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结构双重不利变化：中国发展面临新挑战

中国发展奇迹得益于庞大规模人口的巨大潜能的充分开发与有效发挥，而人口大国强大的财政负担能力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空间，又可以通过规模优势助推中国持续发展。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出现了独特的“未富先老”问题；而且，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已经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了6年。这种状况，若不尽早有效应对，上述促进中国兴起的有利因素将趋于走弱，进而直接影响到中国持续发展与民族复兴。

（一）中国持续发展，遭遇人口过早地进入老龄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00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此后老龄人口比例稳步攀升，2015年末已经升至10.5%，达到1.44多亿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老龄人口占世界老龄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中国老龄人口占世界老龄人口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最低点（15.17%）后，经历了20年较快增长，1985年升至20.17%；此后增长放缓，并于2001年超过从1974年开始已呈下降趋势的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2015年中国老龄人口占世界老龄人口的比例为21.58%，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近3个百分点。根据WDI多年国别数据的比较分析还发现，无论是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年份还是2014年人均GDP水平看，相对于其他金砖国家（BRICS）和工业七国（G7）而言，中国都具有他们未曾有过的“未富先老”特征。

首先与其他金砖国家比较。按照上述国际标准，中国是在2001年、俄罗斯相当于在1967年、巴西在201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印度和南非截至2015年都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样根据WDI数据，按照2005年不变价计，中国和巴西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分别为1206.6美元、5721.3美元，相差近5倍。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3862.9美元（2005年不变价），只是俄罗斯的56%、巴西的65%。2015年印度和南非的老龄人口比例都不到6%，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南非早已是上中等收入经济体（UMICs），2014年其人均GDP水平为6087.9美元，中国只有其63.5%的水平。

再与工业七国比较。1960年英国、德国、法国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都已超过10%，同期的美国、加拿大则已超过7%，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美国老龄人口比例为14.78%，刚超过“老龄社会”（aged society）14%的国际标准，G7中其他几个发达国家都已超过14%，其中日本最高，为26.34%，德国和意大利均超过21%，法国为19.12%，英国接近18%，加拿大亦已超过16%。日本是这些顶级发达国家中最晚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即在1970年，按2005年不变价计，当时其人均GDP为15161.8美元，而中国2001年迈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1206.6美元，中国尚不及日本的10%。而1960年，美国、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人均GDP均超过1万美元，意大利则刚超过9000美元，都比2001年的中国人均GDP水平高出很多。2015年日本人均GDP进一步上升到37595.2美元（均按2005年不变价计），而中国只是其10%的水平，虽然中国增长速度比日本高，但总体水平仍然比日本低很多。而其他几个顶级发达国家，只有意大利的人均GDP不到3万美元，其他国家都超过35000美元，其中美国最高，达到46405.3美元，中国只有其8%的水平。

（二）中国持续发展，遭遇较低出生率带来的少子化

中国不仅存在独特的“未富先老”问题，还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少子化风险。从短期来看，少子化有助于降低社会总抚养率，因少儿抚养率的快速下降抵消了老年抚养率的缓慢上升，所以中国总抚养率目前尚未进入上升通道；^[12]但是，从长远看，少子化意味着中国对未来投资不足，这直接影响人口结构合理化，并可能使未来缺少劳动年龄人口，这带来的影响将是广泛而又深远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具有复杂地缘政治和特殊国际地位的人口大国而言，人力资源丰富带来的优势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少子化将直接削弱这一优势，并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中国的持续发展与民族复兴。

少子化源于较低的粗出生率和女性总生育率水平。从图9可以看出，中国粗出生率经过1963—1979年和1987—2003年两个波段的快速下降，现在已经大体稳定在12‰左右的较低水平。在金砖五国和工业七国12个国家中，按水平由高到低，2015年中国居于第8位。中国粗出生率，不仅低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南非、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分别为20.4‰、19.7‰、14.5‰和12.7‰），而且略低于英国（12.6‰）、美国（12.5‰）和法国（12.2‰）三个发达国家，仅高于加拿大（10.8‰）、德国（8.5‰）、意大利（8.4‰）和日本（8.2‰）四个国家。图10反映的是12个国家女性总生育率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女性总生育率同样经过两个波段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降到历史低点1.51，其后稳步回升，但最近三年又略有下降，2015年仅为1.57，在12个国家中，按水平由高到低，中国处于第9位。与粗出生率类似，中国女性总生育率，不仅低于印度（2.40）、南非（2.34）、巴西（1.78）、俄罗斯（1.70）等四个金砖国家，还低于不少发达国家，如法国（2.00）、英国（1.92）、美国（1.88）和加拿大（1.59），仅高于意大利（1.46）、日本（1.43）和德国（1.41）。

正是因为较低的粗出生率和女性总生育率水平，才导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1966年（41.1%）开始逐步下降，一直到2010年才初现稳定迹象，但在18.0%水平上维持了几年之后，2014、2015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7.2%，在上述12个国家中居于第7位高，具体状况可参见图11。以2015年为例，少儿人口比例比中国高的国家，不仅包括南非（29.2%）、印度（28.8%）、巴西（23.0%）等三个金砖国家，还包括美国、法国、英国等三个发达国家，它们的比例分别为19.0%、18.5%和17.8%。持续多年下降的出生率、已经维持多年的较低生育水平和不断深化的人口老龄化，其综合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如图12所示，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经过45年左右的持续增长后，于201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73.51%，此后大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已下降至73.2%。尽管在12个国家中仍然处于最高水平，但是考虑到中国独有的“未富先老”特征、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和新一届国家领导层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与民族复兴，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不仅牵涉到中国人口结构的协调发展，影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合理增长，关系着中国社会负担的总体水平，还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意义。首先，中国人口老龄化独特的“未富先老”问题，一方面影响到养老保障制度的持续运行，另一方面对老龄服务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这通过改变人口总量和结构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如前所述，中国崛起的人本归因在于庞大规模人口中蕴藏的巨大潜能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发挥。少子化既影响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更影响着劳动年龄人口合理增长，而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后续发展将依托的主要优势。如果中国后续发展继续依靠人口规模庞大而产生的规模优势，那么，不断降低的生育水平和出生率已经开始影响这一优势，持续深化的人口老龄化又进一步加剧这一规模优势的消减；如果后续发展由规模优势转向创新优势驱动，则将面临创新优势一时建立不起来、而规模优势又开始丧失的问题，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即面临这样的尴尬境地。可行的思路之一则是像中国高铁那样，基于规模优势创造创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