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19]
波德莱尔的亲密朋友夏尔·阿斯里诺说：“波德莱尔的生平值得一写，因为他的生平是他的作品的评论和补充……人们常说，他的作品就是他本人；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是他这个人的全部。在写出和发表的作品后面，还有整整一部说过的、经历过的、用作为表现出的作品，这是必须要了解的，因为这一部作品解释了另一部作品，如他自己所说，是另一部作品的渊源。”[20]
马塞尔·普鲁斯特说：“一本书是另一个我的产物，不同于我们在习惯、社会和恶习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我。倘若我们想要理解这另一个我，那非得深入我们的内心并且在我们身上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不可。”[21]
当代西方批评家更服膺普鲁斯特的理论，而逐渐抛弃了盛行于19世纪的、以圣伯夫为代表的“传记批评方法”。然而我们细考普氏之论，他所反对的似乎是对作家生平和作品进行表面的、机械的联系，而并没有在社会之我与创造之我中间进行绝对的排除。他这一段名言的要义是：理解一部作品不能完全诉诸智力，还必须借助直觉的领悟。因此，上述三位作家的言论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我们仍将从波德莱尔的生平开始，然而我们已经不指望它能够提供理解《恶之花》的全部钥匙了。
《恶之花》第八十九首题为《天鹅》，这首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最后三节是这样写的：
我看见了一只天鹅逃出樊笼，
有蹼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街石，
不平的地上拖着雪白的羽绒，
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
它在尘埃中焦躁地梳理翅膀，
心中怀念着故乡那美丽的湖：
“水啊，你何时流？雷啊，你何时响？”
可怜啊，奇特不幸的荒诞之物，
几次像奥维德笔下的人一般，
伸长抽搐的颈，抬起渴望的头，
望着那片嘲弄的、残酷的蓝天，
仿佛向上帝吐出了它的诅咒。
在这意味深长、充满了象征的三节诗中，波德莱尔把人的处境和命运浓缩凝聚在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之中。“天鹅”象征着人，“樊笼”象征着人所受到的困扰和束缚，“雪白的羽绒”象征着人在天堂中的纯洁无邪。然而摆脱了桎梏的人并未回到天堂，只是走出了小樊笼，进入了大樊笼，他的面前是“干燥的街石”、“不平的地”和“没有水的小溪”，他只能在心中怀念失去的乐园——“故乡那美丽的湖”。而那上帝居住的蓝天是“嘲弄的”，嘲弄在地上笨拙地挣扎着的人；它又是“残酷的”，听凭尘埃玷污雪白的天鹅。终于，天鹅怀着渴望复归天堂的心情向上帝发出了谴责，“吐出了它的诅咒”。这正是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描绘的在混沌中初生的人的形象：
造物主抬起了人的头，
命他仰望天空，注视星辰。[22]
这个人，无论身在何处，受到何种磨难，终生都将在向往希冀中度过，他的向往是天堂，他的希冀是获救。这不也是诗人的一幅自画像吗？波德莱尔正是一只逃出樊笼、在污泥中挣扎而诅咒上帝、怀念故乡的白天鹅。
夏尔·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
1825年左右，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眉毛漆黑的老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散步。老人指点着那一座座美丽的雕像，讲述着有关它们的神话和历史，孩子则出神地听着。这个孩子就是波德莱尔，他后来写道：“形象，这是我最初的强烈爱好。”[23]那个老人不是他的祖父，而是他的父亲，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那时已经年逾花甲了。
波德莱尔自称是“教士的儿子”，说他的父亲“先着僧袍，后戴红帽”[24]。
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出生在法国东北部马恩省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曾在巴黎大学受过哲学和神学教育。他后来放弃神职，到一位公爵家里当了家庭教师。那时的家庭教师不像后来那样地位卑微，寄人篱下。他有相当大的自由，往来的尽是达官贵人，他又爱好文学艺术，结交了不少文人画家，他自己也喜欢画几笔，颇有些收藏。他还与具有自由思想的爱尔维修夫人、卡巴尼斯、孔多塞等人过从甚密。他一方面学得了一套贵族的派头和习气，另一方面也接受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对于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他抱着热烈拥护、积极参加的态度，这大概就是儿子说他“先着僧袍，后戴红帽”的由来。同时，他也并未因此就忘了老朋友，很帮了他们一些忙，其中有人得以免上断头台，保住了性命。大革命以后，被他救过命的东家帮他在卢森堡宫中谋得了一个高级职务，但是波旁王朝复辟以后，他旋即辞职，过起了相当优游的富贵闲人的生活。当他于1819年续娶卡罗琳·杜费斯的时候，已经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了，而新娘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年仅二十六岁。
波德莱尔常常认为，父母年龄相差悬殊对他的精神有着某种先天性的影响，这也许可以由医生做出回答。可以肯定的是，父亲的启蒙思想、对绘画的爱好，以及一派贵族的作风，确实给幼年的波德莱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有一首题为《人语》的诗，其中回忆道：
我的摇篮啊背靠着一个书柜，
阴暗的巴别塔，科学，韵文，小说，
拉丁灰烬，希腊尘埃，杂然一堆，
我身高只如一片对开的书页。
那书柜里放着一套《百科全书》，伏尔泰、莫里哀、拉伯雷、普鲁塔克、拉布吕耶尔、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还有一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25]。波德莱尔不仅在公园里聆听父亲讲解雕像，而且家中还有父亲的收藏及其“拙劣的”[26]作品。他的母亲曾在伦敦受过教育，也颇有些文化修养。可以想见，波德莱尔幼小的心灵是在怎样的氛围中受到了熏陶。
波德莱尔仅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失去了唯一可能理解他的亲人。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开始了“一段热烈的充满爱的时期”[27]。卡罗琳·杜费斯是个性格忧郁、感情纤细、笃信宗教的女人。波德莱尔短暂的一生极少有快乐的时刻，现在是他体验爱抚和关怀的时候了。正当他尽情享受这“充满母性柔情的好日子”[28]的时候，年轻的母亲服丧的期限未过，就改嫁欧比克少校了。波德莱尔幼小敏感的心灵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一直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再嫁，那美丽温柔的母亲只能属于他一个人，岂容得第二个人来分享她的感情？他觉得父亲被出卖了，母亲对他的爱被出卖了，他对母亲的眷恋被出卖了。他不仅痛恨这个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也迁怒于自己的母亲。据他自己后来说，新婚之夜，他把新房的钥匙扔出窗外，让新婚夫妇进不了新房，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恨。[29]那时他只不过是个七岁的孩子。这也许多半不是事实，但足以说明他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心灵上的创伤也许要等待许多年才会发作。实际上，开头几年，父子之间并未发生什么龃龉。从波德莱尔中学时代的一些家信看，他对继父可以说怀有某种崇敬却又不乏亲切的好感。欧比克是后来成为七月王朝首领的路易—菲利普的朋友，是个古板、生硬的军人，资产阶级秩序和道德的忠实维护者。他对继子的聪慧感到骄傲，竭力想博得他的好感，不能说待他不好。他想把波德莱尔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中人。但是，波德莱尔年事渐长，日益强烈地显露出独立不羁、藐视习俗的性格，与继父的意图恰恰背道而驰。1832年，他随母亲到了继父的驻地里昂，进了中学。那正是七月革命后的日子，资产阶级自由派篡夺了胜利果实，建立起银行家的统治，1831年、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波德莱尔在里昂时的最大乐趣就是在城里游逛。寄宿学校的生活已经使他感到烦闷和忧郁，而破败的街区、肮脏的工厂、工人的悲惨生活、几乎总是烟雾弥漫的天空，又使他的“沉重的忧郁”[30]变得更加沉重。他的学业优秀，在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上显露出才华。他敏感、激烈，举止古怪，充满了奇思异想，有时又有些神秘和玩世不恭，嘴里还常常吟诵着雨果和拉马丁的诗句。四年之后，1836年，他随父母回到巴黎，进入路易大帝中学。他是个才华出众却不守纪律的学生，出语尖刻，常常对学校当局表示不敬，洋溢着反叛精神，终因一次拒绝交出同学传递的纸条而被开除，这件事发生在1839年4月18日。这是波德莱尔与社会的第一次冲突。后来他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同年8月，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据他自己暗示，那是由于他和考官的保姆暗中做了手脚。波德莱尔的中学时代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他曾写道：“尽管有家，我还是自幼就感到孤独——而且常常是身处同学之间——感到命中注定永远孤独。”[31]因此，尽管他“对生活和玩乐有着强烈的兴趣”[32]，却并不曾体验过少年时代的幸福和欢乐。
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波德莱尔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欧比克夫妇希望他进外交界，而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作家。有地位的资产阶级家庭一向鄙薄作家和艺术家，尤其看不起以此为职业的人。在欧比克夫妇看来，波德莱尔的行为简直是一种叛逆。他的母亲二十年后回忆说：“当夏尔拒绝了我们要为他做的一切，而想自己飞、想当作家时，我们惊呆了！那在我们一直幸福的生活中是多大的失望、多大的悲哀啊！”[33]
波德莱尔离开了中学，在一所法律学校注册，其实并没有去上课，而是去过“自由的生活”[34]了。他大量地阅读罗马末期作家的作品，着迷于他们的颓废情调；他阅读七星诗社诗人的作品，叹服他们声律的严谨；他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并因结交了他本人而感到十分荣耀；他在美术展览会上流连，重新唤起他“最初的强烈爱好”[35]；他喜欢拜伦、雪莱、雨果、戈蒂耶，为浪漫主义——“美的最新近、最现时的表现”[36]所征服。大约是在这段时期，他通过巴尔扎克接触到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37]的神秘主义。同时，他沉湎在巴黎这座“病城”中，出入酒吧间、咖啡馆，追欢买笑，纵情声色，浪迹在一群狂放不羁的文学青年之间。他不加检点的生活终于引起了家庭的不安，决定让他出游，离开巴黎，试图通过“改变环境”来把他的生活引入正轨。这是当时富有的家庭针对不听话的子弟惯用的手段，算不上什么惩罚，波德莱尔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于是，1841年6月9日，他在波尔多登上“南海”号客货轮，启碇远航。
计划中的旅行长达十八个月，目的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然而，二十岁的波德莱尔抵挡不住五光十色的巴黎的诱惑，他当作家的心愿又使他对继父的意图嗤之以鼻，因此在船上一直悒郁寡欢，闷闷不乐，每日只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为伴。他非文学不谈，可那些船员和军界商界的乘客如何能与他谈文学呢？不久，欧比克就收到船长的一封信，认为要改变波德莱尔的志向为时已晚。果然，波德莱尔只到了毛里求斯岛和留尼汪岛（当时叫波旁岛），就迫不及待地搭船返回法国，于1842年2月15日抵达波尔多，并且声称：“我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这次旅行历时仅九个月，但已经是他一生中为时最长的一次远行了。旅行固然使他厌倦，却给他带来了受用不尽的创作上的财富：他看到了令人遐想无穷的大海，他感受到了明亮炽热的热带阳光，他闻到了各式各样浓郁的香气，他接触了强壮快乐、接近大自然的男男女女，总之，他领略了异域的风光和情调，开辟了任想象力纵情驰骋的广阔空间。
“城市的模样，唉，比凡人的心变得还要迅疾”[38]，波德莱尔仿佛从流亡中归来一样，发现了一个新的巴黎：新辟的街道，新开的旅馆，新建的剧院，新装的路灯；拉丁区的“女工”，林荫道上的“野鸡”，酒店里的醉汉，踽踽独行的老人……这一切，他竟都像第一次见到一样。巴黎变了样，到处充斥着“发财”的叫喊声，散发着新贵的铜臭味。路易—菲利普王朝越来越反动，基佐[39]的“发财吧”这样的口号不过是为了保持大资产阶级的特权，引起了广大无产阶级甚至中小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政坛的平庸和猥琐更使当年的浪漫派灰心丧气，而工人们则要求成立共和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新的革命又在酝酿中。
波德莱尔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回到巴黎的。这时，他和继父欧比克的关系，已经由于在选择职业问题上的分歧而迅速恶化，况且他已经成年，更加不能忍受家庭的束缚，终于带着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约十万金法郎，离开家庭，过起挥金如土的浪荡生活。1843年6月，他住进了豪华的皮莫丹旅馆。他用黑红两色的墙纸裱糊房间，穿着黑外套，系着牛血色的领带，雪白的衬衫一丝不皱，一尘不染。他要用与众不同、骇世惊俗的装束和风采来表示他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唾弃。岱奥多·德·邦维尔这样描绘当时的波德莱尔：“眉毛清晰，伸展如缓缓的拱形……细长、漆黑、深沉的眼睛……优雅、带着讥讽意味的鼻子……嘴巴已经由于思想的丰富而变得又弯又薄，血色新鲜，肉质细腻……脸上泛起一种温暖的苍白，棕色的皮肤下显露出丰沛而纯洁的血液的粉红色调……高而宽的额头，线条清晰，浓密漆黑的美发自然地卷曲着……”[40]这是波德莱尔最愉快、最乐观的时期。他要做一个浪荡子（le dandy）。“浪荡”（le dandysme）一词，在他的眼中意味着高贵、文雅、不同流俗，既有着面对痛苦而不动声色的英雄气概，又有着忍受尘世的苦难而赎罪的宗教色彩，总之，“浪荡”一词意味着“追求崇高”[41]。他自白道：“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一直觉得是某种丑恶的东西。”[42]有用，正是资产阶级最珍视的品质。他厌恶一切职业，决心不对那个社会有丝毫的用处。于是，他整日在城里呼朋引类，冶游滥饮。也正是在这时，波德莱尔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先是结识了一批年轻的画家，进入他们的画室，“开始接触绘画的实践”[43]。那几年，在法国文学史上又恰恰是极热闹的年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开始问世，贝特朗的《黑夜中的加斯帕尔》[44]于作者死后一年出版，邦维尔以《女像柱集》一炮打响，大批以巴黎各色人等为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波德莱尔的朋友中又多了一位工人诗人，以谣曲著名的彼埃尔·杜邦。这时的波德莱尔已经以奇特怪异的文学趣味令人瞠目了。也是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波德莱尔在一家小剧场邂逅了一个跑龙套的混血女子，名叫让娜·杜瓦尔，并从此与她结下不解之缘，生活和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她的印记。杜瓦尔卑微的身世和独特的美，使波德莱尔又多了一件向资产者挑衅的武器。还不止于此，他开始吸毒，开始领教放债人的手段。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放松写诗的准备，甚至已然开始创作。他发现诗国的领土已被瓜分完毕，诸如天空、大地、海洋、家庭、异域风光等主题都有了各自的开拓者，而充斥诗坛的那些粉饰现实的无病呻吟之作只能让他感到厌恶，于是，他便暗中写些不同凡响的诗章。据阿斯里诺回忆，“这期间（1843至1844年），《恶之花》中的大部分诗篇已经写出，十二年后出版时，诗人无须改动什么了。他在风格上和思想上都是早熟的”[45]。此时，他还没有发表过一首诗，却已在诗人队伍中被视为一位“有独创性的诗人”[46]了。1830年后一代青年诗人“似乎对他寄望很高”[47]。他并不急于发表，而是暗中磨砺，积累着产品，打算“日后像一枚炮弹那样打出去”[48]。
波德莱尔在两年中花去了他财产的一半，这又一次引起了家庭的不安。欧比克夫妇不由分说，找了个公证人替他管理财产，每月只给他可怜的两百法郎。这是在1844年9月21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对波德莱尔来说，无异于父亲去世母亲再嫁后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用米歇尔·布托尔的话说，波德莱尔是被剥夺了成人的资格，被当成了未成年的孩子[49]。从此，波德莱尔就在债主的追索下过日子了。他的眼中除了欧比克之外又多了一个敌人：他的公证人，典型的资产阶级秩序的代表。
做浪荡子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闲。现在，波德莱尔既已失去了钱，也就不得不去干他一向最鄙薄的事情：靠耍笔杆子吃饭。他一向认为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培育美，而现在却不得不多少投合公众（资产阶级）和出版商的口味，为生活而写作了。他的诗神被收买了，他绝望、愤怒，渴望着报复和成功。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有天才的人如何还债》，幻想着能像伟大的巴尔扎克那样在债主的追逼中，突然灵机一动，安然渡过难关。但是，他的那些大胆真诚的诗作屡屡遭到编辑先生们的拒绝。1845年5月，波德莱尔发表了画评《1845年的沙龙》，盛赞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称他为“过去和现在最有独创性的画家”[50]。这篇长文以观点的新颖、感觉的敏锐和行文的果断，震动了评论界。不过，批评家本人并不满意，深为此文“缺乏个性所苦”[51]。也许是因为《1845年的沙龙》未曾取得他心目中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他的监护人使他恼怒，也许是因为他自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没有出路，也许是因为这一切的总和，波德莱尔在1845年6月30日这一天起了自杀的念头，并且扎了自己一刀。由于那是一把小小的水果刀，有人就认为他不过是做做样子，吓唬那些剥夺了他的自由的人。然而，他在当天事前给监护人的信中却说得十分郑重：“我自杀，是因为我活不下去，是因为睡也累，醒也累，不堪忍受。我自杀，是因为我对别人无用，对自己危险。我自杀，是因为我认为我是不死的，但愿如此。”此后，他回到母亲和继父那里，然而很快、也是最后地离开了他们，住进了拉丁区，开始了真正穷文人的生活。
波德莱尔仍旧笔耕不辍，《1846年的沙龙》闪烁着惊人的才华，显示出他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艺术评论家了。他提出了现代生活的美等许多重大的美学命题。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他把这本书献给了资产者，赞扬了他们的人力和智力，试图让他们相信：他们需要艺术和诗，相信“美好的日子将会到来，那时学者成为财富的所有者，财富的所有者成为学者”[52]。这样，资产阶级的力量将会天下无敌。波德莱尔尽管对资产阶级充满仇恨和轻蔑，毕竟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支正在上升的力量。在这部著作中，他把共和派当作“美”的敌人挖苦了一番。在他的眼中，什么群众（包括资产者）、共和派、民主、进步，都是粗俗的，与浪荡子的美无缘。然而，他当时的好友彼埃尔·杜邦就是一个共和派，两年以后，他还写了一篇盛赞这位工人诗人的文章，对其民主、共和思想表示由衷的同情和赞赏。这说明当时波德莱尔的思想是处于怎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前途，一方面他又感到在这个阶级中受到压抑，心中充满着愤懑之情。正是在《1846年的沙龙》的封面上，预告了诗集《莱斯波斯女人》将要出版。这是《恶之花》的雏形。1847年，波德莱尔发表了两篇深受夏多布里昂和巴尔扎克影响的中篇小说：《青年巫师》和《舞女芳法罗》。其实，《青年巫师》并非波德莱尔的创作，而是一篇译自英文的翻译小说。
1847年1月27日的《太平洋民主》杂志刊登了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的译文，波德莱尔读到之后，立刻被征服了，因为他在这位美国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思想、诗情，甚至语言。他从此开始翻译爱伦·坡的作品，一直持续了十七年，提供了堪称典范的译品，使这位在家乡穷愁潦倒、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在法国成为一代诗人崇拜的偶像。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就像他自己进行创作一样全神贯注、殚精竭虑、精益求精。他长期郁结在胸中的愤懑，他的孤独感，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憧憬和追求，都在爱伦·坡哀婉凄清的诗中、阴郁离奇的故事中、骇世惊俗的文章中，以及他为他写的评价文章中得到了尽情的宣泄。他们是同病相怜的弟兄，有着同样的悲惨的一生，同样的不为世人理解的痛苦，同样的顾影自怜的高傲；他们厌弃的是同一个世界，他们梦幻的是同一个天堂。波德莱尔把自己当成了爱伦·坡，把他的话拿来当成了自己的话。与其说波德莱尔受了爱伦·坡的影响，不如说他与爱伦·坡不谋而合、早有灵犀，一见之下，立即心领神会、契合无间。他在1864年6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说得明白：“有人指责我模仿埃德加·坡！您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耐心地翻译坡的作品吗？因为他像我。我第一次翻开他的书时，我的心就充满了恐怖和惊喜，不仅看到了我梦想着的主题，而且看到了我想过的句子，他在三十年前就写出来了。”[53]所以，他曾把爱伦·坡大段大段的话径直移到自己的名下，而并未曾想到有声明的必要。与爱伦·坡的接触，加深了波德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痛恨，同时也助长了他的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倾向。
1847年，法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本来已在酝酿之中的革命如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1848年2月22日晚上，人们筑起了街垒，起义爆发了。波德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和反抗，在革命中找到了喷火口。2月24日晚上，有人看见他背着枪，手上散发着火药味，和彼埃尔·杜邦一起战斗在街垒上。有一个朋友问他：“是为了共和国吗？”他只以“枪毙欧比克将军”作答。他早已和不断升官的继父断绝了关系，在他的眼中，欧比克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制度、道德、秩序的代表，枪毙了他，就等于枪毙了这个社会，就等于他自己获得了解放。巴黎一夜之间出现了一百多份报纸，其中有波德莱尔与人合办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公安报》，报纸的名称令人想起了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54]。他参加了布朗基创办的革命团体，他还被一家保守派报纸聘为主编，因赞扬马拉和罗伯斯庇尔而立即被辞退。波德莱尔参加了革命，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信念，他所一度接近的社会主义也只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行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典型表现。他后来在《敞开我的心扉》中这样写道[55]：
我在1848年的沉醉。
这种沉醉是什么性质？
报复的兴趣。破坏的天然的乐趣。
文学的沉醉；常常是阅读的沉醉……
这是他的自我剖析，坦率真诚，一语中的。和他一起办报的夏尔·杜班说：“波德莱尔爱革命，就像他爱一切暴力的、不正常的东西一样。”[56]引述这段话的吕孚评论说，这是一种“深刻的真理的肤浅表达”，“波德莱尔爱的不是暴力和不正常本身，他爱的是反抗，因为这个世界，无论什么制度，他都不能容忍”[57]。这是通达之论。无论如何，波德莱尔毕竟是参加了革命，这一次行动显然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他的一段话透露了此中消息：“1848年之所以有意思，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其中寄托了一些有如空中楼阁一般的乌托邦。”[58]那么，波德莱尔的乌托邦是什么？当时的波德莱尔还相信社会进步，对人类的前途还是乐观的，从社会观上看，他的乌托邦无疑是包括这样的日子：“学者成为财富的所有者，财富的所有者成为学者。”从宗教观上看，波德莱尔深受母亲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他希望人类回到“原罪”以前的状态，即回到失去的乐园中，也就是如他的诗表明的那样，诗人摆脱现实的苦难和罪恶，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再做“青天之王”、“云中之君”。然而，1848年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首次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然不能实现波德莱尔的乌托邦。巴黎工人六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为后来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进攻扫清了道路，更使波德莱尔由惶惑而绝望。1848年革命是波德莱尔彻底脱离政治、逃避社会的一个转捩点。而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则最后使波德莱尔与过去的思想、过去的朋友告别。他在1852年3月5日的一封信中说：“12月2日使我实际上脱离了政治。”[59]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决定从此不介入人类的任何论争。”[60]然而，波德莱尔是一位正直的诗人，他的决定事实上并未能严格地实行，他在1859年5月16日的信中承认：“我有二十次相信我不再对政治发生兴趣了，可是任何重要的问题又都引动我的好奇和热情。”[61]接着，他就在信中颇有预见地大谈第二帝国的意大利政策。这种矛盾说明了波德莱尔何以写出像《天鹅》那样充满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和社会同情心的诗篇。
在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风浪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也在悄悄地开放。从1847年开始，他已有零星的诗作在报刊上发表。1848年11月，《酒商回声报》登出一则广告，称波德莱尔的《边缘》将于次年2月24日出版。一位同时代人对此评论道：“这无疑是些社会主义的诗，因此是些坏诗。”[62]这2月24日正是1848年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1850年6月，《家庭杂志》再次预告《边缘》，并说这本书“旨在表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骚乱和忧郁”[63]。1851年4月9日，《议会信使》又预告了《边缘》，指出这本书“旨在再现现代青年精神骚乱的历史”[64]，并且在《边缘》这一总题下发表了十一首诗。“边缘”这个词，除了传统的基督教的含义外，在当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含义：傅立叶把“社会开端和工业灾难的时代”称为“边缘地带”，其后紧接着普遍和谐的社会[65]。波德莱尔当时正受到傅立叶派的乐观主义吸引，人们有理由把他的诗和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莱斯波斯女人》到《边缘》，波德莱尔的诗的题材已经进入一个更高、更广、更具现实性的领域，或者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公众展示他的诗的这一侧面了。
1852至1856年间，波德莱尔经常出入萨巴蒂埃夫人的沙龙。萨巴蒂埃夫人是一个银行家的情妇，常在她的沙龙中接待文化界的名流，雨果、戈蒂耶、邦维尔等都是她的座上客。波德莱尔把她当作自己的诗神、保护神和庇护所。她是他梦寐以求的“远方的公主”，他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偷偷地寄给她匿名的情诗，当收信人终于发现了诗的作者，并表示以身相许、分享他的感情时，他却惶然而不无失望地退却了，因为假如有了肉体的关系，他理想中的天使也不过如普通女人一样罢了。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又恢复为纯粹的友谊，只是留下了几首充满了逃避丑恶现实、追求美的理想的强烈愿望的美丽诗章。对波德莱尔影响最大的女人是前面提到的让娜·杜瓦尔。这个具有异国情调的“黑维纳斯”几乎是波德莱尔的终身伴侣。虽然在近二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波德莱尔几次因不堪其粗俗、贪婪和欺骗要离开她，终于还是散而复聚，相守在一起，并在她病中百般照料，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在那个“始乱之，终弃之”成为通行的惯例的社会中，这种行为倒是很好地说明了波德莱尔的人格。让娜·杜瓦尔启发他写出许多交织着灵与肉的冲突、混杂着痛苦与欢乐的诗篇。1861年以后，这个女人不知所终。
1852年以后，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五年间，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二十多首诗、十余篇评论以及大量的译作。1857年4月，欧比克去世，波德莱尔可以公开地去看望他一直热爱着的母亲了，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像情人幽会一样地偷偷见面，因为波德莱尔不愿意再见包括继父在内的资产阶级贵人们。1857年6月25日，经过精心的准备，《恶之花》终于在书店里出售了。诗集包括一百首诗，分为五个部分：《忧郁和理想》、《恶之花》、《反抗》、《酒》、《死亡》。据说，《恶之花》这题目出自波德莱尔的记者朋友希波里特·巴布的建议。波德莱尔说过：“我喜欢神秘的或爆炸性的题目。”[66]先前的《莱斯波斯女人》表明了同性恋的主题，作为题目颇具爆炸性；《边缘》透露了一个朦胧的世界，有神秘性；而《恶之花》则是两者兼有，尤其以其爆炸性引动着人们的好奇。不过，对一本书发生兴趣的不单是读书人。果然，《恶之花》很快就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而第二帝国恰恰是视文学为万恶之源，它的法庭刚刚因《包法利夫人》而审讯了福楼拜，《巴黎的秘密》的作者欧仁·苏因突然去世才侥幸免遭起诉，现在它的卫道士们又把阴险恶毒的目光投向了波德莱尔。《费加罗报》首先发难，于7月5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居斯达夫·布尔丹的文章，指控波德莱尔亵渎宗教、伤风败俗，说什么《恶之花》中“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共腐败接踵”，并且敦请司法当局注意《圣彼得的否认》、《莱斯波斯》、《被诅咒的女人》等诗。果不其然，《恶之花》很快受到法律的追究，罪名有二：“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在司法部门的内部报告中[67]，被指为亵渎宗教的有《献给撒旦的祷文》、《醉酒的凶手》、《圣彼得的否认》，被指为伤风败俗的有《首饰》、《还不满足》、《忘川》、《给一个过于快活的女郎》、《美丽的船》、《给一位红发女乞丐》、《莱斯波斯》、《被诅咒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诉讼是在1857年8月20日进行的。尽管辩护人援引缪塞、贝朗瑞、戈蒂耶、拉封丹、莫里哀、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拉马丁、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为例，以说明“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罪恶”[68]，但是并没有使充任起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审判结果是：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使波德莱尔被勒令删除六首诗（《首饰》、《忘川》、《给一个过于快活的女郎》、《莱斯波斯》、《被诅咒的女人》和《吸血鬼的化身》），并被罚款三百法郎。就这样，第二帝国通过自己的法庭在自己的脸上烫下了“耻辱”两个字。审判的结果大出波德莱尔的意料，他不但认为自己会被宣告无罪，甚至还觉得该为自己昭雪，“恢复名誉”[69]呢。然而他错了。他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误会，他高尚的意图被人曲解了。使他感到奇耻大辱的是：法庭用对待罪犯的字眼对待一位诗人。萨特指责波德莱尔没有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作品的内容进行辩护，从而表明他不接受警察和检察官的道德[70]。这无疑是正确的，却未免失之忮刻。因为波德莱尔毕竟是资产阶级中的诗人，他的诗的力量在于揭露，在于撕破那一重用虚伪织成的帷幕，他不可能如萨特所希望的那样，把法庭的指控当作自己的道德观念来与之相抗衡。四年之后，波德莱尔亲自编订出版了《恶之花》的第二版，删除了六首诗，增加了三十五首诗，并且重新做了安排，其顺序如下：《忧郁和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死亡》。《恶之花》再版本（1861）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被看作一个诗派的首领，有人恭维他，有人嫉妒他。他在文学界的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他先后出版了《1859年的沙龙》、《人造天堂》（1860）、《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等长文，发表了不少散文诗。这时的波德莱尔看上去精力充沛，往日的愁云为之一扫。阿斯里诺回忆说：“此时的波德莱尔满面春风，长长的头发虽然发白了，却仍显得年轻，精神饱满，见到他的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岁月和人们的爱戴所具有的那种有益于健康，使人感到宽慰的作用。”[71]
然而，这似乎只是一种假象。文学上的成功并没有改善波德莱尔的经济状况，他仍然要躲避债主的追迫，要向公证人讨价还价，要跟母亲要钱，还要照顾病中的让娜·杜瓦尔。他自己也疾病缠身，早年不检点的生活终于向他进行报复了。实际上，他孤独，绝望，常常病得不能起床。他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对生活失去了兴趣”[72]。他几度濒临自杀的边缘，只是想到年迈的母亲、贷了的债务、计划中的写作、等待出版的著作等等，才没有付诸行动。他经历了一场巨大而尖锐的精神危机。他想得到一笔钱，好好地安排生活，恢复健康，以便完成一系列的创作计划。他先是向母亲要，后又决定通过辛勤的写作去挣。
文学上的成功没有给他带来金钱，却给他带来了信心，他不但相信可以靠写作挣钱，甚至还相信他能进入法兰西学院。果然，1861年12月11日，他提出申请做候选人。这确是惊人之举，一个曾被法庭判以有伤风化罪的诗人居然想进入庄严神圣的法兰西学院，真与发疯无异。这虽然是一种挑战的行为，但是，应该指出，这仍然是波德莱尔建立在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上的行动，他想通过此举来恢复名誉，想以此来向母亲证明，她的儿子并非一无是处，也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排除他有文学上的考虑，他认为只有他才能在法兰西学院里维护文学的地位。他在给福楼拜的信中说：“即便我一票也得不到，我也不会后悔……您怎么没有猜到，波德莱尔，这就意味着奥古斯特·巴尔比埃，泰奥菲尔·戈蒂耶，邦维尔，福楼拜，勒贡特·德·里尔，也就是意味着纯文学？”然而，想当院士，并不是递一纸申请就能如愿以偿，更主要的是要登门拜访院士，争取选票，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不朽者”，得有已经是“不朽者”的人同意才行。波德莱尔只拜访了几位，先就厌烦起来[73]，那些人只是敷衍他，并不当真，甚至有拒而不见者。只有诗人维尼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并且善意地、明智地告诉他，他的位置不在学院。极端守旧，被称为“赋闲的国务活动家的议会”的法兰西学院的确不是一位反叛的诗人的去处。波德莱尔终于听从了圣伯夫的劝告，在选举前退出了。事实上，像波德莱尔这样离经叛道的诗人是进不了法兰西学院的，“因为政府从来不允许属于反对派的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入学院”[74]。
贫病交加的波德莱尔把希望寄托在布鲁塞尔。他想到那里去演讲，同时出售自己的作品。1864年6月，他到了布鲁塞尔，计划中的演讲遭到冷遇，比利时的出版商拒绝了他的作品。他在布鲁塞尔过着比在巴黎更贫困、更悲惨的生活，而债主又在巴黎等着他，他不能回去。他的心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恶劣，当他听说有名叫马拉美和魏尔伦的两个年轻人著文赞扬他的时候，竟不胜厌烦地说道：“这些年轻人令我害怕，我只想独自一个人。”[75]尽管如此，波德莱尔仍笔耕不辍。他准备写作《可怜的比利时》，发泄他对比利时资产者守旧、猥琐的假道学的憎恶和痛恨。他发表诗歌，尤其是散文诗。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大部分写于1857年后的七八年间，多发表于1862年以后。这正是波德莱尔横遭指控并且疾病缠身的时期，然而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可以使他缠绵病榻，却不能销蚀他想象和创造的能力。他的散文诗发表时常冠以《巴黎的忧郁》的总题，偶尔也称作《小散文诗》，在诗人死后结集出版时称《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说，《巴黎的忧郁》“依然是《恶之花》，但是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76]。他在献词中明确指出，这些散文诗是要“描写现代生活，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更抽象的现代生活”[77]。不是随便哪一种，而是当时巴黎这座现代大都会的生活。因此，诗人就像一个漫游者，在巴黎城中信步来去，他的见闻、感受、梦幻和沉思，就成了这些散文诗的题材。波德莱尔说《巴黎的忧郁》“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是说他试图创造“一种诗意散文的奇迹……没有节奏和韵律而有音乐性，相当灵活，相当生硬，足以适应灵魂的充满激情的运动、梦幻的起伏和意识的惊厥”[78]。这使得《巴黎的忧郁》不单单是《恶之花》的另一种形式，而且在意境上、寓意上、细节上都有所深化，尤其是强化了诗歌所不擅长的现实主义细节描绘。散文诗并非自波德莱尔始，但他的确是第一个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而登上大雅之堂的人。《巴黎的忧郁》是一个奇迹，是“创造的我”和“社会的我”之间的“战斗”[79]迸射出的一团明亮的火。
这一团火似乎耗尽了波德莱尔的心力，1866年3月，波德莱尔不慎跌倒，出现大脑活动障碍的征候，随即恶化，于7月2日被送回巴黎。次年8月31日，瘫痪了近一年的波德莱尔终于在巴黎的一家医院里停止了呼吸。参加葬礼的只有他的母亲和一些老朋友，没有一位官方人士肯来向《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的作者做最后告别。人们在送葬的队伍中看见一个年轻人，那就是后来震动诗坛的大诗人保尔·魏尔伦。
波德莱尔曾经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说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然而我渴望生活，希望得到些许安宁、荣誉和对自我的满意。某种可怕的东西对我说：妄想，而另一种东西对我说：试试吧。”[80]这希望和失望之间永无休止的交战，就是波德莱尔一生的总结，就是他的天鹅之歌的主旋律。
波德莱尔是个神秘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个曾被神秘化了的人物。围绕着这个名字，有过许多可惊可怖的传说，即令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不辨真伪，其中自然有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因仇恨这位反叛的诗人而恶意中伤的流言，也不乏他本人面对丑恶的现实，悲愤之余自己编造的故事。属于前者的如：波德莱尔眼看着一个人被豹子吞掉而幸灾乐祸；波德莱尔为了开心，从五层楼上把一个花盆扔在街上一个玻璃匠身上[81]；波德莱尔用雪茄烟烧一头狮子的鼻子，险些被咬掉手指头；波德莱尔将一只猫倒悬在一块玻璃上，听猫爪抓在又硬又滑的玻璃上发出的声响取乐；波德莱尔住在狄埃波旅店时，主人吓唬孩子说：“别哭了，再哭我叫波德莱尔先生吃了你！”……属于后者的，我们只需看他信中的一段：“我在此地（布鲁塞尔）被视为警察（好极了！）（因为我写了那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妙文），被视为同性恋者（这是我自己散布的，他们居然相信了！），我还被视为校对，从巴黎来看下流文章的清样。他们老是相信，我感到恼怒，就散布说我杀了父亲，并把他吃了；而人们允许我逃离法国，是因为我为法国警察效劳，他们居然也相信了！我在诬蔑中游泳真是如鱼得水！”[82]因此，波德莱尔对那些奇谈怪论非但不去辩白，反而推波助澜，添枝加叶，暗中品味着一种报复的快乐。这是一个人对周围的世界感到深恶痛绝而产生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实际上，我们认真检阅他一生短短四十六年的旅程，不难看到，那平凡而平淡的一生，是被丑恶的现实扭曲了、扼杀了，那些被秩序的维护者指为伤风败俗、亵渎宗教的诗句，正是一个软弱而敏感的诗人诅咒黑暗、追求光明而发出的阵阵痛苦的喊叫。波德莱尔曾经写道：“如果一位诗人向国家要几个资产者放在他的马厩里，人们一定会感到惊讶，而如果一个资产者要烤熟的诗人，人们就会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了。”[83]他对资产阶级的轻蔑溢于言表，同时也流露出他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波德莱尔同资产阶级及其世界的关系。
波德莱尔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怀着轻蔑和仇恨，往往表现出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绪；但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的极其狭窄，又使他不能深切了解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从当时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因此，波德莱尔始终像一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一样，虽然费尽气力、痛苦万状，却始终不能离开。正如他在《断想》中所说：“我迷失在这丑恶的世界上，被众人推搡着，像一个厌倦了的人，往后看，在辽远的岁月中，只见幻灭和苦涩，往前看，是一场毫无新鲜可言的暴风雨，既无教诲，亦无痛苦。”[84]追求解脱而找不到出路，热爱生活而又不知何所依凭，预见到革命却看不到希望，始终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跟头，这是波德莱尔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根源。
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反叛的一生，他的反叛以悲剧告终。然而这是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的悲剧，他将其凝聚在《恶之花》中，以生动的场景，活跃的人物，撕心裂肺的喊叫，发人深思的冥想，使万千读者惊醒和感奋。反叛不是革命，但反叛可以成为革命的开端。波德莱尔的学生、著名作家雷翁·克拉岱尔积极投身到1871年的革命中去；俄国革命家、民意党人雅库博维奇（梅利申）在流放期间偷闲来翻译《恶之花》[85]，都不是没有理由的。而著名的巴黎公社诗人克劳维斯·于格则毫不含糊地认为，在理论上反对革命的波德莱尔，事实上是一位革命的传播者[86]。这无疑指的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恶之花》在许多人身上所发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