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使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美国的经济鸿沟已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社会1%的上层群体难以想象底层群体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层群体的生活是怎样的。以只有一个赚钱者和两个孩子的家庭为例。假设这个赚钱者身体健康，能够每周工作满40小时（美国工人平均每周只工作34小时），工资比最低标准略高，比如每小时8.50美元，这样在支付了社会保障税之后，他得到每小时8美元的工资，于是他1年工作2080小时总共拿到16 640美元。假设他不用缴纳所得税，但是他的雇主每个月扣除他200美元用以支付全家的健康保险，并为他支付每个月550美元保险费用的其余部分。这样他拿回家的收入是每年14 240美元。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或许能以每月700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套两卧室的公寓（包括各种设施）。去除此项开支，他就剩下5840美元用以支付全年的所有其他家庭开销。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可能也认为汽车是生活的基本必需品，这样养车所需的保险费、油费、维修费和折旧费，一年很容易就花去3000美元。于是这一家只剩下2840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不足3美元来支付吃穿等基本花销，就更别提娱乐了。如果收支出了问题，就根本没有缓冲的余地了。

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大衰退，对于这个假设的家庭以及全国数以百万计真实的美国家庭而言，有些地方的确出了问题。工作没有了，住房（他们的主要资产）的价值暴跌了，而且随着政府收入的减少，最被人们需要的安全网也被削减了。

早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的穷人就生活在灾难的边缘；但是伴随着大衰退，甚至连中产阶级都日益明显地陷入同样境地。这场危机充斥着人间悲剧：一次未能支付的抵押贷款升级为丢失房屋的所有权，无家可归又升级为失业以及家庭的最终破裂。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一次打击还可以应付，但第二次打击就应付不了了。由于大约50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因此有一个人生病就足以让全家人吃不消；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生病、失业或者出车祸，那么整个家庭就没法活了。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迄今为止的大多数个人破产都涉及家庭成员生病。

为了看清楚社会保障计划中微小的变化是如何对贫困家庭产生重大影响的，让我们再回到先前那个假设的例子，那个年收入只剩下2840美元的家庭。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很多州削减了对儿童保育的资助。比如在华盛顿州，两个孩子的保育费平均每月1433美元。即便上述家庭的另一位家长也能找到一份类似收入的工作，但如果没有政府资助的话，该家庭仍然承担不起儿童保育费。

没有安全网的劳动力市场

对于那些失业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11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了870万，同一时期正常情况下本来会有700万新人加入劳动者队伍，这样算下来真正的就业赤字就超过了1500万人。数百万一而再再而三寻找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放弃并退出劳动者队伍；当就业前景对大学毕业生而言都很惨淡时，年轻人就决定继续留在校园里读书。那些“失踪的”劳动者意味着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截至2012年初，失业率“只有”8.3%）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状态呈现出一幅过于美好的景象。

我们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发达工业化国家里最不慷慨的之一，根本做不到对失业者提供足够的支持。通常情况下，失业保险只提供6个月。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个充分就业的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大多数想找工作的人都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即便这份工作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或充分发挥他们的技能。但是那种情况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就不复存在了，失业者中差不多有半数是长期找不到工作的。

虽然享受失业保险的期限延长了（通常要经过国会一番艰苦的辩论），但即便如此，当救济金期满时，数百万美国人还是发现自己处于失业中。随着经济衰退和疲软的就业市场进入到2010年，我们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99周失业者”——那些处于失业状态超过99个星期的人，并且即便身处美国情况最好的州，即便得到联邦救助，他们仍然受到冷遇。他们找过工作，但就是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每一份工作有4个求职者盯着。考虑到要花费大量的政治资本才能使失业保险延伸到52、72或者99个星期，因此几乎没有政客提议为99周失业者做些什么。

2011年底由《纽约时报》做的一项民意测验揭示了美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不足的程度。当时只有38%的失业者得到失业救济金，而大约44%的失业者从未得到过。在那些得到资助的人中，70%的人觉得在他们没有找到一份工作之前，救济金就极有可能或很有可能到期了。3/4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说，救济金远远少于他们先前的收入。不足为奇的是，超过一半的失业者由于找不到工作而产生了情绪或健康问题，却得不到治疗，因为超过一半的失业者根本就没有健康保险。

很多中年失业者看不见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前景。对于年龄超过45岁的人而言，平均失业时间几乎接近1年。这次民意测验中唯一积极的亮点就是那种乐观的回答，总的来说，70%的人认为他们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极有可能或很有可能得到一份工作。看起来美国式的乐观主义仍然存在。

在衰退开始之前，美国在某些方面似乎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比如中产阶级的工资尽管没有涨，但至少每个人都还能找到一份工作。这就是长期吹嘘的所谓“灵活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但是金融危机显示，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像欧洲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不但高而且持续时间长，这种优势似乎正在消失。年轻人很沮丧——但是我推测，当他们得知当前这种趋势预示着什么时，他们会更加沮丧：那些长时间失业的人比起那些有相似条件但却幸运地找到了工作的人，终身就业的可能性要低。另外，即使他们找到了一份工作，所得工资也比后者的要低。实际上，在失业率很高的年份里参加工作，这些人的坏运气就会体现在他们的终身收入上。

经济不安全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众多美国人有着这么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就连那些就业者也知道他们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并且由于高失业率和低社会保障，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急转直下。失业意味着失去健康保险乃至他们的住房。

那些看上去有稳定工作的人面临着不安全的退休生活，因为近年来美国政府改变了管理养老金的方式。大多数退休福利曾经都是通过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提供的，劳动者可以放心他们退休后的待遇，企业承担了股市波动的风险。但是现在大多数劳动者面临的是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劳动者自己要管理起他们的退休账户，并承担起股市波动与通货膨胀的风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如果劳动者听了金融分析师的建议把钱投到了股市，那么他在2008年就赔惨了。

大衰退带给许多美国人三重打击：他们的工作、退休收入以及住房都处于风险当中。房地产泡沫暂时缓解了人们收入下降可能造成的后果。为了尽力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人们花的比挣的多。事实上，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也就是大衰退爆发前，底层80%的人群花的钱大约是挣的钱的110%。现在既然泡沫破裂了，这些美国人不仅需要量入为出，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还入不敷出，因为要偿还一大堆的债务。那些通过抵押贷款购房的人中，有超过1/5的人处境艰难，所欠房款超出了房子的价值。于是这房子不但没有成为日后退休养老或者支付孩子大学学费的存钱罐，反倒成了一个负担。并且许多人还面临着失去住房的风险，其中不少人已经遭遇这种结局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自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失去住房的数百万美国家庭，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安身之所，还包括大部分的积蓄甚至毕生积蓄。

一方面是退休账户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房产估价6.5万亿美元的损失，普通美国人在这场危机中损失惨重，而那些更穷的美国人刚刚开始实现他们的美国梦（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买了住房并看到住房在泡沫中升值），他们的损失就更惨了。2005～2009年，典型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丧失了其财富的53%，其资产仅是普通白人家庭资产的5%，而普通美籍西班牙家庭丧失了其财富的66%。就连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也下降很多，到2009年是113 149美元，比2005年损失了16%。

生活水平下降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收入水平不但乏善可陈，而且不能充分反映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大多数美国人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不安全和健康不安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有人身不安全。奥巴马的医疗计划原本打算扩大覆盖面，但是大衰退及其引发的预算紧缩导致了相反的举措。穷人所依赖的医疗补助计划已经被削减了。

缺乏健康保险是造成健康状况下降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对于穷人。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8岁，低于日本人的83岁、澳大利亚人或以色列人的82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09年，美国人的寿命总体排名第40位，略低于古巴。美国的婴儿和产妇死亡率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几乎差不多；就婴儿死亡率而言，美国的表现比古巴、白俄罗斯及马来西亚都差，且不说其他国家了。此外，这些不良健康指标主要反映的是美国穷人的悲惨境遇。比如，美国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上层群体几乎低10%。

我们在前面提到，一个典型的全职男工的收入在过去1/3世纪里是停滞不前的，那些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也下降了。为了避免收入下降得更厉害，每个家庭的工作小时数增加了，主要是因为更多的女人像她们的丈夫一样也参加了工作。我们的收入统计数据没有考虑家庭休闲时间的减少及其对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

生活标准的下降不但反映在严峻的经济现状中，也反映在变化的社会模式中。越来越多的年轻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25～34岁的男性中大约有19%，超过了2005年的14%；同一年龄段的女性比例从8%增长到10%。这些有时被称为“回巢族”的年轻人被迫待在家里，或者毕业后回到家里，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独立生活。甚至连结婚这样的习俗都受到了影响，至少就目前而言是这样，因为他们缺乏收入和安全感。仅2010年，同居但没结婚的人数就激增了13%。

普遍和持久的贫困以及公共教育和其他社会性支出中的长期投资不足的后果也在其他指标中显现出来，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发挥它应发挥的作用：高犯罪率，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在蹲监狱。尽管目前的暴力犯罪统计数据要好于1991年时最严重的情形，但仍然很高，比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严重很多，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很多贫困（及不太贫困）街区的居民仍觉得有遭到人身袭击的危险。把230万人关在监狱里的费用是巨额的。美国每10万人中有730人蹲监狱（相当于每100名成年人中有1人），这一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是很多欧洲国家的9～10倍。美国一些州花在监狱上的开支和花在大学上的一样多。

这些方面的开支不是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的标志。花在“治安”（保护生命与财产）上的钱并不能增加国民福利，只能防止情况变得更糟。但是我们把这些支出和其他任何支出一样都认为是国家GDP的一部分。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政府花更多的钱来防止人们犯罪，虽然这将显示为GDP的增长，但我们不应该把它同国民福利的增长混为一谈。

蹲监狱的人数甚至扭曲了我们的失业人口数据。蹲监狱的人严重受教育不足并且来自面临失业的群体。即便没入狱，他们也极有可能会成为已经人数众多的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真正的失业率可能更严重，也比欧洲国家更为严重。如果把大约230万蹲监狱的人都计算在内，美国的失业率就会大大高于9%。

贫困

大衰退使得美国规模日益缩小的中产阶级的日子比以前难过了。但是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更为艰难，就像本节前面所描述的那个家庭，他们试图依靠比最低工资略高的收入活下去。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只能勉强满足生活的基本要求，这些人被认为生活在贫困中，在2010年他们占总人口的15.1%，高于2007年的12.5%。我们此前的讨论应该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些人的生活标准有多么低。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度贫困（世界银行用于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指标，每人每天生活费用只有2美元或更少）的美国家庭的数量到2011年时达到了150万户，比1996年增长了一倍。“贫困差距”（poverty gap）指一个国家穷人的平均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百分比，它是另一个有实质意义的统计数据。美国的贫困差距达到了37%，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排名最低的之一，和西班牙（40%）、墨西哥（38.5%）及韩国（36.6%）属于同一类别。

贫困程度的另一个展现途径，就是有多少美国人是依靠政府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食物需要的——七人中有一人。即便那样，还是有大量的美国人至少一个月有一次是空着肚子上床睡觉的，不是因为他们节食，而是因为他们吃不起。

对贫困的测量（如同对收入的测量）很困难并且充满争议。直到2011年，标准的贫困测量方法才锁定在政府计划产生影响之前的收入上，就是上面给出的那些数字，它们反映了在政府没有提供安全网的情况下，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很显然，政府的各项计划的确很重要，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很多政府计划，像失业保险，提供的只是短期资助，目标人群是那些面临暂时困难的人。随着1996年福利制度的改革——《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福利支付也变得有时限性了（联邦资金一般限定为最多5年）。

当我们审视这些政府计划，同时也更为仔细地考察社会各种群体的不同需要时（农村人住房成本较低，老年人医疗费用较高），我们对于贫困就会有更细致的理解：相对于那些没有把穷人中不同群体的不同情况考虑进去的较早的测量方法，新的测量方法表明农村穷人较少，城里穷人较多，贫困儿童较少，贫困老人较多。根据新的测量方法（以及旧的测量方法），贫困人口的数量一直在迅速增加，仅从2009年到2010年就增加了6%，并且新测量方法得出的贫困人口数量甚至高于旧测量方法得出的，因此六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现在生活在贫困中。

《圣经》中所说的“你的周围总有穷人”也许是对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这么多的穷人，或者他们竟然要受这么多的苦。我们是有财富和资源来消除贫困的：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医疗保险（medicare）就几乎消除了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其他一些并不像美国一样富有的国家，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方面比美国做得好。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今天差不多有1/4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对他们的困境置之不理的政治选择会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1] 参见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mployment Situation Summary，2011年11月（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nr0.htm）。

[2] 关于这些故事的讲述，参见Peter Goodman，Past Due：The End of Easy Money and the Renewal of the American Economy（New York：Times Books，2009）。也可参见Lisa A.Goodman，Leonard Saxe和Mary Harvey，“Homelessness as Psychological Trauma：Broadening Perspectives”，American Psychologist 46，no.11（1991年11月）：1219–25。

[3] 参见U.S.Census Bureau，“Income，Poverty，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10”，（2011年9月）：60-239。

[4] Himmelstein等人“保守地”估计“2007年的所有破产中有62.1%是跟医疗费用有关”。此外，“大多数医疗费用欠款人都受过良好教育、有住房以及中产阶级职业。3/4都有健康保险。使用相同的定义，2001～2007年，由于医疗费用问题引发的破产上升了49.6%”。参见D.Himmelstein，D.Thorne，E.Warren和S.Woolhandler，“Medical Bankruptcy in the United States，2007：Results of a National Study”，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22，no.8（2009年）：741–46。一个更能反映因果关系的测量手段，即估计健康冲击对于是否宣布破产的决策的直接影响，Gross和Notowidigdo发现“支付不起的医疗费用是低收入家庭中大约26%的个人破产的关键原因”。参见Tal Gross和Matthew J.Notowidigdo，“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Consumer Bankruptcy Decision：Evidence from Expansions of Medicaid”，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no.7–8（2011年）：767–78。

[5] 参见Washington State Child Care Resource and Referral Network，2010 data reports。关于全州范围内一名学龄前儿童和一名刚学会走路的幼儿的平均成本的假设前提是这些孩子全年都在全脱幼儿园，参见http://www.childcarenet.org/partners/data（访问于2012年2月2日）。

[6] 参见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mployment Situation，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toc.htm（访问于2012年2月2日）。

[7] 参见Stephane Pallage，Lyle Scruggs和Christian Zimmermann，“Unemp-loyment Insurance Generosity：A Trans-Atlantic Comparison”，IZA Discussion Papers 3869，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IZA），2008。

[8] 最近是在2012年2月，在本书（英文版）付印之前。

[9] 一份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报告指出，2011年6月统计的1440万失业人口中有200万已经失业了99周多。参见G.Mayer，“The Trend in Long-Term Unemploy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orkers Unemployed for More Than 99 Weeks”，2011年9月12日，http://big.assets.huffingtonpost.com/crsreport.pdf。BLS报告说2010年的失业人口中有9%已经连续失业99周了。参见R.Ilg，“How Long before the Unemployed Find Jobs or Quit Looking?”，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1年5月，http://www.bls.gov/opub/ils/summary_11_01/unemployed_jobs_quit.htm。

[10] 截至2011年10月。在2007年12月，这一比率是1.8，在经济大衰退的顶峰时期，该比率达到了6.1。参见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Job Openings and Labor Turnover Survey—October 2011”，2011年12月13日，http://www.bls.gov/web/jolts/jlt_labstatgraphs.pdf。

[11] 有些政客和几位经济学家都担心失业保险会妨碍人们找工作。但是更多的人找工作只不过意味着更长的等待时间，而非更多的就业。

[12] 参见Michael Cooper和Allison Kopicki，“Jobless Go Without，But Stay Hopeful，Poll Finds”，《纽约时报》，2011年10月27日：A1，A16。

[13] 对于那些45～54岁的人来说，到2012年1月的平均失业时间是43周，对于55～64岁的人来说，平均失业时间已经超过了1年，差不多是57周。参见Household Data Table A-6 from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Unemployed Persons by Age，Sex，Race，Hispanic or Latino Ethnicity，Marital Status，and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2012年1月，http://www.bls.gov/web/empsit/cpseea36.pdf（访问于2012年3月6日）。

[14] 参见Steven J.Davis和Till von Wachter，“Recessions and the Costs of Job Loss”，2011年11月，Th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http://www.columbia.edu/~vw2112/papers//Recessions_and_the_Costs_of_Job_Loss_23_November_2011.pdf（访问于2012年3月5日）。另参见P.Oreopoulos，T.von Wachter和A.Heisz，“The Short-and Long-Term Career Effects of Graduating in a Recession：Hysteresis and Heterogeneity in the Market for College Graduates”，NBER Working Paper，no.12159（2006年）；L.Kahn，“The Long-Term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n a Bad Economy，”Labour Economics 12，no.2（2010年4月）：303–16。

[15] 这一点在以下论文中得到解释。Domenico Delli Gatti，Mauro Gallegati，Bruce C.Greenwald，Alberto Russo和Joseph E.Stiglitz，“Sectoral Imbalances and Long Run Crises”，Proceedings of the Beijing 2012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forthcoming 2012）。

[16] 1/4的抵押贷款者即大约1400万的美国人的房产贬值了，净负资产总额达到7000亿美元。参见M.Zandi，“To Shore Up the Recovery，Help Housing”，Special Report，Moody’s Analytics，2011年5月25日。

[17] 那些在2004～2008年办理抵押贷款的人尤其受到重创——其中有270万家庭已经被银行提前收回了住房，另外360万家庭的住房岌岌可危。参见D.Gruenstein Bocian，W.Li和C.Reid，“Lost Ground，2011：Disparities in Mortgage Lending and Foreclosures”，Center for Responsible Lending，2011年11月，http://www.responsiblelending.org/mortgage-lending/research-analysis/Lost-Ground-2011.pdf。

[18] 参见Zandi，“To Shore Up the Recovery”。

[19] 参见Pew Research Center，“Wealth Gaps Rise to Record Highs between Whites，Blacks，Hispanics Twenty-to-One”（2011年），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1/07/26/wealth-gaps-rise-to-record-highs-between-whites-blacks-hispanics/。

[20] 参见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order=wbapi_data_value_2009+wbapi_data_value+wbapi_data_value-last&sort=desc。

[21]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0年美国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每1000人中有8例，名列这方面排名的世界第45位，比不上古巴（6例）、白俄罗斯（6例）、立陶宛（7例）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7例）。冰岛在这方面的比率是美国的1/4（2例）。参见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DYN.MORT?order=wbapi_data_value_2010+wbapi_data_value+wbapi_data_value-last&sort=asc。关于产妇死亡率的数据也很相似，德国在这方面是美国的1/3。

[22] 2002年，底层1/10群体的寿命预期是73.2岁，而相对应的上层却是79.8岁。并且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实际上一直在扩大。1982年，最上层的1/10群体的预期寿命是76.3岁，最底层的1/10群体的则是71岁（然而对于健康方面不平等的测量，比如基尼系数，的确显示出了改进）。参见S.Peltzman，“Mortality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3，no.4（2009年秋）：175–90。健康方面的不平等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参见David Cutler，Angus Deaton和Adriana Lleras-Muney，“The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no.3（2006年夏）：97–20，“收入分布中最底层的5%美国人在1980年时各个年龄的预期寿命都比相对应的最上层的5%美国人低大约25%（Rogot，Sorlie，Johnson and Schmitt，1992）”。他们接着又说（第99页）：“非裔美国人在2002年的预期寿命要比美国白人少5.4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97～2001年，男性体力劳动者的预期寿命要少于脑力劳动者8.4年，这种差距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

[23] 大约有590万25～34岁的美国人住在父母家里，这比经济大衰退前的数字470万提高了14%。参见“America’s Famili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2011”，2011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K.Newman，The Accordion Family（Boston：Beacon Press，2012）。据报道，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高的比率了。

[24] 参见Carol Morello，“Married Couples at a Record Low”，《华盛顿邮报》，2011年12月14日，引用了Rose Kreider提供的数据。当然，这种趋势在经济大衰退爆发前就已存在，但是变化的幅度很明显，并且与经济大衰退很有关系。2010年，没有结婚而同居的人有750万。在许多贫困国家，缺乏经济资源是结婚的一个障碍或者导致晚婚。美国人的风俗在有些方面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

[25] 该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没有暴力犯罪历史的人会因为持有毒品而被判长期徒刑，但也反映了社会的暴力程度很高。不过判刑入狱的模式也表明其他社会力量（包括歧视）在起作用。参见Robert Perkinson，Texas Teuch(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10)；Michelle Alexander，The New Jim Crow(New York：New Press，2010)。

[26] 参见FBI，“Crime in the US，1991–2010”，Uniform Crime Reports，http://www.fbi.gov/about-us/cjis/ucr/crime-in-the-u.s/2010/crime-in-the-u.s.-2010/tables/10tbl01.xls。杀人案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上升，1980年达到顶峰，每10万人中有10.2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稍微下降，到1991年又上升到每10万人中有9.8起，之后开始下降，到了2010年是每10万人中有4.8起。参见U.S.Department of Justice，Homicide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1980–2008，2011年11月。暴力犯罪率在1991年达到最高峰，每10万人中有758起，到2009年时下降到每10万人中有429起。参见FBI，Uniform Crime Reports as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 of Criminal Justice Data，UCR data tool，http://www.ucrdatatool.gov/index.cfm（2012年1月1日）。

[27] 入狱人数的比例来自L.Glaze，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2010，United State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NCJ 231681，2011。根据同一报告，截至2010年，接受矫正监督的总人数甚至更多——超过700万。国际比较来自国际监狱研究中心，参见http://www.prisonstudies.org/info/worldbrief/wpb_stats.php?area=all&category=wb_poprate。根据这项报告，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入狱率的国家是卢旺达，大约每10万人中有595人；第三是俄罗斯，大约每10万人中有542人。关于美国国内跨州之间的比较，参见Pew Center on the States，2008，One in 100：Behind Bars in America 2008，http://www.pewcenteronthestates.org/uploadedFiles/One%20in%20100.pdf。

[28] 1987～2007年，美国50个州中有48个州用于矫正和高等教育支出的比率都增加了。在纽约州，这一比率增加了0.61；在俄勒冈州，对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每1美元，就有1.06美元花在矫正上；密歇根州则是1.19美元。参见Pew Center on the States，One in 100：Behind Bars in America 2008，http://www.pewcenteronthestates.org/uploadedFiles/8015PCTS_Prison08_FINAL_2-1-1_FORWEB.pdf。

[29] GDP给了人们对经济健康的一种错误印象，这是来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的一个主要信息。参见Jean-Paul Fitoussi，Amartya Sen，Joseph E.Stiglitz，J.Fitoussi和A.Sen，Mismeasuring Our Lives：Why GDP Doesn’t Add Up（New York：New Press，2010），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en/index.htm（2012年3月1日）。

[30]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美国蹲监狱的人数大约是227万。参见“Correctional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2010”，U.S.Department of Justice，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December 2011，NCJ 236319，http://bjs.ojp.usdoj.gov/content/pub/pdf/cpus10.pdf（2012年3月1日）。那一群体是没有工作的，如果把他们加入到2012年1月统计的1.544亿平民劳动力人口中以及当前被算成是失业的1276万失业人口中，那么就会使失业率从8.3%上升到9.5%。失业数据来自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Unemployment Situation Report—January 2012，http://www.bls.gov/news.release/pdf/empsit.pdf（2012年3月1日）。1999年的入狱率低一些，当时的一份报告表明如果把蹲监狱的人口算在失业人口之中，那么失业率就会提高2%。参见Bruce Western和Katherine Beckett，“How Unregulated Is the U.S.Labor Market?The Penal System as a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no.4（1999年1月）：1030–60。然而，蹲监狱本身可能会造成未蹲监狱人口的失业率增加，因为正如我们在第3章指出的，蹲过监狱的人的就业前景糟糕得很，这一点对于非裔美国人尤其如此。

[31] 联邦贫困线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社会保障局的Mollie Orshansky开发出来的。根据调查，当时每个家庭大约花掉其收入的1/3用于购买食品，基于此，贫困线是按照3倍于美国农业部制订的经济食品计划的成本算出的。这种贫困线为美国人口普查局所采用并根据每年根据通货膨胀进行更新。联邦贫困指南是一种管理工具（由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颁布），并已作为制度应用于在一系列重要福利计划中。这些测量显然有问题（正如Orshansky自己所强调的），主要是相对于住房和医疗，食品成本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2011年，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标准是22 350美元。参见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Poverty Guidelines，http://aspe.hhs.gov/poverty/11poverty.shtml。

[32] 参见H.Luke Shaefer和Kathryn Edin，“Extreme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96 to 2011”，National Poverty Center Policy Brief no.28，2012年2月，http://npc.umich.edu/publications/policy_briefs/brief28/policybrief28.pdf（2012年3月1日）。这些数字已经从636 000增加到了146万。这样的家庭在1年当中至少有1个月处于极度贫困之中。该研究只包含了现金收入，因此没有包括实物福利。此外，只有1/5的家庭收到租金优惠券或者住在公共住房里。即便家庭户在食品或医药上不花一分钱，仅仅维持一个三口之家每个月180美元的房费（没钱干别的了）就近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33] 参见OECD Factbook 2011–2012：Economic，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tistics，http://www.oecd-ilibrary.org/（2012年3月5日）。

[34] 截至2011年秋，大约有4630万美国人依靠食品券度日，而且有14.5%的美国人仍然面临着食品无保障。参见“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Number of Persons Participatin”，数据来自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http://www.fns.usda.gov/pd/29snapcurrpp.htm（2012年3月1日），以及“Food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Key Statistics and Graphics”，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http://www.ers.usda.gov/briefing/foodsecurity/stats_graphs.htm（2012年3月1日）。食品无保障是这样测量的：“1年当中的有些时候，这些家庭不能确定有或者不能得到满足其家庭所有成员需要的足够食品，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或其他资源购买食品。”

[35] 根据新的测量方法，贫困人口从2009年的4360万增加到了2010年的4620万。2010年，对于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来说，贫困线的标准是17 568美元。对于生活在美国城市中，就靠那么点儿钱用于衣、食、住和抚养孩子（剩不下多少用于享受现代生活的舒适）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食品券缓解了负担，给贫困家庭每个月最多526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6美元。参见U.S.Census，“The Research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2010”，2011年11月。这种讨论还没有充分强调贫困的许多维度。当年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我们进行了一项对1万人的调查来评价生活中的哪些方面他们压力最大。收入不足显然是一个方面，但他们不断强调的是不安全、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不能改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参见Deepa Narayan，et al.，Can Anyone Hear Us?Voices of the Poor（New York：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2000）和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01）。

[36] 在4620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只有350万是65岁或以上的，占贫困人口的7.6%。在总体人口中，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占了13%。老年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得益于社会保障。根据人口普查局的调查，“在2010年，如果社会保障支付从货币收入中排除的话，那么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就会增加近1400万，相当于现有老年贫困人口的5倍”。参见U.S.Census Bureau，“Income，Poverty，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2010”，9月由U.S.Census发布，“The Research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2010”，2011年11月。

[37] 参见U.S.Census 2011，“Chil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9 and 2010：Selected Race Groups and Hispanic Origin”，http://www.census.gov/prod/2011pubs/acsbr10-05.pdf（2012年3月6日）。对有些群体来说，该比率要高得多：2010年将近有40%的非裔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