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安全观及其类型

一、安全观的含义

观是观念的简称，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主观与客观认识的系统化之集合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客观事物的创造主，而客观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马克思的看法完全相反，他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乎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观念在哲学上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之中形成的对客观事物与世界的总体的、综合的认识。同意识一样，观念具有能动作用。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受人们的观念影响和支配的，正确的观念就是人的大脑对客观事物和环境的正确反映，正确的观念会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观念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行为的结果和社会进步与发展。

安全观念，简称安全观，是安全主体对自身所面临的客观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关于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它来源于安全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安全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简单说来，安全观是对安全的概念、安全的基本要素和基本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安全的总体认识。安全观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的哲学基础，具有深刻的哲学、政治、战略和文化内涵。

安全观从内容方面来看，它是人们关于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威胁，如何实现安全、怎样应对威胁，以及安全主体在实现安全的过程中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舍弃什么、反对什么、拥护什么等的观念、思想态度和认识的总和。安全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的判断，对安全性质和安全利益的认识，对安全战略和安全目标的确定，以及对寻求和维护安全的途径、方式的选择。

二、安全观的类型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在应对威胁和获得安全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安全观，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安全观分成不同的类型。

（一）西方安全观与中国安全观

1．西方国家提出的安全观

（1）均势安全观

均势（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处于力量平衡状态的一种状况，没有任何一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或能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状态，是与霸权（hegemony）相对而言的一种国际格局，又称势力均衡。对国家而言，要实现均势安全通常有两种手段，即增强自身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或者与他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实力强大的国家。历史上，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丧失所有的法国领地之后，便对欧洲大陆推行“大陆均势”政策，长期充当欧洲“均势”的“平衡者”，专注于海外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Eyre Crowe）爵士在他发表的《克劳备忘录》中形象地指出：“英国时而把砝码放在天平的这一端，时而放在另一端，但任何时候都是支持与最强国或国家集团的政治专政抗衡的那一方，以维持均衡。”均势安全观使英国的外交通过扶弱抑强、孤立强国、武装干涉等手段的交替应用，维持着一种对英国海洋霸权非常有利的欧洲大陆均势，并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内成为这种均势安全观的坚定执行者。

（2）集体安全观

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也称“集体安全保障”，是一种保障全部国家生存与发展以及国际和平的制度。在这种机制下，每个成员国都认为侵略国破坏和平是对所有成员国共同的挑战和威胁。也就是说，成员国认为其他国家的安全是所有国家的安全，其他国家受到的威胁会牵连到所有成员国，因此，成员国需要共同反击侵略和对受害国提供各种援助，甚至包括军事援助和直接参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以及人们对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的结盟和寻求均势的谴责和反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大军事集团采取的安全途径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均势现在已经成为永远令人憎恨的游戏。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它是一种古老而邪恶的主导秩序。我们今后再也不需要均势这个东西了。”1917年1月23日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作关于“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讲时，他明确提出：“不要搞势力均衡，而要一个强大的国际集体，不要有组织的竞争，而要有组织的和平。”集体安全概念的假设是，国家将放弃使用武力或是以武力为威胁以求达成国家利益及目标，所有国家对违反此一原则的侵略国家进行集体制裁，以维持国际和平及秩序（见图1-2）。当A、B两国发生武装冲突时，C、D、…、K等国组成国际集体，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小约瑟夫·奈认为，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和运作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应当宣布侵略和进攻性战争为非法的行为。其次，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结成同盟，对侵略行为起到威慑作用。最后，假如威慑失败和出现侵略行为，所有国家都要同意惩罚发动侵略的国家。一旦威慑失败，它们都愿意使用武力。集体安全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的主要宗旨之一。但由于大力倡导集体安全观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联，而苏联和德国等国又被排斥在外，国联内部对什么是侵略又争论不休，再加上侵略发生后，国联各个成员国不愿意为被害国家伸张正义而采取制止侵略的武力行动，反而明哲保身，执行了“绥靖政策”，导致法西斯国家发展壮大，因此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3）单边主义安全观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实行“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也就是单边主义安全观。美国时任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达了“先发制人”的安全观，他着重指出：“对美国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良好的进攻，必须在即将出现的威胁完全形成之前扼杀之”，“面对的威胁越大，不主动采取行动所导致的危险也就越大”，“考虑到‘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的目的以及遏止潜在攻击者的困难性，美国不能让我们的敌人先下手”，“历史将严厉审判那些见到正在来临的危险而不采取行动的人。在我们已经进入的新世界里，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行动”。该主张的核心就是先发制人，即针对安全威胁，先采取行动的往往可以制伏对方，获得安全先发优势。单边主义安全观的典型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美国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先是要求联合国授权对伊拉克动武，在遭到众多国家反对的情况下，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结果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却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

2．中国倡导的安全观

（1）新安全观

所谓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所提出的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即在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促进共同繁荣的思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在新世纪的丰富和发展。

1999年3月访问瑞士期间，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安全观。他认为冷战结束前的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军备竞赛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法保障世界安全，不能给国际社会带来持久和平。他强调指出：“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继续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新安全观。2002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对中国在新世纪、新形势下的新安全观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该文件指出：“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含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寻求安全的手段趋向多元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

2009年9月23日，胡锦涛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共创未来》的讲话中，在阐明中国的新安全观时又强调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各国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没有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就没有一国安全稳定。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福祉，在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和福祉的同时，为对方经济安全和发展创造条件，实现互惠互利。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在国际社会处于同等的地位，平起平坐，享有同等的权利，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提倡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协调与配合，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总之，新安全观的目标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宗旨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新安全观继承和发展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潮流，更是适应了21世纪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幸福的新世纪发展要求。

（2）总体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要：“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妥善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国家安全的根本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活动、国家政权等免受各种侵蚀、干扰、威胁和危害的客观状态。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不仅包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而且包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其中最关键的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就像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范围的竞争从军事实力转向以经济实力和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的一体化，各国之间经济依存度上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可能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世界经济的动荡不安，就是很好的例子。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不仅要保障我国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安全、金融体系安全、民族产业安全等，而且要对外部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有万全之策，确保国家经济发展不受风险侵害，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①军事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是其他安全的重要保证。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军事手段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有效遏制、抵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最后手段和有效手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一是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二是要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我军始终能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三是要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必须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②文化安全是确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独立和尊严的重要精神支撑。随着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尤其信息社会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维护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它关系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切实抓紧抓好。③社会安全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涉及国家安全稳定。我们“必须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从制度、机制、政策、工作上积极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此外，我国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动，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加以遏制和打击。“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要建立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加强反恐力量建设。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就要注意研究这些方面面临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遵循不同领域的特点规律，建立完善强基固本、化险为夷的各项对策措施，构筑起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21世纪的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别的国家而存在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国家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不可能置身于国际大环境影响之外，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变量。现在，我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联系日益紧密，很多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世界共同性，越来越需要国际共同协作解决。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就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注重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注重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努力做到“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开拓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境界。我们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尤其是以“共同安全”理念为指导，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新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和国际安全新局面。

三、海洋安全观、陆地安全观、天空安全观

罗伯特·卡普兰指出：“空间理论依然管用，而且在现今更管用，正是由于世界日趋拥挤，空间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珍贵。”安全观按照空间标准来划分，可以分为陆地安全观、海洋安全观、天空安全观。

（一）陆地安全观

陆地安全观，是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所面临的领土客观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关于领土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陆地安全观的典型理论代表就是英国的哈利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心脏地带”学说。他从全球陆地大局的高度，把世界划分为“心脏地带（Heart Land）”（又称枢纽地区）、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心脏地带包括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平原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域。内新月形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中国及欧亚大陆边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新月形地带包括欧亚大陆陆地部分以外的大陆及海岛，主要包括英国、非洲、澳大利亚、日本及美洲。这样就形成了内新形地带包围心脏地带，外新月形地带又包围内新月形地带的格局。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由于地理上与外界隔绝，故海权国家难以进入；又由于地势平坦便于修筑铁路，故可以进入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对欧洲而言，可以通过东欧进入中欧和西欧，并利用丰富的资源发展海上力量，最终战胜海权国家。

（二）海洋安全观

海洋安全观，是海岛国家和沿海国家对自身所面临的海洋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涉海人们关于海洋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海洋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海洋安全观主要有三种：

1．“以海为障”的海洋安全观。在古代，由于造船技术不发达，船只只能在近海活动，无法进入风大浪急的深海。因此，人们就把海洋当作安全的屏障，本国无法通过海洋对外扩张，敌国也无法跨越海洋进行侵略。

2．闭关锁国的海洋安全观。日本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和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这种安全观占据统治地位。当时的中日两国封建制度处于鼎盛时期，但是西方的殖民冒险者已经远涉重洋来到亚洲，并对中日两国的沿海地区进行袭扰，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两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消极海洋安全观。

3．争洋霸海的海洋安全观。自从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方海洋列强发现，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获得了海洋安全，谁就能成为世界的霸主。因此，列强之间大力发展海军，展开了对海洋和海外殖民地的激烈争夺，甚至发生了一系列闻名世界的海洋战争，这种海洋安全观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三）天空安全观

天空安全观是指如何限制敌方空军的战斗活动，保障己方空军的行动自由，使陆、海军的作战行动得到有效的空中掩护，国家重要战略目标不受敌方空军的轰炸和破坏。天空安全观的开创者是杜黑，他认为：“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他还继而指出：“我曾坚持，并将继续坚持，在未来战争中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因为如果我们在空中被击败（在空中被击败意味着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击），那么不管地面和海上情况如何，我们将决定性地战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制空权将变得和制海权同等重要，正如以往陆军和海军一样，在经济力量限度内争夺优势的竞赛也将在空中领域中开始。

后来，随着航空母舰、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技术的发展，天空安全观的范围扩大到海洋上空及外太空；“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民用航空领域的安全问题也被纳入天空安全观研究范围内。由此，天空安全观又衍生出了海空安全观和太空安全观两个子类型。

1．海空安全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海上战争的主角是大炮巨舰。即吨位很大的战列舰装备口径巨大的火炮，交战双方在海上互相炮击对方成为当时的主要作战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飞机和军舰相结合，就诞生了新的军舰种类——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山本五十六非常重视以航母为核心的作战方式，他在担任联合舰队司令期间，力主大量建造航空母舰和使用舰载飞机作战，并组织日本海军进行严格训练，对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12月7日凌晨，在山本五十六航母决胜思想指导下，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此以后，以航母为中心的海空作战安全观就成为天空安全观的重要分支，并经久不衰。

2．太空安全观。在冷战期间，由于美国和苏联两国制造了大量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而且在核武器军备竞赛中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 Program），其核心内容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的洲际战略导弹和外太空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其技术手段包括在外太空和地面部署高能定向武器（如微波、激光、高能粒子束、电磁动能武器等）或常规打击武器，在敌方战略导弹来袭的各个阶段进行多层次的拦截。该计划的着眼点在于当苏联发动大规模核武攻击时，相当数目的美国洲际导弹能够存活下来并进行核反击。”该计划提出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大力发展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建造宇宙空间站，美国甚至进行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并取得成功。这样，太空就成了美苏两国争霸的新战场。太空安全观由此产生和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宣布中止“星球大战计划”，但却继续保留和发展其中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冷战结束后，用于太空军备竞赛的武器和技术出现了扩散趋势。当前，世界各国高度依赖太空中的卫星来进行侦察军事情报、导航、天气预报、通信等重要工作，如果离开了卫星，各国就相当于失去了一只眼睛。因此，如何保证本国的卫星安全以及反卫星侦察、打击敌对方的卫星、防止洲际导弹在太空被拦截等仍然是太空安全观的重要内容。

四、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含义和建构原则

（一）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含义

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是指中国吸取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海洋安全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海洋安全建设的战略、方针、政策，并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实现海洋安全的理论和经验，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中国关于海洋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

（二）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

1．超前性原则。由于海洋安全观念来源于海洋安全实践又高于海洋安全实践，因此，中国海洋安全观必须树立长期的奋斗目标，通过安全实践，一步步地逐渐实现这个长远目标。

2．综合性原则。要实现中国海洋安全，必须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种手段，多管齐下，才能更好地实现海洋安全。只采取一种手段，例如军事手段，得到的结果可能微乎其微。

3．预防性原则。毛泽东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我们都需要事前做好各种准备，才能取得成功，否则，没有准备就要失败。海洋安全威胁刚产生的时候，危害性可能不大，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所以，发现海洋安全威胁时，要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安全威胁进一步扩散和扩大。

4．持续性原则。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指导海洋安全实践的目标是获取持续性安全。即“过去安全不等于现在安全，现在安全不等于将来安全，将来安全不等于永久安全”。在海洋安全实践中，我们应做到合理规划，做到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军事和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既反对急躁冒进，又反对守旧保守，坚持稳扎稳打，稳步前进。

5．全球化原则。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尤其是在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下，海洋再也不是分割大陆的天堑，地球上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整个地球变成了世界村（Global Village）。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的安全观，一个国家采取的海洋安全活动，会迅速波及和影响到全世界。所以，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也必然带有全球化的深深烙印。

6．适用性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的长期建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整个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就要求海洋安全观要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以此为基础来构建海洋安全观，不能脱离国情，制定安全观时要以满足中国实际需要出发，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性能、高指标，避免造成海洋资源浪费。

7．合作性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政治合作向纵深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海洋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作为一个新兴海洋大国，我们牢牢把握海洋世纪的战略机遇，与国际社会深化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海洋安全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威胁与挑战，寻求实现与世界的合作共赢。

8．利益性原则。利益就是好处。国家利益（National Benefit）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好处，这种利益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好处。在国家关系中，我们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等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在海洋争端中，我们绝不允许晚清时期丧权辱国的悲剧再一次上演，更不会牺牲海洋主权和海洋利益去交换一时的和平。

五、海洋共同安全观——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核心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

1．自由人联合体是“真正的安全共同体”

共同体（Community）是指人们在共同生产和生活的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团体或组织）。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社会共同体有家庭、氏族、部落、民族、国家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史与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基本一致。在马克思著作中，把共同体分成“原始共同体”“农奴制共同体”“封建的共同体”和“资本主义共同体”。在这些社会共同体中由于存在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了资本主义共同体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阶级斗争频繁发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由于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榨无产阶级，导致工人罢工、游行示威、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甚至各国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了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相互之间进行一系列惨烈的战争，造成了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人们和国家普遍没有安全感。要彻底改变这种局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联合体”，这才是人类的“真正的安全共同体”。

在“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共同体中，由于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消除了这些安全威胁的来源，真正实现了人类的“真正的安全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成为其他人全面而又自由地发展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指出：“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联合体”中，生产力高度发达，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产品分配方式是前所未有的按需分配，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消灭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消灭了一切安全威胁来源，建立了人类的“真正的安全共同体”。

2．第三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安全思想

要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真正的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就需要世界广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当时，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拖累，实力大大削弱，霸权地位下降；而苏联则依靠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到处进行扩张，在美苏争霸过程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不管美苏实力发生怎样的变化，美苏争霸给世界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并争夺霸权的两个超级大国。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他们追随美国，与美国结盟，充当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帮凶。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则是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只有第三世界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烈愿望。

“三个世界”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对于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第二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关系，促进我国外交工作健康发展，对中国国际安全路径进行了新的战略选择，对维护国际社会安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三世界国家不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总数在世界上都占绝对优势，只有第三世界国家真正实现了团结，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才能更好地维护整个世界的安全，有利于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

3．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的理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提出建立一个国际安全新秩序的理论，这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认为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严重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安全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政治新秩序是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国际事务中一律平等，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加强南南合作，主张公平互利，反对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国际金融资本垄断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邓小平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并且强调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全体国家的共同责任。“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邓小平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敏锐洞察、严谨分析、精辟论断和提出的重要对外方针，为提出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指明了方向。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分析当代世界矛盾，全面深刻认识和平力量和战争因素消长，与时俱进，深入阐发和实践建立国际秩序的新理论，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从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应该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各国人民所期待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包括：“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一国际新秩序思想对于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认真规划和坚持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新世纪，共同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问题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实践贡献。

4．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成为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极。对此，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面对这种局面，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内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新外交理念。

2005年9月15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胡锦涛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论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深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下提出的创新性的外交理念。和谐世界理念主张无论大小强弱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各国以平等的身份地位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以联合国宪章精神为基础，对国际法律体系、国际和地区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平等、公平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在国家安全行为规范塑造方面，新理念提倡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有关国家间争端和冲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倡导以实现共同安全为目的的安全观；倡导开放包容，呼吁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

“和谐世界”新理念为消除“中国威胁论”以及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中国的“和谐世界”理论，不仅解决了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建设和谐社会，也是站在全球秩序角度，努力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在价值追求与政治逻辑方面相统一。中国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必定为推动和谐世界的实现增添新的动能；而实现各国和谐共处，建立和谐民主的世界，必定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建设和谐世界、促进人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2015年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核心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详细阐释以此为核心的世界观思想。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格局基本特点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地球村”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与此同时，全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层见迭出，给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带来了严峻挑战。不论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否意识到，实际上全世界已经处在“地球村”这个命运共同体中。为实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目标，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此次讲话马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反响。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受到国际国内各方面广泛关注。在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以共同安全观来指引有关各方建立普遍安全的世界，他指出：“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当今的国际形势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国家之间，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必须摒弃，“修昔底德陷阱”完全可以避免，不能只追求弱肉强食、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赢家通吃。只有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才能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繁荣。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民族、文化、国家、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全新的世界治理观，为推动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给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

（二）中国特色海洋共同安全观的含义与内容

中国特色共同海洋共同安全观是指海洋不是各国尤其是大国争夺霸权的地方，海洋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必须从全人类、全世界角度出发，维护海洋安全是世界所有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共同责任。全世界人民一起努力共同建设和倡导公正合理、互利共赢、求同化异、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安全观念，使海洋成为全人类的和平之海、安全之洋，为人类的永久安全和发展提供稳定的海洋安全环境。

中国特色海洋共同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如下：

1．人类只有一个海洋，维护海洋安全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人民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2．在海洋政治和外交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穷富，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在世界任何海洋地区谋求海洋霸权，或向他国在海洋事务上发号施令。

3．世界所有国家（不论沿海国家，还是陆地国家）都有平等获得海洋资源以发展本国经济与获得海洋经济利益的合法权利。

4．军事力量不是解决国家间海洋争端的合法手段，中国大力提倡并亲自践行以和平谈判等合法合理手段解决海洋争端；通过海洋军备竞赛和海洋政治军事结盟是无法获得国家绝对安全的；削减海军军备数量和对海洋军备进行质量限制是共同安全所需要的；海洋军备谈判和其他政治事件之间的“挂钩”应该避免。

5．在海洋文化交流中，反对西方海洋文化优越论，主张海洋文化多样化，倡导各国海洋文化在交流中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繁荣。

六、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外延体系

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者适用范围。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外延体系的确定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为指导。

（一）历史合力论——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外延体系的指导理论

针对当时一些人误读、误解马克思的著作，把经济因素当作历史进程中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的错误思想。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给约瑟夫·布洛赫的复信中回答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在这里，恩格斯阐明了历史发展是基于“经济基础上的各因素相互作用论”。历史发展过程就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所有因素中，最终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但又不是唯一的因素。这些作用的复杂性可以概括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其他因素交叉互动作用的统一，经济必然性与其他因素偶然性的统一。历史发展归根结底表现为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在某一历史时期，政治、法律等其他因素从表面上看来起着决定作用，这些现象表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最终作为必然的规律性的东西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呈现为历史的不同的发展过程。所以，历史发展就是在经济基础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懂得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交叉作用，就等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进而把历史发展的研究简单化。

为了进一步解释和回答约瑟夫·布洛赫所提出的问题，恩格斯在对经济基础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完整的解释以后，进而提出并阐发了作为“历史决定论”重要补充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恩格斯认为，历史发展是包括经济基础在内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促进历史发展进步的各个因素之间就像物理学上施加在物体上的作用力一样，有的向前、有的向后、有的向上、有的向下等，这些力量相互交叉交错，形成了像物理合力中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后形成了一个合力——历史结果。历史的不断发展就是无数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推动的结果。

对于中国特色安全观来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获得海洋安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建设强大的海军，但是海军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雄厚的海洋经济基础来支持。所有的海洋强国一般都是当时经济非常强大的国家，海洋经济都十分发达。有了发达的海洋经济和强大的海军还需要国家进行海洋政治顶层设计，为海洋安全和海洋发展制定长期的奋斗目标。在海洋经济活动中，产生了海洋文化，先进的海洋文化对海洋安全和发展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海洋安全的获得是海洋各个安全要素综合作用、产生合力的结果，片面发展一面无法获得持久的海洋安全。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以历史合力论为指导，形成海洋安全观念的合力体系。

（二）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外延体系

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外延体系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1．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

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没有强大的海洋经济，国家就不可能获得海洋安全。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西方为主导的海洋贸易体系，这一体系把广大亚非拉地区当做工业原料产地和工业制成品倾销地，造成欧洲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海洋经济鸿沟不断扩大。西方列强奉行的利用海洋经济剥削和压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经济观，造成世界海洋经济不稳定和不安全，有时甚至以世界经济危机的极端形式爆发出来。中国倡导的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是指，在海洋经济贸易活动中，把既坚决维护我国的海洋经济利益，又能促进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各地区海洋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观念。

2．塑造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海洋政治安全观一般指的是国际社会成员对海洋世界、海洋秩序的看法，包括看待、评价海洋政治系统及其海洋政治活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主体或国际海洋组织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和观念体系。

在海洋世纪，中国的海洋国际责任也趋于全球化，当今的海洋总体形势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迫切需要各国共同维护海洋安全秩序，而前提是世界主要大国要承担国际海洋责任，贡献国际海洋安全公共物品。海洋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如世界海洋公共性、开放性的维护，航海自由，打击和抑制海盗，海洋安全秩序的保持等都属于海洋公共产品，全世界需要海洋公共安全产品的更多提供者。中国积极倡导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愿意同世界有关海洋国家一起提供海洋公共安全产品，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责任。

3．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

海洋军事竞争是海洋军事安全的基础。现代海军的一切武器装备，都是竞争的产物。从最初的木板帆船到铁甲舰再到现代的航空母舰，无一不是海军竞争的产物。如果没有海洋军事竞争，海军装备和技术就会停滞不前，且永远不会想去超越原有技术和装备，正是因为不断地有新的海军装备技术出现，人们才会想要进一步做得更好更强，可见是海洋军事竞争推动了海军的发展进步。

简氏防务列举了当代海军的五大职能：“预防冲突、维持对海洋的控制和航海自由、维护海洋秩序、向海外投送兵力以及进行必要的国际合作，主要目的是直接或间接地保护以海洋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应付国家间冲突一样，将成为未来国家海上防御的一大主要任务。”在这些职能中，海洋军事合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是指在海洋军事安全竞争合作力求双赢，在海洋军事竞争中努力谋求合作，避免海洋军事竞争导致海洋危机和海洋战争等极端不安全事件的发生；在海洋军事合作中也不完全放弃竞争，通过有限度的海洋军事竞争促进本国海军的健康发展。

4．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

海洋文化是海洋安全的软实力，海洋文化的繁荣发展会促进海洋安全其他安全要素的发展。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这样的沿海环境，孕育了历史久远的海洋文化。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是指在海洋世纪，中华民族既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海洋文化，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任何海洋文化都有长处和短处，应该推动海洋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融合创新，推动世界国家之间多种形式的海洋文化交流，反对海洋文化霸权主义和海洋文化帝国主义，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各地海洋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

5．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

地球是名副其实的“水球”，海洋面积占全球面积的71%，海洋生态系统是最大的子生态系统。生命起源于海洋，海洋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就是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团结一致，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蓝色家园，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把海洋建设成为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特色海洋共同安全观，中国特色海洋共同安全观是由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五个基本观点组成。这五个基本观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观点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