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创立一般均衡理论起，各种流派争论的焦点在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状态是否可以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行实现。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系统实现均衡的最后手段，但是，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社会普遍认为经济危机又是件极其糟糕的事，因此，预测经济危机并在爆发前使之消弭成为重要的课题。关于危机的原因基本有消费不足论、投资不足论、收入不足论、货币超发论^[1]等。然而，这些观点涉及的是某些经济危机的表象特征，如果不对经济系统运作的内部因果关系做出基本分析，就很难认清经济危机的实质与成因。

关于经济危机的预测，宏观经济系统模型经历了数理经济模型、实证预测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及基于主体可计算经济模型四个阶段，但由于经济模型未能预测到甚至无法解释经济危机而受到质疑。Lucas（1976）^[2]认为，计量经济模型需根据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否则做出的政策建议是无效的。万百五（2014,2015）^[3][4]从控制论的视角在先验知识、建模假设、建模数据、结构稳定性、因果性假设等七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建模做出了详细的评述，他认为如果一般均衡假设、理性预期及因果性假设不成立，那么以此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本身就不成立，难以预测经济危机及对经济系统做出良好的控制，而一般均衡假设被认为缺乏现实的基础，理性预期假设又很难一直成立，经济系统中普遍存在非理性行为。

对理性预期的讨论，主流观点集中在假设决策者是否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理性预期最早是由Muth（1961）^[5]针对适应性预期中的非最优特性而提出的，Lucas（1972）^[6]、Sargent & Wallace（1975）^[7]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理性预期认为经济当事人具有一种能力，在其而临不确定的未来时，为避免风险或获得最大收益而运用过去和现在一切可获得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的变动状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Simon^[8]的有限理性认为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也无法认识决策的详尽规律。作为决策者的个体，其有限理性限制他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他只能尽力追求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的有限理性。

然而，当决策者面对的是市场整体时，就可能面临着“根本的不确定性”。Slater & Spencer（2000）^[9]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杨小凯（2002）^[10]指出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也是大得不可行。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我们认为，“根本的不确定性”原因既来自于技术层面，也来自于法律层面，该假设在厂商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及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存在保护的社会中极易成立。

如果“根本的不确定性”假设成立，那么，即使是“理性决策者”的决策错误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单个或者部分决策者的决策失败仍然仅是非系统风险，那么，从非系统风险演化为系统性的经济危机，还需要研究整个经济系统内部促成这种演化的因素。因此，我们得到经济系统中造成决策错误并演化成为系统性风险的三个假说：假说1：“虚假”的边际利润与风险溢酬。现有的“看得见”的边际利润与风险溢酬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供给与需求的变化或外部冲击会使当初决策时的边际利润与风险溢酬预期变得“虚假”，边际利润大幅低于预期将是决策失败的直接原因；假说2：一致预期与行动带来投资泡沫。投资者根据边际利润及风险溢酬所做出的投资决策会通过金融市场或者政府统一决策机制的传导，形成投资的一致预期与行动；假说3：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代表的信贷体系在经济系统中作为“一致行动人”所带来的投资泡沫。金融信贷体系倾向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期增加杠杆，而在经济增长放缓期减少杠杆，邢天才等（2011）^[11]将此称为“金融加速器”。

因此，本章将利用美国数据实证研究经济危机的定义，检验经济系统内部的因果关系，构建模型分析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