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治文化的多重维度

如果说政治事件、政治行为、政治制度都是传统政治史的重要研究主题，新政治史学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使之重新焕发生机的话，政治文化史则是最近几十年刚刚兴起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和交叉研究领域。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并非完全不关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但这种关注集中在精英人物身上，主要涉及政治统治者对特定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看法、政治思想家关于政治权力之来源和限度的思考等，基本上没有超出政治事件史、政治人物传记或政治思想史的范围。而在20世纪70、80年代复兴的政治史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吸收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理论，来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尤其是普通社会公众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绪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象征符号。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首次使用“政治文化”概念来描述各国的“政治行为倾向性”。在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等人对美、英、德、意、墨五国公民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从中归纳出地域型、依附型、参与型三种政治文化的理想类型，奠定了西方政治文化分析的基本框架。此后，政治文化迅速取代“民族精神”、“国民性格”等概念，成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也为政治文化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前提。

近三十年来，借助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成为西方政治史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法国，政治史研究开始与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相结合，表象、想象、集体记忆等概念日益受到史学家们的青睐。1984至1992年出版的七大卷论文集《记忆之场》，是法国政治文化史的集大成之作。所谓“记忆之场”是指集体记忆的凝聚点，举凡地区、城市、名胜古迹等空间场所，国歌、三色旗等象征物，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集体活动和公共节日，以及攻占巴士底狱、雨果葬礼等历史事件，都在其探讨之列。⁽⁴¹⁾在英国，克罗马蒂埃从政治文化视角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进行再探讨，指出一场由法学家和律师主导的先期革命已经使宪政思想深入人心，从法律上树立了议会对于王权的政治优势。蒂特勒以市政厅及厅内画像作为考察对象，着力挖掘建筑物与肖像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表征和市民的政治心态，探讨了英国宗教改革对城镇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⁴²⁾在德国，科塞雷克等人尝试通过话语分析来重建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社会结构史，在七卷本的《历史学基本概念》中深入考察了1750至1850年间德国关键性政治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演变，借以揭示从前现代到现代体制的转化过程。柴尔德斯系统分析了1919到1933年德国的政治事件、党派活动，以及“传单、小册子、标语、演说和集会”所使用的语言，以便重建当时的政治话语并从中洞察各阶级的政治社会意识。⁽⁴³⁾

20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大革命研究，生动地展现了政治文化史的强劲势头。作为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尚在进行期间就已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两百年间积累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托克维尔、米什莱、马迪厄、伯克等人的经典之作。但传统研究大多聚焦于革命的起源与后果、革命中的政治派别、对革命的道德和价值判断等，在解释革命起源时也主要着眼于政治制度或社会经济结构，而较少关注大革命中的文化要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大革命史学界却掀起了一股政治文化研究的热潮。傅勒等人在1965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试图以精英集团的启蒙思想来解释大革命的起因，开启了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先声。随后，罗宾对法国大革命早期请愿书中的语言，以及“国家”、“公民”、“阁下”等政治术语进行了语义学分析；阿古隆、奥佐夫等人仔细描述了革命中的节日、象征和修辞，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在居民中间创造了一种共和意识；西威尔集中探讨了语言对于工人革命意识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亨特在1984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尤其引人注目，在作者看来，大革命的政治与其说是经济与社会利益的表现，倒不如说是革命者们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形象和日常活动，开创了社会政治的新局面。⁽⁴⁴⁾进入90年代，中国学者也加入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行列。在《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中，高毅对革命期间社会公众的决裂感、危机意识、阴谋忧患等心态进行深入剖析，并对语言、节日、谣言以及三色徽、小红帽、自由树等象征物作了细致描述，从而揭示了“内战式政治风格”的形成和特征。⁽⁴⁵⁾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也开始盛行政治文化史研究，发表了不少题材广泛、视角新颖的论著。关于社会心态和集体记忆者，如沈松侨对黄帝神话与晚清国族建构的研究、黄东兰通过岳飞庙对公共记忆之断裂与接续的探讨；⁽⁴⁶⁾关于空间和建筑者，如王笛对近代成都街头公共空间和地方政治的研究、王晓葵对黄花岗公园和广州革命烈士陵园的比较分析；⁽⁴⁷⁾关于节日和仪式者，如李学智对北京政府时期“双十节”活动的考察、李恭忠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理纪念周”的研究；⁽⁴⁸⁾关于身体和服饰者，如黄金麟对近代中国之身体形成的研究、陈蕴茜对中山装与国家权力之关系的考察；⁽⁴⁹⁾关于文本和影像者，如程美宝对清末广东乡土教材中国家话语的考察、王奇生对北伐时期漫画与民众动员之关系的研究。⁽⁵⁰⁾

由此可见，政治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至为宽广，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也十分多样。诸如语言、心态、记忆、空间、建筑、仪式、节日、身体、服饰、音乐、影像、纪念物、象征物等传统政治史的相对盲点，皆可成为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来自政治学的政治文化分析、来自社会学的身体理论和集体记忆理论、来自人类学的象征分析和仪式分析、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解构理论，皆可为政治文化史提供理论养分。政治文化史无疑大大拓展了新政治史的研究视野，为政治史在与社会史、文化史相融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