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我去上海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
这次是以我的新作《丈夫这东西》在上海和日本同时出版为契机，前往出席由中方出版社在当地主办的演讲会和签售会以及各种记者会和电视访谈。
另外，我还要与中国目前备受瞩目的女作家卫慧女士共同制作对谈节目，忙得连休息时间都没有。
虽然难免自夸之嫌，但我在中国也算相当有名。
在我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各种报纸都登出了我的面部大号照片，还有关于作品与爱的寄语。
虽然我难以读懂报道的全部内容，但是看到其中有“情爱大师”的词语感到非常诧异。而听到记者们解释这就相当于“恋爱领袖”时，我更加惊讶不已。
我也终于成为大师了吗？承蒙夸奖，不，岂敢岂敢，我尚未完全参透——虽然我自己这样认为，可当对方说“所以您就是大师”时，我却莫名其妙地接受了。
因为对方说，大师就是某种艺道的最高权威，所以我就坦率地欣然接受了。
尽管如此，他们居然说我是“恋爱领袖”！
怎么会是这样？听到我询问，对方回答说因为我是爱情的“革命者”。
总而言之，就因为我曾说过，只要是喜欢上了谁，哪怕对方已经结婚，哪怕身份地位差异再大，都应该直率地去爱。因此我给了大家勇气和力量。
确实如此，我的《失乐园》等40多部作品被翻译出版，几乎都是以男女之爱为题材。
如果加上盗版，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算先进，因此，有时合同也形同虚设。这种实例不在少数。
虽说如此，怎么既是“情爱大师”又是“恋爱领袖”呢？
这是因为中国近10年来对男女题材的小说降低了门槛，所以有很多读者看到了我的书。不过，说实在话，我是既高兴又难为情。虽然也想追着中国美女说“我可是‘恋爱领袖’哦”，却又怕坏了大师的名声。
在抵达上海的那天，我去上海复旦大学做了演讲。这里就相当于上海的东大。
这里的演讲会场是一间大阶梯教室。据说今年春天，美国副总统切尼也在这里演讲过。定员480人的会场挤进了680人，已经再无立锥之地。
听众几乎都是年轻的男女大学生，其中好像也有教员，甚至连座位周围的空地都站满了人。而且讲台下和讲台上左右两侧地板上都坐满了人，还有的几乎就在我的身边听讲。
如果在日本出现这种情况，立刻会以违反消防法为由进行清理，在中国却不会有那种啰唆事。
据说，如果学生挤到讲台上引发事故造成死伤，全都由个人负责。因为大家预先已对超员有所了解，所以不会埋怨校方和国家。
一个小时的演讲由该校日本文学专业的教授帮我翻译。虽然预定答询一个小时，但提问实在太多，难以收场。
提问内容都是关于我的文学观、爱好和感兴趣的话题。另外还有恋爱体会和女性观，最后又问曾经当过医师的我是否打算写一部有过同样经历的鲁迅的传记。提问真是五花八门。
据说，中国的演讲会大都是按部就班进行，一般都没有提问环节。但在我的演讲会上，提问却非常热烈，甚至有点儿难以招架。
据我观察，印刷版读物在中国依然具有较强优势，能够实际地感受到从书本中学习知识的积极姿态。
虽说如此，中国的年轻人多么活力四射、开朗活泼和充满了好奇心啊！
总而言之，这里几乎没有日本那种冷淡消极的大学生。
这就是处于迅猛发展期国家的蓬勃气势吧。
签售会在上海文化的象征——“上海书城”里举行。一到预定开始的时间，从二楼到一楼都挤满了人，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秩序。
明明是工作日的下午4点钟，这么多人都是从哪儿聚集而来的呢？
签售会在尖叫声和怒吼声（我的感觉）中开始，最初规定每人2本，可有人拿着5本、10本，还有人提着一筐书来叫我签名，出版社工作人员与保安在顾客中间吵了起来。
这种状态我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于是商定每人只签1本，可谁知这样麻烦更大了。
尽管多次要求顾客在我前面向右排队，可他们不仅从我前面，还从左右和后面递过书来，而且还有人在他们前面插队，一片混乱。
我一边用日语、汉语、英语说“谢谢”一边签名，总算签完了200本。因为用的是毛笔，所以肩膀也疼了起来，已经到达极限了。
我要求就此结束，可不管怎样说仍有人排队，只好决定签300本为止，这才得以搁笔起身。
突然，读者们呼啦一下围上来，保安立即将他们挡回去。我被其他保安架着胳膊仓皇逃脱。
我这样做实在对不起那些热心排队的读者，但中方出版社的朋友却安慰我说完全没有问题。
事实上，据说在我离开的同时，刚才聚集的那么多人全都走了，只过了5分钟就一人不剩了。
虽说如此，刚才还那样熙熙攘攘、混混沌沌的人们，现在怎么会散去得如此之快？
新生的中国真是既耐人寻味又威武雄壮。
在20年前，我曾游览过北京、上海和杭州。现在与那时相比大不相同，简直就像来到了完全不同的国度。
特别是上海和北京，城市化发展最为显著。处处高楼林立，宽阔的大道上车流浩浩荡荡，路旁豪华餐馆鳞次栉比。
现如今的中国就像日本颂扬经济快速增长并向泡沫顶点猛冲的时期。
我在前年也曾来过上海，而这次还挤出少许时间逛了书店。
我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书。因为我已有很多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店里当然会有。可是，当我仔细察看却发现，岂止是二次印刷，还有三次印刷甚至五次印刷的版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确地讲，迄今为止，我从未接到过商洽增印的信件。
我虽然听住在上海和北京的人说过“销路相当好呢”，但因为不可能去当地确认，所以一时没有过问，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只能被认为是有意隐瞒增印的行为。
于是，我立刻向当地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询问情况，可对方说增印事宜已与日本代理商沟通过了。
但是，当我向日本代理商确认时，对方却说没有联系过此事。于是，一方追问“为何不付款”，一方回答“不，已经付过了”，结果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本来中国话说起来就势头很冲，即使是恋人之间对话，有时听上去也像在吵架。特别是说到钱的时候，那就更是高亢激昂，给人感觉就像在大吵大闹，挺没劲儿的。不过，令人诧异或者说佩服的还在后边。
由于对增印是否征询过意见没有一致结论，于是决定日后再行核查。大家随即进入预定的晚餐会，气氛立刻变得祥和。在一片“干杯”“谢谢”声中，大家笑逐颜开地爽朗欢谈。
争论归争论、吃饭归吃饭，转换之迅速、应对之巧妙真不愧是中国。
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发生那样的争论大家都会很尴尬。而且，一般不会跟预定共进晚餐的合作方那样激烈争吵。
“和为贵”只是在岛国日本通用的观念，而到了国际性的场合，就需要努力适应在提出各自主张的基础上维护“对立中的友情”了。
这几年去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年轻女性在第一线相当活跃。
在此次去上海最初举行的记者会上，十几家报社记者中近八成都是女性，而且都是20多岁。
由于这个缘故，在谈到爱与性的深刻话题时，我有些心里没底。但尽管如此，记者们还是执着地进行提问。与此相同，电视台的导演和采访记者也几乎都是年轻女性，只有摄影师是男性。
为什么会有如此年轻的女性活跃在第一线呢？我向某报社的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方明快地回答说：“因为女性比男性优秀。”
我进一步询问：“那些稍稍年长的大叔们在干什么？”对方回答说：“几乎都在公司里做事务性工作。”
由于这个缘故，在会餐等场合中特别活泼健谈的都是女性。而大叔们则都比较安稳持重，出版社的社长还亲自为女职员夹菜。
如此这般，女性在上海等大都市里具有压倒性的强势。据说，八成离婚的案例都是女性主动提出申请。
说到日本，虽然在东京等大都市里也有那种倾向，但在地方似乎仍旧是大叔们盛气凌人。这种状况究竟是可喜还是可悲？
不过，我终于实现了乘坐磁悬浮列车的愿望。
地点就在上海东南部的龙阳路。这里是磁悬浮列车去机场的始发站，因为所处位置有些偏远，所以乘客的评价不太高。实际上，与其说先乘汽车到此，再坐磁悬浮列车，还不如直接乘汽车去机场更方便。
不仅如此，车票还很贵。虽然乘坐两次有优惠，但去机场30公里普通票为40元（约600日元），据说还是相当贵的。
而且，不乘坐飞机的乘客要花75元，即多一倍的费用，所以去机场接送旅客的人几乎都不会乘坐磁悬浮列车。这样一来，必将造成巨大亏损。
虽说如此，这条磁悬浮轨道的最高时速可达430公里，是目前地面车辆的最高时速。所以，人们都想体验一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列车悄无声息地进入站台，车门开启，我坐在贵宾席，即日本所谓的“绿色车厢”里。通道左右的座椅很宽敞，与新干线列车宽度几乎一样。
发车时刻一到，列车无声地启动，驾驶列车的也是20多岁的可爱姑娘。因为只有她一位司机，所以刚开始我还有点儿担心。不过，列车驾驶全由计算机控制，并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能。
在中央通道前端的上方有时速显示，发车后速度迅速提高，2分钟就达到时速200公里，3分钟就达到了时速400公里，只有轻微的晃动。
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时速400公里吗？我刚想为实现了愿望激动一下，却因为这个过程太简单而略感扫兴。
机场站越来越近，列车时速迅速从300公里降到200公里，感觉就像坐在慢吞吞的电车上。是不是因为我体验了短暂的400公里时速就觉得了不起了呢？
总而言之，适应性最容易使人变得傲慢。
行驶30公里只需7分钟，要说快也确实是快，但又觉得有点儿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