是“书于竹帛”。然后区分档案文书和典籍两类。

档案文书，英文叫documents，它和铭刻有交叉，但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不同，使用目的和内容形式也不同，区别非常明显，我们不能把铭刻（包括工匠题铭）也叫文书档案。档案文书又分两小类：

（一）官文书（administrative documents），分仪典类、占卜类、法令类、文告类、案例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等多种。

（二）私文书（personal documents），分占卜类、簿籍类、契约类、书信类、遣策类等多种。

典籍类的古书，古人叫“艺文”或“经籍”。中国古代的“书”，是以源出诗书礼乐的人文学术为主，并涉及天文历算和医卜农桑等实用技术。战国秦汉时期，前者叫“文学”，后者叫“方术”，有点类似今天的文科和理科之分。这类书的特点是：

第一，它不是官方办事的记录，而主要是私人著述；第二，它的内容也与各种政务、商务的“俗事”无关，无论是思想上的“盘根究底”，还是文采上的“踵事增华”，都得和这类事保持一定距离，有点超然的态度。这种超越，没有个人的“独立性”、思想的“自由度”是不行的（当然，没有金钱和闲暇，可以堆书的房子和起码的衣食之源，也不行）。^[13]

对于档案文书和典籍古书这两类划分，我非常赞同。这种划分对于单纯地研究出土文献或者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契合。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分类首先把铭文排除在“书”之外，接着又把档案文书排除在“书”之外；所谓“真正的书”，不仅仅是“书于竹帛”，而且必须是私人著述。这样的“书”虽然对目前的出土文献能够适用，但从整个学术史来看，如果把传世文献也包括进来，那么这样的概念似乎过于狭隘。《左传·昭公七年》所载《周文王之法》，《逸周书·尝麦》提到的周成王“刑书”，历朝的起居注、诏令汇编，甚至《尚书》中的各篇在被编纂成《尚书》之前，都不能称为“书”了。《墨子·尚贤下》：“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后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尚同下》：“于先王之书也，《太誓》之言然。”《天志下》：“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可见即使是说过“书于竹帛”这话的墨子，也不会同意这种对于“书”的概念的。这样的例子在《墨子》里面非常多。所以，这样的分类，对于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来讲，的确是一种“方便法门”，但未必符合学术史的观念。

我觉得如果研究学术史或者思想史，可能更应该从内容上来考虑古“书”的概念。因此，我主要从书写的内容上来区分。凡是写在或者曾经写在简册（或丝帛）上的，按照某种目的有意识地编撰起来的，体现撰者或编者的某种意志或思想，具有完整结构的篇章，无论是甲骨、金文、石刻还是简册，都称作“古书”。这是因为任何材料上的文字都可以抄写在简册或者丝帛上。拿金文来说，所有的册命文献都要宣读，本来都是写在简册上的，如果单从现存材料上分类，它们只能属于铭刻；但从内容上分类，它们无疑都是档案文书，而且其中的某些篇章，如史墙盘、公盨，看成典籍类的古书也完全可以。过去常有人说，一篇铜器铭文，相当于一篇《尚书》，这是符合我们的基本认识的。石刻中的石鼓文、诅楚文、侯马盟书也是重要的古书。甲骨文比较特别，占卜的记录是直接刻写在龟甲骨头上的，不见得有书于竹帛的内容，所以目前只能把它排除在古书之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写在简帛上的档案文书在古书中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类，尤其是讨论古书的起源，必然要先讲到档案文书，因为最早的古书就是这种档案文书，这也就是为什么《尚书》可以作为古书的代表的缘故。因此，古书下面，再分档案文书类和著述类两种。这两类之间的界限也不是截然分明的，象《尚书》这样的以档案文书为主的古书中，其实也含有少量的著述类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