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性投资与改革创新：中国奇迹的人本归因

享誉世界的“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通过其开创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和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提供的包容性金融（inclusive finance）服务，帮助了孟加拉国无数贫穷家庭实现了自谋生计、摆脱了贫困陷阱。其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定潜能，使其不仅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福祉作出贡献。一些人得到了开发自己潜能的机会而脱贫甚至致富，而另外一些人由于未能得到开发这种与生俱来天赋的机会而陷入贫困。因此，尤努斯坚信，“穷人就像盆栽树”，种子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外部环境未能给他们提供成长的机会与环境。^[8]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仅仅用了短短60多年时间，即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状况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从人本角度来看，其根本原因在于庞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潜能，一方面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和提升，另一方面又有了充分发挥和有效评价的有利环境。前者主要是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投资的作用，后者则与改革开放等持续不断的包容性创新（inclusive innovation）^[9]政策与实践探索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逻辑联系。

（一）良好的教育等社会性投资，开发和提升了大量人口的巨大潜能

通过对中印两国的实地考察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领先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中国重视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投资，为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熟练而又廉价的劳动力。以教育为例，发展相对较好的中国教育事业，为国民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小学和中学等基础教育，使国民与生俱来的潜能得到较好的开发和提升。一些案例研究还显示，中国基础教育不仅比印度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数学等应试教育方面）比欧美的发达国家都好，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则并未达到同等境地与水平。图1至3分别反映了中印两国及世界总体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状况。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自1970年以来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除了少数年份之外，一直都是高于印度，图2反映的较高水平的中学入学率则为中国制造业崛起提供了非常好的劳动力条件；而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则从2001年开始才超过印度，但两国都低于世界总体水平。

图4反映了2002年以来中国不同教育程度人口所占百分比的变化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在中国所占比例最大，占到40%左右；其次是小学，但其比例在下降，10年左右时间已经由35%左右下降到26%左右；高中和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尽管比例在上升，但总体水平并不高，2014年高中和大学教育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6.70%、11.53%。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的人所占比例一直在50%以上，且在稳步上升，2014年已升至56.85%，比2002年提高了6个多百分点，虽然比2013年略有下降。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培养学生反复练习的应试能力，而基于兴趣导向的创新教育并不突出。这一教育状况带来的人力资源结构，决定了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主要在加工装配、生产制造等重复性劳动密集型环节，而高度依赖于高等教育的研发设计等创新创造环节的总体优势并不明显。这正是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但产业创新能力并未进入世界强国的人本成因。

（二）持续的改革创新，为巨大潜能充分发挥和有效评价提供了有利环境

教育开发和提升了中国庞大规模人口与生俱来的潜能，改革开放等持续不断的包容性创新则为巨大潜能的充分发挥与有效评价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环境。如果说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安全体系，为人口大国的不断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准备了良好的国防条件，那么，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与不断深化则充分释放和有效调动了旧体制下受到压抑的人力资源的活力。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压抑多年的农民参与经济发展的热情与活力，释放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农民的巨大潜能与创造力，那么，国有企业的各项改革则是挖掘国有经济成分中国民参与经济发展的潜力；乡镇企业作为在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制度条件下，民众谋求在政治保护下实现发展的一种理性组织与制度创新，释放的是集体与民间经济成分中的国民投身发展的潜能。而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后来所实行的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更是在激发各种经济成分中国民参与经济发展的潜力与活力。^[10]引进外资，则是进一步用外商的雄厚资本、先进技术以及优秀的管理方式与方法来整合未能被国内要素充分动员起来的人力资源。可见，改革开放创造了释放庞大规模人口与生俱来潜能的大好机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则将创造中国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的新机遇。

改革开放等持续不断的包容性创新，不仅创造了巨大人口潜能发挥的有利机会，而且提高了价值评价的平台与标准。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无论是通过外商投资企业间接加入，还是通过本土企业直接加入。在国际大市场上，中国人力资源及其创造的价值都会得到更高的评价，毕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比较低的位置，即使在今天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在较高的国际市场平台与评价标准下，中国人力资源及其创造的价值得到较高的评价，有助于提高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与整体的国民收入水平。这也正是中国减贫效果明显、较好地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脱贫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环境中，不仅大量的人力资源往往无可作为，而且即使有所作为，经常也会受到需求水平较低的约束，难以得到较高的价值评价。中国每年有大量农村、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向城市、发达地区，就是最好的例证。因而，有效的减贫方式，不是简单地“授之以鱼”式的单向给付，而应是让当地民众有机会加入更大的开放市场。

因此，良好的教育提升了庞大规模人口的潜能，改革开放为潜能有效发挥创造有利环境，这正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兴起的人本归因。当然，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其他因素在提供有利的物质技术条件等诸多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人是主导性因素，其他因素或由人来组织利用，或由人创造。庞大规模人口的巨大潜能是中国最大的宝藏，这一宝藏得到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是中国脱贫致富并不断兴起为世界大国的根本原因。撇开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分析中国兴起成因，不仅未抓住主要问题和问题的主要部分，也有违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此缺乏深入理解和足够认识，既是一些扶贫助困措施效果欠佳、一些地区至今仍未摆脱贫困的关键性原因，也是中国人口众多被视为社会负担的认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