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论文字学》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雅克·德里达（1930—2004）的重要著作之一，初版于1967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本书与德里达的其他著作，如《文字与差别》、《言语与现象》、《哲学的边缘》、《撒播》、《绘画真实》、《丧钟》、《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等》、《符号海绵》、《其他头衔》、《马克思的幽灵》等等，体现了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清除概念淤积，拒斥形而上学，为新的写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开辟广泛的可能性。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传统一直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支配，德里达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为主体主义的张狂和形而上学传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其突出特点在于把意义、实在法则视为不变之物，把它们作为思想和认识的中心。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真理与错误、同一与差异、能指与所指、自然与文化等等，而且为这些对立设定了等级，对立双方在那里不是一种对等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从属关系，第一项每每处于统治地位和优先地位，第二项则是对第一项的限制和否定。言语中心主义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殊形式。按这种思维方式，言语是思想的再现，文字是言语的再现，写作是思想的表达，阅读则是追寻作者的原意。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貌似正确，但歪曲了思、说、写的关系，特别是歪曲了说与写的关系。“说”决不是“思”的简单再现，说与思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别，说的东西与思的东西不能等量齐观，说充其量只能与思的东西相近，因为说出的东西比思的东西要么多些要么少些。因此，以作者为中心的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应当受到质疑。

在《论文字学》中，写甚至比说更具本原性。写往往更能反映语言的差别性，说却常常掩盖乃至取消这种差别性，在同一语言系统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比如，不少同音异形的词，仅听读音是无法辨别的，只有通过辨形才能将这两个音同形不同的字区别开来。为了说明这一点，德里达还生造了différance一词。在法语中，différance与différence读音相同，仅听读音无法区别它们，根据字形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写最能体现语言是一个差别系统的事实。德里达通过对莱维-斯特劳斯的《悲惨的热带》和卢梭的《语言起源论》的解读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德里达生造différance一词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他一方面对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怀有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激烈批评现代主义对文本与阅读的理解。德里达说，différance是潜存于文本中的散漫力量。由于différance的存在，人们原以为有中心和本源的地方其实并无中心和本源，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变成了充满差别的系统，在系统之外并不存在超验所指。德里达说过，“语言保持差别，差别保持语言。”语言和文本的意义因差别而存在，但差别不是自我封闭的东西，而是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功能。德里达用différance表示这种功能。différance有多种意义，但有两个源于拉丁文différre的主要意义，一为“差别”，一为“延缓”。因此，différance实质上是包含差别的延缓或包含延缓的差别，我们不妨把它译为“分延”。德里达力图用différance表明，差别不是同时性的差别，而是历时性的差别，是自由活动的差别。延缓不是同一物的无差别的保持，而是体现差别的活动。这就意味着文本不是一个已完成了的文集，不是一本书或书边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而是文字之间互为参照的“痕迹”。因此，阅读决不是寻找原初意义，理解决不以作者为中心。以把握原初意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的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必须让位于对作品的解构活动。

“解构”是德里达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拆毁”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阅读方法和哲学策略，德里达在谈到这种策略时明确指出，“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消除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某个选定的时刻颠倒那个等级关系。”（J. Derrida，Positions，Minuit Paris，1972年，第56—57页。）但是德里达所说的解构远不只是对这种对立双方的等级关系的颠倒，而是通过双重姿态、双重科学、双重写作来实施对传统对立的颠倒，并对系统全面置换，“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解构才会提供在它批评的领域里进行调和的手段，而这个对立的领域也是充满散漫的力量的领域。”（J.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Minuit Paris，1972年，第392页。）

但是，如何对充满对立的哲学系统进行全面置换呢？按德里达的解释，解构一方面意味着突破原有的系统，打开其封闭的结构，排除其本源和中心，消除其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意味着将瓦解后的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看看它隐含了什么，排除了什么，然后使原有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它们相互交叉，相互重叠，从而产生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德里达把这种解构活动称为“旧语移植逻辑”，即在保留旧概念的同时将新意义移植进去。如果我们以解构的方式阅读原有的文本，就会发现原有文本的界限已不复存在，而成了向我们无限开放，向其他文本无限开放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补。从这种意义上讲，每一次解构都出新意，并且这种新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可能的文本的相互交织中组成“意指链”。意义无规则、无固定方向地“撒播”在解构了的文本之间。但撒播本身并非意义，而是意义的种植。解构证明了意义的不断生成性，也证明了文本的非自足性和无限开放性。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不应将解构主义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理论，而要理解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一种制造“痕迹”的游戏方式。整部《论文字学》都体现了这种精神。我在此处并不想以导言的方式复述《论文字学》的内容。因为这样做不仅会破坏原著的相对完整性，而且有“替补”原著的嫌疑。有判断力的读者自会从这部著作中领会解构主义的基本精神，甚至从中读出作者也不知道的新意来。

本书的翻译始于1992年。对译者来说，翻译上的困难既在于德里达生造了不少新词，又在于他好用词的古义，也在于他喜欢使用隐喻，并反常地使用一些习以为常的术语。然而，最困难的莫过于他为体现“意义像种子般撒播”的思想而故意在同一段话甚至在同一句话中使用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比如，他几乎同时使用“représentation”，一词的所有含义——“表现”、“描述”、“再现”、“代表”、“指代”、“表演”等等，而在汉语里，找不到一个词能同时包含这些意思。在翻译本书时，译者常常不得不中断手头的工作转而大量研读德里达的其他著作，因为一本书的术语常在另外的著作中得到了阐释和互证。《论文字学》一书至少涉及九种语言，德里达写作时总是旁征博引，有些引文出处交代不详，有些引文与原书有较大出入，有些页码不够准确。为此，译者在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图书馆里找出了德里达引用过的一些著作，尽可能对德里达的引文做了校对。另有一些因一时找不到原书只好留待以后补校。好在译者只需对翻译上的问题负责。由于译者懂的语种有限，虽请教过不下二十位欧美学者和国内学者，查阅过不下十三套百科全书，有些译文仍可能有不确切，乃至错误之处，为此，译者随时准备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建议，以便有机会时对译文进一步改进。

在此，我要感谢德里达教授惠赠原书并提供照片。我的同事佘碧平先生通读了译稿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译界前辈汪绍麟先生不辞辛劳反复审读了译稿，补正了若干错漏并就若干术语的翻译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月瑟女士始终关心本书的翻译并不断给译者以鼓励与鞭策。我的导师Jürgen Mittelstraß教授于百忙之中为我解决了一些古希腊文、拉丁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有关问题。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译者

1999年6月

于复旦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