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

对美国基本公平的信仰，即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度，有助于把我们联系到一起。至少那种信仰是一个美国神话，有力且持久。然而，越来越多的现实表明，那仅仅就是一个神话。当然了，也有例外。不过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重要的不是那几个成功故事，而是社会中底层群体的大多数人处境如何。比如说，他们跨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有多少。如果美国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那么一生成功的机会（比如说，最后能挤进社会上层的10%群体）对于一个出生在贫穷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的人，以及对于一个出生在富有、受教育程度高并且社会关系广的家庭的人，两者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且有证据表明情况越来越不是这样。根据经济流动性项目（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统计，“家长受教育的程度与孩子未来的经济、教育和社会情感等方面的结果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美国比在其他那些更注重这方面结果的国家更为突出，包括“老欧洲”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他讲英语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丹麦）。另外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研究结果。

机会的减少伴随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事实上，不同国家都存在着这一格局——不平等越多，机会平等就越少。不平等持久存在。但让人尤感不安的是两者的这种关系对美国未来的预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的话，近年来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就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将减少、不平等将增加。那意味着2053年的美国与2013年的美国相比将是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我们在随后各章讨论的由不平等引发的所有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会随之变得更糟。

美国在社会底层和社会上层的表现尤为差劲：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极有可能一直待在底层，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也极有可能一直待在上层，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为明显。如果机会充分平等的话，最底层1/5的群体中将只有20%的人的孩子会继续留在那儿。丹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继续留在底层的只有25%。因阶级划分而背恶名的英国做得稍差一点（30%），也就是说这一群体中的人还有70%的机会向社会上层移动。然而，在美国向上移动的可能性明显小得多（出生在底层群体的孩子只有58%的人能够脱离这个群体），并且当他们向上移动时，他们只能向上移动一点。最底层的20%群体中将近有2/3的人的孩子留在了最底层的40%群体——这比假如机会充分平等时的情况高出了50%。同样，如果机会充分平等的话，底层20%的人就能最后进入到上层的1/5群体。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丹麦（14%）和英国（12%）仍然比美国（8%）做得好很多。同样的道理，在美国，一旦一个人挤入了社会上层，他就很有可能一直留在那里。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来总结穷人所处的不利地位。记者乔纳森·蔡特（Jonathan Chait）让我们注意到来自“经济流动性项目”的两条最有说服力的数据以及来自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

·学习成绩好的穷孩子比学习成绩差的富家子弟更不容易大学毕业。

·即便大学毕业了，穷人家孩子的日子过得仍然不如低成就的富家子弟。

这两种情况都不足为奇：教育是成功的关键之一。美国给了社会上层的精英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但是普通美国人只能得到普通教育，尤其是数学，这个现代生活中很多领域的成功都离不开的科目，教学质量低于一般水平。这一点与中国（上海与香港）、韩国、芬兰、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日本、澳大利亚、荷兰及比利时等国家的情况形成对比，这些国家在所有测验（阅读和数学）中的表现都显著高于一般水平。

美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一个明显反映就是美国知名大学中的学生构成比例：大约只有9%的人来自底层50%的人群，而74%来自上层25%的人群。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构建了一幅图像，描绘了一个日益分裂的经济和社会。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收入数据上，还体现在健康、教育、犯罪等各项数据上——可以说，体现在衡量经济和社会表现的每一项标准上。虽然父母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机会的不平等甚至早在上学前就开始了——穷人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直接面对的不同的生活条件、不同的食物和那些会造成终身影响的环境污染物。对于那些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来说，想要逃脱经济学家所称的“贫困陷阱”（poverty trap）简直是太难了。

即使这些数据显示的是相反情况，但美国人依然相信机会的神话。皮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10个美国人里差不多有7个已经实现或者有望在他们生命的某一点上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即便是个神话，但相信人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的确有它的好处：它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我们看上去都在同一艘船上，虽然目前有些人坐头等舱，其他人坐经济舱，但是在下一次航行时，原来的舱位就可能被改变。这一信仰使得美国避免了一些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某些阶级分化和紧张。同样地，当现实逐渐为人所理解，当大多数美国人最后看出经济博弈对他们不利时，这一切面临着风险。疏远开始取代激励，社会凝聚开始被一种新的分裂取代。

[1] Katharine Bradbury（第26页）总结道，根据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得出的数据，“多种测量方法都表明在1969～2006年，美国家庭收入流动性降低了，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见K.Bradbury，“Trends in U.S.Family Income Mobility，1969–2006”，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Working Papers，no.11-10，2011，http://www.bos.frb.org/economic/wp/wp2011/wp1110.pdf。

[2] 参见“Does America Promote Mobility As Well As Other Nations?”，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 of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2011年11月）：2，http//www.economicmobility.org/assets/pdfs/CRTTA_FINAL.pdf（2012年3月26日）。

[3] 如Mark Huggett，Gustavo Ventura和Amir Yaron，“Sources of Lifeti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no.7（2011年12月）：2923–54，指出“最初条件的差异比职业生涯中所受的冲击更能解释人与人之间在终生收入、终生财富、终生效用等方面的变化”。父母收入与孩子收入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类似于父母身高与孩子身高之间的关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的杰出教授阿兰·克鲁格指出，“一个出生于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底层的10%群体家庭的人，想在成年后上升进入上层的10%群体，这种可能性就好比一个1.65米的爸爸，有一个长大后身高超过1.86米的儿子。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但并不常见。孩子的身高或收入与他父母的身高或收入的相关系数大约是0.5。”

[4] 参见Krueger，“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equality”。他把这种不平等和对于流动性的一种标准测量（代际收入弹性）之间的系统关系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5] 参见Jason DeParle，“Harder for Americans to Rise from Lower Rungs”，《纽约时报》，2012年1月4日，引用了Markus Jäntti的研究。参见M.Jäntti，B.Bratsberg，K.Røed，O.Raaum，R.Naylor，E.Österbacka，A.Björklund和Tor Eriksson，“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 New Light：A Comparis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he Nordic Countries，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IZA Discussion Paper，no.1938，2006，http://users.abo.fi/mjantti/dp1938.pdf。

[6] 如果机会充分平等，那么最底层群体中就只有40%的人会继续留在底层的40%群体。数字来自DeParle，“Harder for Americans to Rise from Lower Rungs”，引用了Markus Jäntti，et al.，“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 New Light”。

[7] 上层的1/10群体的孩子中大约有62%最终会进入到上层的40%群体。参见DeParle，“Harder for Americans to Rise from Lower Rungs”，引用了J.B.Isaacs，I.V.Sawhill和R.Haskins，“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Brookings/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2008年2月，http://www.economicmobility.org/assets/pdfs/PEW_EMP_GETTING_AHEAD_FULL.pdf。

[8] 参见Jonathan Chait，“No Such Thing as Equal Opportunity”，New York，（2011年11月7日）：14–16。

[9] 来自低收入家庭但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中大约有29%大学毕业，而来自高收入家庭但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中却有30%大学毕业。

[10] 出身收入最低的1/5群体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大约有19%最后进入了收入最高的1/5群体，而出身收入最高的群体并且大学没毕业的孩子却有23%仍然处于收入最高群体。

[11] 根据标准化考试。参见OECD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2009（http://www.pisa.oecd.org/dataoecd/54/12/46643496.pdf）。

[12] 使用不同的定义来描述什么是“知名大学”，许多研究都对精英大学缺乏经济多样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和Heidi Shierholz等人引用了Anthony P.Carnevale和Stephen J.Rose等人所做的研究，指出在过去10年中的早些时候，知名大学的新生中大约有74%来自最上层的1/4家庭，而只有6%和3%分别来自次底层与底层的家庭。其他研究支持了这种趋势，参见Alexander Astin和Leticia Osequera，“The Declining‘Equity’of Higher Education”，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7，no.3（2004年）：321-41。

[13] Janet Currie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受教育少并且是少数民族的母亲更有可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子宫内时就受到污染。”她结合关于有毒废物清除地点的信息及有毒物质排放设施的信息，研究了1989～2003年来自5个州的1100万新生婴儿的数据。她发现，61%的非裔美国人母亲生活在污染源周围2000米的范围内，而只有41%的白人母亲住在那里。她据此得出结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在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一些性格特征方面表现出了某些特点，如果结合他们的生活环境，这一切早在出生前其实就已经注定了。”参见Currie，“Inequality at Birth：Som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1，no.3（2011年）：1–22。此前我们提供的数据表明大量美国人面临着无保障，大量儿童生活在贫困中。饥饿和营养不良都妨碍着学习。

[14] 参见Samuel Bowles，Steven N.Durlauf和Karla Hoff，eds.，Poverty Trap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15] 参见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Economic Mobil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Where Do We Stand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Recession?”，Washington，DC：Pew Charitable Trusts，2011，http://www.economicmoility.org/poll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