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与启示

按照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的国际新标准，中国自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老龄人口比例一直在持续稳步上升。在世界各国日益追求包容性发展的今天，如何客观理性地研判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不仅事关日渐庞大的老龄人口及其家庭的民生保障，也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抉择与公共政策改革的方向。

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提供的50多年统一口径的国别数据，无论是与其他金砖国家，还是与工业六国相比，中国都过早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因而具有它们都未曾有过的“未富先老”特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显得更为棘手，也更需要尽早积极应对。根据国际比较分析结果，无论是从50多年长期，还是从近10年短期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是，以劳动年龄人口为基数而计算的中国人口抚养率，则因少儿抚养率的持续快速下降对冲了老年抚养率的持续稳步上升而并未进入上升轨道。

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同，自1990年以来，无论是与其他金砖国家，还是与工业六国相比，中国的就业人口比例都是最高的，但下降比较快，因而以就业人口为基数而计算的经济抚养率，虽然程度最低，但总体呈稳步下降态势，其原因则在于少儿经济抚养率的快速下降抵消了老年经济抚养率的稳步增加。

进一步而言，老年抚养率的持续稳步上升对应的是社会负担的不断增加，而少儿抚养率的快速下降对应的则是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下降。客观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与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人力资源与资本的庞大规模与不断增长。因此，中国人口结构的上述变化，实质上意味着中国面临着老年抚养负担持续稳步上升和未来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严重缺乏的双重社会风险。

为了应对持续增加的老年抚养负担，中国应该继续加强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人力资本有效投资，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升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而增强就业人口的社会负担承受能力；对于不断下降的少儿抚养率背后隐藏的人力资源与资本缺失风险，则应考虑进一步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比如全面放开二孩政策^[4]［5］甚至更进一步，这既是应对人口结构恶化的战略需要，同时亦有助于预防日渐增多的失独家庭^[6]等突出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Ganesh Rauniyar ＆ Ravi Kanbur. Inclusive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Asian Development Bank Literature ［EB/OL］．2009，［2014-10-18］．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evaluation-document/35885/files/op8-inclusive-growth-development.pdf.

[2] 高传胜．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1）．

[3]田雪原．人口大国的希望——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5] 蔡昉．中国或在2年左右全部放开二胎［EB/OL］．（2014-10-17）［2014-11-18］．http://msn.people.com.cn/n/2014/1017/c242548-25856065.html.

[6]苏向东．中国“失独家庭”之痛谁来抚慰［EB/OL］．（2012-07-30）［2014-10-30］．http://www.china.com.cn/news/node_71636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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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文部分内容参见：高传胜．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双重风险［J］．学术界，2015（1）．

[II] 金砖五国（BRICS），即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和南非（South Africa）；按照世界银行基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分类标准，目前俄罗斯属于高收入国家（HIC），巴西、中国和南非都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UMIC），印度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LMIC）。

[III] G6，即世界上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六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

[IV] 抚养率是低于15岁和超过64岁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率，通常以百分比表示，它等于老人抚养率与少儿抚养率之和。

[V] 经济抚养率是指低于15岁和高于64岁的人口占实际就业人口的比率，通常以百分比表示，它等于老人经济抚养率与少儿经济抚养率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