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安全相关概念与安全类型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安全”就时时刻刻遍布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人、组织和国家都需要安全和安全感。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最离不开的是安全。国家安全是国家全部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所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但要切实维护国家安全，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安全观来指导。

一、安全的概念与重要性

（一）安全的概念

安全的概念或含义是安全理论分析的起点，也是构建各种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根基。在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领域，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和发展，从而带动安全研究不断深入和演进。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在对海洋安全观进行深入研究之前，非常有必要对安全与安全观等相关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再深刻分析研究“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这个命题。

安全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综合概念，世界上关于安全问题的研究与著作很多，但专家学者对安全的概念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与看法。

在我国古代，安全用“安”一词来表达。中国古代《周易》一书指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其要义即指君子平安时不忘记危险，生存发展时不忘掉败亡的可能，国家稳定昌盛时不忘记动乱与战争，唯此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国家政权的稳定。王逸舟等认为，“安全”一词的基本含义为“远离危险的状态或特性”，或“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在英语中，表达“安全”之意的有safety和security两个单词，虽然这两个单词的含义及用法有所不同，但都可在不同意义上与中文“安全”相对应。安全（safety）是为了减少或消除可能伤害人体的危险条件而采取的各种行动。在这里，与国家安全联系的“安全”单词是security，指需要安全主体主动采取措施寻求或达到安全的意思。其中经常被研究国家安全的专家学者提到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安全的状态，即处于没有危险与没有恐惧的状态；另一方面是指排除危险，维护安全，建立安全机构和采取安全措施。西方学者对安全的定义的各种解释见表1-1。

综上所述，安全的含义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层次的意思。静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最简单的定义是没有危险。较详细的定义是指国家、社会、个人客观上受到保护，不受到各种类型（包括身体、社会、灵性、财务、政治、情感、职业、心理及教育等方面）的故障、损坏、错误、意外、伤害或是其他不情愿事件的影响，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害怕等不安全感觉。动态安全的定义是可以控制特定的已被识别的危害和威胁，使风险完全消除或控制在一定可接受的水平以下，因此可以消除风险造成的损失或将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在本书中，安全的含义采取静态和动态定义相结合的方式来理解。

（二）安全是人类的第二需要——安全的重要性

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交通工具落后，人们虽有不安全感，但这种感觉不是频繁产生的。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人们的不安全感与经受的威胁和危险频繁发生，这是因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无产阶级面临着被剥削或失业的危险，一些资产阶级在竞争中失败后，也会被无情地抛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几乎可以用“人人自危”来形容。所以，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把安全需要作为人类在满足生理需要之后的第二个基本需要。在21世纪，安全每时每刻都渗透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个人来讲，安全意味着健康平安；对家庭来说，安全意味着幸福安康；对企业而言，安全意味着利润和平稳发展；对国家来说，安全意味着和谐发展，民族振兴。安全是个人、家庭、企业、国家需求的重中之重，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安全是前提，安全是保障。所以，美国的学者约瑟夫·奈把安全比喻为“氧气——你可以不在意它，但你不能离开它”。

二、安全化与安全困境

个人、组织、社会和国家在应对威胁、获得安全的过程中，会产生安全化和安全困境两种状态。

（一）安全化

安全化（securitization）最早由丹麦学者奥利·维夫（Ole Waever）提出，随后英国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在二人合著的《新安全论》中，安全化理论得到了全面发展和阐述。他们认为“安全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某个公共问题只要尚未成为公共争论与公共决策问题，不需要国家涉及和参与解决它，那么这一问题就还被置于“非政治化”的范围，因此还不是安全问题。当这个问题成为国家政策对象的一部分，需要政府的决心及考虑资源重新分配，或者还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公共治理体制的介入，则它就被置于“政治化”的范围，成为“准安全”问题。而当这个问题被政府部门作为“存在性威胁”而提出，并需要多方面采取紧急措施，甚至这些措施超出了政治秩序的正常限度而仍然被证明是正当的，则这个问题就成为安全问题了。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安全化”就是使得一种公共问题经过特定的过程（如权威机构“宣布为危险”）而成为国家机构甚至国际社会处理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威胁的实质是经过安全化机制运作的国际、国内社会公共问题的政治升级与社会建构。为此，“安全化”不仅使“宣布或认定为危险”成为一个合理的施动过程，而且还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安全重点，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安全重心。而且，真正的安全问题“被政治化”之后表明，“安全”自然而然“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

安全化理论的优势在于可以把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既有的安全框架内进行考虑，或者将非传统安全问题通过安全化的路径——反复强调的逻辑、特殊的修辞结构、特定的言语行为、认同文化的建构等——上升为重要的安全议题。从而把传统的国家安全和非传统的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全球安全融合到一个框架内加以考虑研究，消除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鸿沟和界限，解决威胁的方法与路径可以相互借鉴和使用。

“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是与“安全化”相对的一个范畴，它强调的是安全化不是愈多愈好，因为安全化表明正常政治制度或国际国内机制处理安全问题的失败，因此，不倡导将所有的安全问题上升到安全领域进行处理，而应该将问题排斥在安全领域之外回到普通公共领域加以处理解决。

（二）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政治尤其是国家安全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约翰·赫兹（John Herz）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就提出了“安全困境”概念。“安全困境”，又叫“安全两难”，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它主要是指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行为体之间因缺乏相互信任和彼此猜疑、出于各自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通常的方式是扩军备战乃至军备竞赛）的国家行为，最终却导致国际体系中安全普遍缺失的危险境况。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安全困境来自国家对安全的追求，而维护国家安全始终是任何类型国家的基本职责和追求目标，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和现实中都坚持的国家利益的不可让渡性，任何关于国家安全的承诺都有可能背叛国家利益，而违反安全承诺的行为却不一定得到惩罚，因此，在追求安全目标过程中即使采用理性的手段和形式也必然会引起与有利益冲突的其他国家的担忧和恐惧，除非这些国家之间的力量过于悬殊，弱小国家自愿归属强大国家，或者是有关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全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所有冲突能够通过和平对话形式解决，否则担忧和恐惧的国家也必然相应地采取一定措施来强化自己的安全，形成“螺旋恶性循环”，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局便有可能是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战争，安全困境由此产生，这一点已为国际体系的史实无数次地证明，安全困境一旦陷入，国家就很难摆脱。

三、永久和平——安全的理想状态

和平与安全是国际关系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两种不同的状态，和平是指没有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状态，而安全是指没有威胁、恐惧和不确定感。和平是关于安全状态的概念，而安全是关于安全程度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国际安全划分为“和平”“冷战（非战非和）”和“热战（战争）”3种性质。把国际安全程度划分为“不安全”“不太安全”“较安全”和“绝对安全”4个等级。由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饱受战争摧残和破坏，人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种种美好设想，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提出了永久和平的美好设想。

（一）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1795年，伊曼努尔·康德在《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A Philosophical Sketch）一书中，提出建立共和制政府与世界联邦的美好构想，以此来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该理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各个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的预备条款的6项条文从消极方面（negative）鼓励缔结和平合约，并借此来实现永久和平。一是“凡缔结和平条约而其中秘密保留有导致未来战争的材料的，均不得视为真正有效”。二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论大小）可以由于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三是“常备军（miles perpetuus）应该及时地全部加以废除”。四是“任何国债均不得着眼于国家对外争端方面加以制定”。五是“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六是“任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作战时，均不容许出现破坏未来和平、使双方的相互信任成为不可能的那类敌对行动：例如，向派遣暗杀者（pecussores）、放毒者（venefici）、破坏降约以及在交战国中教唆叛国投敌（perduellio）等”。康德认为国际社会做到了废除秘密条约、停止侵略和掠夺、废除常备军、禁止发行战争债、不使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交战国家不得采取破坏未来和平的阴谋行动等，则永久和平就达到了消极方面。

第二部分则积极（positive）且明确地要求制定共和制的公民宪法和联邦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法，给予各国公民以世界公民权，以此来制定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第一项正式条款：“每一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当是共和制（Republican）。”第二项正式条款：“国际权利应该以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为基础。”国际上决不存在关于战争的国际法，法就是和平，而战争本身则根本不是合法的状态；如能维护这一条款，也就不会有战争。第三项正式条款：“世界公民权利应将普遍的友好作为其条件。”这体现了所谓的普世权利（Universal Right of Hospitality），即每一个人不会单纯因为踏上别国土地而受到敌意对待，尽管一个国家单纯根据国家法原则本来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在这里，康德对未来的世界联盟作了一番美好设想。

在阐述了实现永久和平的预备条款和正式条款之后，康德还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保证永久和平的三项法则：大自然的演进法则、政治与法律的一致性法则、人类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的法则。总之，康德从哲学角度提出了国际社会实现永久和平的一种理想，通过建立一个世界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有着统一的宪法和法律，各个国家依靠联合起来的力量，依靠统一的法律为根据所作出的决定，来获得自己的安全和权利。康德所处的时代，正值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亚非拉侵略扩张、在欧洲内部争夺霸权，永久和平无法实现，这仅仅是哲学家对未来的美好设想而已。

（二）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

和平共处思想是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面对复杂而紧迫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提出的处理国与国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具有深远意义的外交重要思想，它是苏俄处理国家关系的外交方针。当时，新生的苏俄政府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挣脱出来，国内面临着反革命叛乱，国际上遭受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对此，列宁指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沙皇俄国政治经济发展落后，成为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一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首先取得胜利，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始终不渝的执行和平外交政策。”而这种和平共处不局限于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它还包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列宁进一步指出：“一个没有任何武装的最小的民族，不管它多么弱小，都绝对可以放心而且应当放心：我们对它除了和平的愿望，没有任何别的企图；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宣传历届旧政府的旧政策是罪恶的政策；我们不惜以巨大的牺牲和让步为代价，无论如何都要同过去属于俄罗斯帝国而现在不愿同我们在一起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我们这种愿望始终是坚定不移的。”针对过去遭受沙俄侵略的民族和国家，列宁主张宣传旧政府侵略剥削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政策是罪恶的政策，苏俄愿意与这些民族和国家和平共处。同时，列宁主张的和平共处不是教条的，是有原则的，“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我们随时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险。我们要竭尽所能来防止这种灾难发生。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能保住我们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和平。但也不是不讲原则，没有止境”。列宁最终强调，对于极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阶级和政府，当和平共处外交政策行不通的时候，必须做好准备，敢于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不能无止境地让步和牺牲。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提出的另一个考虑就是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针对当时党内外很多人对和平共处思想和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感到难以接受的情况，列宁强调指出同资本主义国家不交往是“中非洲的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资本主义庞大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沙俄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落后，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机器设备陈旧、生产力水平不高、资金缺乏、人们文化教育素质不高的现实情形，“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认为，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只有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成果，才能促进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和平共处的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基于此。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为苏维埃俄国外交新局面的开辟提供了理论指导。从20世纪20年代起，英、法、意、美等国相继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封锁，并恢复了外交关系，为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

（三）毛泽东的永久和平思想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起源和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实践，第一次系统、完整、科学地给出了战争的精辟而全面的定义：“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认为战争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并且是解决阶级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关于反对战争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在战争爆发前，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一切方法防止战争爆发；当战争爆发后，应该用无产阶级的正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

毛泽东还对未来战争的消亡作了展望，认为人类最终会达到永久和平的时代，他指出：“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搞革命的目的不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而是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用正义战争消灭反非正义战争，最终实现永久和平，这也是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在战争态度上的最根本区别。

（四）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首先，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敏锐地把握到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1977年，邓小平首次提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进入80年代，他更多地指出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1980年邓小平指出：“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邓小平在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美苏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双方的战略部署还没有完成……现在看，再有五年或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因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种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之后他多次指出，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力量在发展壮大。邓小平得出“战争可以避免”的结论是由于：第一，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他们都没有做好世界大战的军事部署与准备，再加上两个阵营核武器数量大体均衡，谁都不敢抢先动手。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使全世界爱好和维护和平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和平成为世界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第三，世界竞争中，军事力量竞争的主导地位被经济、科技力量的竞争逐步取代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战争的作用。

其次，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现存的两大根本问题，其中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1984年邓小平就认识到：“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同年10月，他首次提出和平与南北问题是两个“带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问题”的思想。1985年3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调整时邓小平仍说：“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冷战结束后，虽然世界大战可以完全避免，但是世界局部地区的战争与武装冲突愈演愈烈，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所以，和平与发展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彻底解决。

（五）胡锦涛的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理念

和平发展道路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消除世界对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恐慌，从而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良好国际环境而对我国国际战略所做的新概括。它是对我国原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通过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壮大自身，又通过中国自身的发展去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强国面貌初步显现。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一些国家的人们存在疑虑，担心中国走上西方列强侵略扩张、争夺霸权的老路。对此，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邓小平明确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21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新判断，还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在坚持走和平发展的新道路的同时，中国还要处理好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我们“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由于世界的和平局面是整体稳定和局部不安全的，威胁世界和平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走和平发展的新道路的同时，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对于一些安全威胁和隐患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从分享WTO红利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在WTO话语权越来越大。针对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疑虑，胡锦涛作出郑重承诺：“面向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我们坚信，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一个和谐稳定的中国，必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壮大的目的不是推行霸权，威胁别的国家，而是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安全类型

安全是一个整体概念，根据不同的标准和内容，可以把安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

国家安全是指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总和，指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生命、财产不被外来势力威胁和侵犯；国家政治制度不被颠覆，内政不受干涉；经济不断发展、民族团结和睦、社会稳定没有动荡；国家秘密尤其是军事秘密等不被窃取；国家机关不被渗透等。国家安全工作涉及面较广。广义上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包括国防、外交、隐蔽战线斗争、公共安全以及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等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诸多方面。狭义上的国家安全工作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在隐蔽战线上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人的安全也称人类安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最先提出并界定了“人类安全”。该报告指出：“人类的安全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避免受到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性威胁的安全；其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的威胁的保护。”按照人们生活的不同领域，人的安全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安全（人权和民主原则遭到侵犯）。

2．人身安全（冲突，贫穷，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对妇女和儿童施加暴力，恐怖主义）。

3．环境安全（空气、水、土地和森林被破坏而恶化）。

4．食品安全（食物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食物品质的可追溯性）。

5．卫生安全（疾病、水、空气、土壤污染造成的各种系统疾病）。

6．经济安全（失业，工作不安全，收入和资源不平等，贫穷和没有住房）。

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终目标，国家安全是人的安全的保障手段。人类结合成为部落、社会、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获得相对更高程度的安全保证，自然界对个人的生存或是安全可以构成无法抵御的威胁，因此人类只有通过结合成才能获得安全，并生存下去。

（二）陆地安全与海洋安全

陆地也称领土（又称疆域）指主权国家所管辖的地区范围，通常包括一个国家国界（边境）内的陆地（即领陆）、内水（包括河流、湖泊、内海），以及它们的底床、底土和上空（领空），有时亦会包括领海。国家拥有的领土按国际法来说是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国家在其领土上有完全的主权和管辖权，且其他国家理论上无权干涉。因此，陆地安全也称作领土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可分割和不受侵犯，并在领土上享有完全的管辖权和主权。

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是濒海国家或涉海国家在海岸、海上、海中、海底等方面的安全。从客观上讲，海洋安全是一种无威胁状态，表现为国家海洋方面的活动、权利和利益不受到外部威胁、干扰和破坏；从主观上讲，国家海上安全是一种感受，表现为国家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人民）不存在外部威胁的紧张与恐惧感受。国家海洋安全的最高境界，表现为国家不受到来自海洋方面的各种威胁，并“能够在和平、安宁的状态下确保国家发展利益的实现”。

（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指涉及一个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为战争及与国土归属相关的军事活动和政治、外交斗争。其基本理论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国家政治安全、国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强调军事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最重要的标准。在传统安全观指导下，各国均把国家军事力量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由此，我们更容易理解国际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极争霸格局中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着恶性循环的军备竞赛。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学术界关于‘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理论界定的讨论也颇为激烈，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但各种不同的解释、看法也存在许多共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互联网信息安全、资源能源安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严重传染性疾病蔓延、跨国犯罪（包含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活动、洗钱等）。

五、实现安全的实力途径

要实现安全，解决安全困境，就必须依靠和使用实力来实现。实力（power，也可译作权力）是指个人、组织或国家拥有的实在的可以使用的力量。它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一个永不过时的话语。权力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实力分为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三种。

（一）硬实力

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一个国家具有的支配性力量，包括战略资源（如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质量、自然资源等）、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如GDP）和科技力量等。简单地说硬实力是指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在冷战结束之前，世界大国频繁使用硬实力，即利用其军事力量强迫侵略别国或用经济实力收买其他国家，以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反映一个国家硬实力的指标是国家实力综合指数。

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是一种衡量国家硬实力的统计指数，由大卫和辛格（David and Singer）在1963年为战争相关计划（Correlates of War）所创。它使用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和军事力量等6个成分平均占全世界总百分比的比例来衡量关于真实国家实力在世界中的位置。国家实力综合指数（CINC）计算公式为：

由于CINC只衡量硬实力，没有考虑“软实力”等因素，所以，不能完全衡量出国家真实的实力。如果按照这个公式来计算，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国家实力综合指数在2007年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不管怎么说，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硬实力有了迅猛发展，在硬实力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力。此词汇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对于美国软实力给美国带来的好处，他指出：“不管我们做什么，美国的大众文化都具有全球影响。好莱坞、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宣传自由、个人主义和变革（还有性和暴力）。笼统地说，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权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总之，美国在全世界通过推行软实力，达到让外国人民理解和支持美国政策的意图，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软实力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增强文化软实力，对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人们的创新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随着21世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文化软实力的特殊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高潮，激发全体人民的文化创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巧实力

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尔最早提出了“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她在2004年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巧实力》的论文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实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一个稳定的联盟机构和框架中实现美国的利益”。2009年1月，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其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就把“巧实力”战略纳入了美国的外交战略，她指出，新一届美国政府要“动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巩固原有联盟，形成新的联盟，开辟美国外交的新局面”。后来，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其中明确提出美国要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即从小布什强调的以硬实力为核心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转向“巧实力”外交政策，帮助美国摆脱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

（四）三种实力之间的关系

三种实力之间是既紧密联系，又存在差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总之，如图1-1所示，硬实力是有形的载体，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和能够加以衡量，它是“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物质基础；而软实力是国家实力无形的延伸，它为硬实力和巧实力的提供智力支撑，强盛的软实力，是国力强大的一种硬形象；巧实力是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灵巧运用。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安全，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地运用这三种实力，使三种实力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