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麦尔维尔文本世界述介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是19世纪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他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社会变迁。

虽然麦尔维尔算不上一个政治家，但他对政治天生有一种敏感。他羡慕美国的新生，但对美国不断向外进行领土扩张持有异议。只要对美国历史稍有了解便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在19世纪积极推行“天命说”（Manifest Destiny），当时的美国民众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为自己国家的强盛感到自豪，进而升起一种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政府不断卷入海外战争、入侵土著居民的家园而感到内疚。青年时代的麦尔维尔自然也不例外。与所有的美国青年一样，麦尔维尔同样为美国的新生而欢呼。由于深受美国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爱默生的“自立”（Self-reliance）思想的感染，麦尔维尔一向主张自立。他曾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不需要美国版的哥尔斯密斯，不！我们也不需要美国版的米尔顿……让我们抛弃这个助长在文学上对英国阿谀谄媚的发酵剂……让我们大胆地谴责所有的模仿……”[1]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这个新兴的国家有着许多弊端。在他看来，美国政府过于狂妄，甚至野蛮，打着“天命说”的旗号四处扩张。麦尔维尔目睹了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恶果。美国政治上卷入了南太平洋争端，与其他欧洲列强共同参与侵略和压迫土著岛民。对此，麦尔维尔极为不满，从中可以看到麦尔维尔思想中的两重性因素。他既对欧美殖民主义不满，同情土著岛民，又津津乐道于殖民者的强悍、能干，贬责土著人，这也显示了他思想的局限性。不能否认，麦尔维尔主要是社会的叛逆者，他的作品无不闪烁着批判的火花，直接针砭美国政治。但他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美国殖民文化的建构。麦尔维尔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毕竟还是留有余地的，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主流文化的某种认同。

对于这样一位才思过人、思想复杂的作家，美国人却无动于衷。麦尔维尔生前并未获得声望，他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事隔20多年，美国学术界才有所领悟，原来他们失去的是一位文学巨匠，一位伟大的先驱。他那汹涌澎湃的大海故事《白鲸》一直为文学界所瞩目，被誉为巅峰之作。然而若只对他的某一两部作品作介绍显然是不够的。《白鲸》固然重要，堪称举世无双，但它还是概括不了麦尔维尔文学创作的全貌。实际上，为了写作《白鲸》，麦尔维尔曾经多次试笔。正是有了前期的创作成就才奠定了《白鲸》的写作基础。学界很早就认为麦尔维尔所以能成名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些扣人心弦的食人生番故事。就连麦尔维尔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早期作品仅仅是因青春期综合征发作所为。这实际上低估了他的创作成就。从作者真正试笔写作的年代来看，麦尔维尔在写作《泰比》（Typee，1846）之前早已发表过两个短篇故事，当时刊登在一家小报上，因为麦尔维尔那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因此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但至少也能说明麦尔维尔试笔小说远远早于写《泰比》这部作品。事实上，麦尔维尔以后的创作，包括《泰比》在内，都可以从这两个短篇中找到其写作手法上的承继关系。麦尔维尔从一开始就注重修辞手段，他笔下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呈明显的线条艺术轮廓。麦尔维尔后来的小说写作一直保持这样的风格。其中被认为有名的作品无非就是那些能够把这两种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哲理性又不失冒险性之作。换言之，麦尔维尔由于过分注重修辞手段，因而写出了《玛迪》（Mardi，1849），《皮埃尔》（Pierre，1852）和《骗子》（The Confidence Man，1857）等著作，而他一旦注重了情节结果就迥然不同，譬如《泰比》（Typee，1846）、《奥穆》（Omoo，1847）和《雷德伯恩》（Redburn，1849）等。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写，就能写出像《白鲸》这样的巨篇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如《书记员巴特尔比》（“Bartleby，The Scrivener”，1856），《贝尼托·塞莱诺》（“Benito Cereno”，1856）和《比利·巴德》（Billy Budd，1924）。

纵观麦尔维尔的创作实践，他的作品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他早期的和一些不太知名的小说。这些作品大都是依据某些史实和作者本人的海上经历而创作的，其中也包括寓言性很强的《玛迪》。第二类是《白鲸》，这是作者的登峰造极之作。第三类是他的后期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比他的早期作品略为知名一些，其中有不少堪称大手笔的短篇和诗作，如他的《贝尼托·塞莱诺》《书记员巴特尔比》《比利·巴德》和诗集《克拉莱尔》（Clarel，1876）、《战事集》（Battle-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1866）等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之作。虽然麦尔维尔最早试笔文学创作可以追溯到他在写作《泰比》之前，但真正称作长篇小说的还是《泰比》。这是一部既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也不全是虚构，而是一部“融冒险、轶事、人种学和社会批评于一体的著作”。[3]从表面上看，《泰比》确实像一部游记，叙述了主人公托莫的一些难忘的经历。他与同伴托比因忍受不了“多利号”船上枯燥无味的漂泊生活和残暴船长的呵斥与虐待而弃船闯入异域泰比峡谷。他们发现这里没有传说中所说的那么可怕，当然其中也不乏坏人，正如白人社会一样，异域泰比既有善良的人也有邪恶的人。他们初到时的感觉是这样一番情景：“我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该如何描绘眼前的这一切呢？……狭长的山谷，蜿蜒像一个巨大的枝丫交叉的棚架，景色宜人，我越往前走，就越觉得这个峡谷可爱迷人。远远望去，它愈加宽阔，一直通向远方的一条溪谷”。[4]托莫满怀好奇，愿冒生命之险前往探测。他觉得眼前的一切实在太诱人，即使真要葬身于土人之腹也值得一试。于是，土人的葬礼、舞蹈、宗教仪式及纹身等都成了托莫感兴趣并想了解的“他者”。出乎意料的是，他和他的同伴非但没有被土人吃掉，反而受到格外的“尊重”与“款待”。托莫可以与土著美女菲厄蔚荡舟游玩，自由嬉戏，过着一种胜似夫妻的生活。托莫一方面贪婪地享受这种生活，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猜度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总以文明人自居，俯视土著人，似乎只有他才是能干的。他讥笑土著人的愚昧、无知，却又不时地依赖这些被他鄙视的人。他充分利用他们的无知以获得更好的待遇，他自己不劳而获，却还要笑话土著人的懒惰。也许托莫只认为自己是文明人的化身，有别于这些无知的岛民，可以超越野蛮，不过麦尔维尔并没有使他如愿以偿，而是真实地揭示了他内心的阴暗和残忍。与这些土著人一起生活，托莫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出于无奈，他只好入乡随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托莫惊讶地发现，在这伊甸园般的海岛上原来也掩盖了无数令人困惑的东西。一方面，简朴、虔诚、无私的考利和天真、善良、美丽的菲厄蔚都使他留恋这伊甸园般的生活；另一方面本土文化对托莫的冲击也很大。可以说，托莫自来到泰比峡谷后，从没有放弃对土著人的警惕。恐惧和担心一直缠绕着他。他害怕成为食人生番的牺牲品。另外他的脚肿得更加厉害，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也多少影响了托莫的心绪。他也因无法充分享受生活而焦虑不安。再说，纹身本身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托莫愿意接受泰比文化，让自己的脸刻上花纹，那就等于完全认同土著文化，而这正是托莫无法接受的。托莫虽然在奇异之乡受到格外热情的款待和尊重，表面上也看不出土著人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要囚禁他，但事实上他始终被周围人盯着或护着，逃避不了土著人的眼光。为此，托莫觉得很不自在。他多么想摆脱这种境况，可又不知如何才能获得“自由”。托莫想到：“如果我能向他们传授一些机械艺术原理，或者让我自己变得对他们有用一些，或许他们会改变对我的看法，行为举止也会变得端庄礼貌。”[5]小说结尾的安排相当巧妙。托莫发疯似的冲向河边的一条用来搭救的捕鲸船。土著人想拦也拦不住。他拼命反抗，用鱼钩杀死了向他追赶而来的土著人。这样的结尾值得深思。托莫为了逃脱土著泰比峡谷而不惜杀死刚结识的土著朋友，对此他毫无愧疚而对他的冒险伙伴托比却思念心切：“我的朋友托比的命运就像谜一样始终让我难以忘怀。我不知道他是否也逃离了山谷，还是已经死于土著人之手。”[6]诚如大卫·科尔比（David Kirby）所说，“小说以冒险开始，恰以对人类孤独境遇的思索结束。”[7]

如果说《泰比》主要描写叙述者托莫及其伙伴托比在泰比峡谷游历的故事，这时的泰比自然景观还是纯天然的，可爱迷人，令人流连忘返。那么，麦尔维尔的第二部小说《奥穆》则表现的是遭白人骚扰过的土著塔希提群岛和马吉萨斯群岛。由于一大批像托莫这样的白人涌向了这个地区并从事各种“冒险”活动，导致土著文化及土人的生存直接受到了威胁。对此，彼特·康恩（Peter Conn）有过评论：“麦尔维尔把恬静优美的原始泰比生活与欧美人入侵给土著岛民所带来的灾难加以比较，旨在指出是帝国主义行径使得淳朴的南海岛民染上了疾病，不得不接受奸诈的法律制度和狂妄的基督传教士。”[8]原有的南海形象被摧毁。一旦神庙被拆，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疾病便流行，英年早逝现象频频发生。这也许就是南海岛民的命运。一向平和、恬淡的生活从此消失了。

《奥穆》的主人公显然与《泰比》中的托莫一样，同属于那种游手好闲、乐于冒险的流浪者。他们不愿受到社会的约束，渴望自由，一心向往南太平洋岛屿的自然景观，希望在那里过一种自由自在的伊甸园般的生活。他们对土著岛民既好奇，又蔑视，始终未能摆脱“白人优越”的思想。《奥穆》中的保罗就是典型的一例。小说仍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开头其实就是对《泰比》结尾的一个总结。叙述者旨在告诉读者一些愉快的经历，并预示还会有更多的乐趣。所不同的是，小说叙述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他和托莫明显不同，已不再具有白人水手的外表特征，有的是一副丛林人的模样：“我的模样会让人好奇。围着土著人制作的披巾，头发长长的，胡子也不刮，人们一见就会想到我近来的一切冒险经历。”[9]可见，《奥穆》的叙述者要比托莫更加自信。这是麦尔维尔惯用的开场白。通常他的主要人物一开始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冒险者，到头来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只好四处流浪。在《奥穆》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奥穆”或“流浪汉”很适合用来形容这部小说叙述者。若把它的叙述者与《泰比》中的托莫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比较被动，而前者才是积极的并相当自信。麦尔维尔有意把在伊米欧岛居住的时间延长，把两个星期扩大到两个月。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泰比》读起来很像一本日志，而《奥穆》写得更有深度，尤其在人物刻画上显得更精致高明，人物的对话也写得更有艺术性，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他们是软弱无能的船长盖伊、性情暴躁却又十分有能耐的杰尔明和一个有学识富有平等思想的医生郎·哥尔斯特等。书中船长盖伊向土人开枪的一幕，令人深思。对此，小说的叙述者有这样一段评论：“像这样的残暴行径发生在船长身上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尤其是在登上一个相对不甚知名的海岛……岛上的居民只要朝岸边奔来，十有八九要遭袭击……而且在开枪的人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10]此外，在叙述者看来，南太平洋的居民似乎都是一些粗俗的人。一见到这样一个“野人”，他们就肆意加以描绘，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另外，作品对属性问题也作了较多的揭示。麦尔维尔着眼于一个复杂的文化氛围，其中既有文化冲突，也有种族冲突、宗教冲突，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奥穆》在主题上有别于《泰比》。

《玛迪》是麦尔维尔创作的第三部南海小说，也是其“波利尼西亚三部曲”的压卷作。在这部小说中，麦尔维尔假托虚构的国家讽刺了美国的民主制和南部盛行的蓄奴制。从篇幅上讲，这部作品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两部小说；从情节上看，《玛迪》似乎又是一则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塔吉为了搭救土著少女伊勒，不惜杀死土著祭司而遭其儿子追杀报复，整个叙述扑朔迷离。作品的情节虽属浪漫，但仍未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白人优越”思想的阴影。塔吉触犯法规，本该受到惩罚，但他出奇地受到玛迪群岛土著人的敬重。他俨然扮演了上帝使者的角色，君临天下。他把土著少女伊勒理想化是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以便在种族上获得认同。此外，作品还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自我膨胀和帝国冲动意识。由于作品从一开始对实际航行的叙述逐步转化成虚幻的故事，麦尔维尔的声誉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不过，他在这部作品中的确探讨了一些深刻的主题，他把笔触伸向各种各样的人生与社会问题，探讨宇宙是否有秩序，善与恶是不是相对，正统是否等于真理等。可以说，《玛迪》是追求美好、幸福、道德和真理等人生真谛的一个讽喻故事。它失去读者主要是因为作品过于玄想。其失败促使麦尔维尔重新思考写作途径，回到原来的创作轨道，于是写出了两部类似《泰比》和《奥穆》的小说：《雷德伯恩》和《白外套》（White-Jacket，1850）。

《雷德伯恩》是作者根据自己早期随“高原号”商船去利物浦的经历所写的小说。写这本书作者前后只花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麦尔维尔一直觉得这是一本有损自己声誉的书。他毫不讳言，写《雷德伯恩》是想“攒几个钱买烟抽”。[11]作品以同情的笔触生动描写了主人公雷德伯恩初次远离故土出航英国的奇特经历。和麦尔维尔一样，雷德伯恩过早地失去了父亲，又寻不到真正的友爱，像个弃儿一样在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上流浪。他整天担惊受怕，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为了寻求某种出路，他只好选择大海：“我总是情不自禁地陷入梦想，向往远航和旅行，能够畅谈遥远而又野蛮国度的人和事，那该多好！要是我从非洲海岸或新西兰远航回来，人们会惊讶地看待我，并向我投来惊羡的目光。我那晒黑的脸蛋会显得多么浪漫和神奇，如果我穿上那些从海外带来的精致漂亮、富有异国情调的服饰走在街上，准是引人注目。只要我一经过，那些杂货店的伙计们就会频频回顾。”[12]雷德伯恩一心向往异国情调，渴求被社会接受，但他终未如愿以偿。他一心想通过航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果他搭乘的“高原号”商船却去了肮脏、散发腐臭的英国利物浦市。这使雷德伯恩大失所望。他未曾想到所见的竟是“母子死于地窖”这样一幅冷酷的惨景。他向警察和过路人求援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深有感触地说：“利物浦远没有非洲海岸和新西兰好。”[13]与《泰比》和《奥穆》一样，《雷德伯恩》似乎也要揭示天下没有不散的友情这样一种现实。雷德伯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哈利，因为他们的身世比较相同，都属于那种被遗弃的人，但航行还未结束，雷德伯恩就说他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哈利。[14]其实雷德伯恩根本不想再见到这位比自己还落魄的人。

麦尔维尔笔下的这些人物，大都是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力图从哲学思考中找到某种精神安慰。小说差不多写了一半，麦尔维尔才渐渐透露雷德伯恩的身份。他是一位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人，对自己的祖先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我们的鲜血就像亚马逊河的急流奔腾不息，直到汇成一体。我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更像一个世界……我们是所有时代的继承人。我们和所有民族的人一起分享继承权。在这个西方国度，所有族群和人民正组成一个联合的整体，未来将使所有分离的亚当的后代重返伊甸家园”。[15]但不管怎样，《雷德伯恩》中的人物形象还是比较丰满的。只是从情节的发展来看，作品似有些拖沓，叙述不够简练，因此还算不上作者本人声称的所谓“大杂烩”这一类作品。应该说这部小说主题突出，意象也比较独特。作者还围绕属性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当雷德伯恩为了使势利的船长对自己有个好印象时就不得不装出富人的样子。他那勉强能够度日的微薄收入怎么能掩盖住其实质上的贫困。为了不露马脚，雷德伯恩只好伪装自己。他处处小心翼翼，唯恐被人发现。但无论雷德伯恩怎样小心，他都无法掩盖兜里没钱的事实。无奈之下，他只好发出悲怆的感慨：“穷人干啥都穷，想装富也装不起来。”[16]暴露了真相的雷德伯恩只好干船上最低级的活。他也因此得了不少绰号，如“匹尔加利克”“仆人”“杰米·达克斯”和“擦鞋匠”等。

另一部就是《白外套》。作品也是描写单纯、幼稚的青年初次踏入社会和开始认识其罪恶的故事。与《雷德伯恩》一样，这部作品也是写于麦尔维尔生活最窘迫之际，因此明显带有商品意识的烙印。但从写作技巧上讲，《白外套》在当时还是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只是比《雷德伯恩》更富有政治色彩。作品主要揭示当时船上实行的体罚及海军军官滥施权力的现象。出版后不久便引起了轰动。有位编者曾把它视作“一部反映时代现实问题的力作”。[17]学界以往都把它看作自传，其实这是有失公允的。应该说，它是一部书写美好主题的著作。主人公白外套鼓吹在船上实施改革，主张打破那种僵硬的等级森严的制度，逐步改善普通水手的生活及其政治待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些改革主张竟逐渐变成一种杰出人物统治论。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主题。据说麦尔维尔当时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完成这部小说，难怪有人评论说，麦尔维尔写《白外套》是为了赶时髦，要迎合一些大众趣味。[18]对此他本人也不否认：“写《雷德伯恩》和《白外套》都是为了攒几个钱用”。[19]总体上讲，这部小说结构比较松散，情节比较生动，具有明显的说教倾向。如果说《玛迪》在文风上开启了《白鲸》的先河，那么在视野的开阔方面《白外套》则称得上《白鲸》的前奏。

《白鲸》在1851年出版时，评论界的态度很不一致。令麦尔维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先前一向欣赏自己作品的人也报之以冷嘲热讽。当时的《文学世界》（Literary World）杂志首先向《白鲸》发难，指责该书是一部“知识杂烩”，在看似罗曼司的外表下掩盖了许多文学以外的东西，如哲学、自然史等，简直像一盆“海鲜拼盘”[20]。几乎同时，英国的《新月刊》（New Monthly Magazine）也称该书的文风是“狂乱的——像交尾的野兔一样如痴似狂”[21]。唯独霍桑，也是该书的题献者曾给作品以充分的肯定，认为麦尔维尔写了一本好书。也许当时评论界对霍桑的这种反应感到诧异，但今天谁也不会否认《白鲸》代表了麦尔维尔艺术的顶峰。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就欢呼“它是一本伟大的著作”。[22]美国著名评论家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也早有评价，认为麦尔维尔这部小说是“对美国想象力的最宏伟的表达”。[23]但是，《白鲸》的创作来源还是相当朴实的，主要根据作者早年当水手的经历。从情节上讲，作品是关于一个名叫以实玛利的年轻人远航捕杀鲸鱼的故事。故事是由第一人称叙述的。以实玛利随“裴阔德号”船去远洋捕鲸，船长亚哈在一次同白鲸的搏斗中被咬断了一条腿。从此，捕杀这条白鲸就成了船长的生活目的，他强迫全体船员跟他去捕杀白鲸。结果，在搏斗中，“裴阔德号”船覆没，船长与白鲸同归于尽，只有以实玛利幸存，活下来向世人讲述了这个故事。

那么《白鲸》的魅力究竟何在？首先，小说的风格看似奇异多变，其主题还是十分鲜明的。作者成功地运用了19世纪美国小说最爱使用的象征与讽喻手法。作品中的人物命名相当独特，充分运用历史典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船长“亚哈”就是根据《旧约全书》中那个刻毒的同名复仇国王的原型塑造的。故事的叙述者“以实玛利”也是十分贴切地依照《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一个流浪汉而命名的。麦尔维尔借伊希梅尔之口叙述了“裴阔德号”船漫长的捕鲸岁月，生动再现了大海的广漠，台风的恐怖，烈日的严酷和风平浪静的恬美。作者对大自然、对大海的描写，从侧面烘托人同大自然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心理活动，为作品增色添彩。辽阔的大海，一会儿是笼罩着田园式的宁静，肃穆柔和，具有引人遐思的魔力；一会儿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令人头晕目眩。而且不论是凉爽晴朗、多色多艳的白昼，还是繁星闪烁、端庄娴静的夜空，大海底下始终高深莫测，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作者就是这样通过渲染环境，索物托情，寓情于景，景随情迁，使得人物形象与周围环境生动贴切。麦尔维尔的惊人之处还在于他生动描写了一个以鲸鱼为代表的海洋生物世界。麦尔维尔有根有据地向读者缕述有关捕鲸业和大海的许多详细情况。《白鲸》也因此被誉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绘声绘色描写追捕大鲸鱼的惊险场面的同时，叙述者还谈天说地，侃历史，说哲理，论人物，讲习俗。在这些看似抽象的说教和闲文背后，其实隐含着深层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到捕鲸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看到捕鲸作为一种工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者种种艰辛的生活。因此，仅从宗教或哲学的角度来解释《白鲸》这样一部具有思想内涵的著作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这部作品，又不难发现，麦尔维尔笔下的“裴阔德号”捕鲸船其实就是人类世界的缩影，它既是一个设备齐全、人力配备充足的生产中心，同时也是个小社会。在这里，管理严密，各司其职，操作程序有条不紊，亚哈就是这个生产中心、这个小社会至高无上的主宰。概而言之，《白鲸》是麦尔维尔以他个人捕鲸的经验以及一个简单的海上冒险故事为基础而构思创作的一部技巧复杂、思想大胆的小说，也是一部融戏剧、冒险、哲理、研究于一体的鸿篇巨制。

《白鲸》出版后，并没有像麦尔维尔自己想象的那样可以使自己的处境有所改观，尤其使他失望的是这部精心结撰的小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效益。这就敦促他不得不考虑选题问题。麦尔维尔苦思冥想，在困惑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可以说，麦尔维尔在着手《皮埃尔》的写作时所遇到的困惑丝毫不亚于他当年写完《玛迪》之后的感受。当时他因《玛迪》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经济收入而觉得它是败笔。为此他重新确立选题，写出了《雷德伯恩》和《白外套》。这些作品使他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确实也弥补了他为了写出自己想写的巨篇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不过，到他写作《皮埃尔》时，麦尔维尔几乎倾其所有。商船侍童、捕鲸人和水手等都被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经历都告诉了读者。他只有另辟蹊径才可能写出有新意的作品，于是他把眼光转向了女性读者。《皮埃尔》一出版便博得女性读者的青睐。作品通过一个青年的恋爱悲剧揭示一个变了形的世界。主人公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去保护父亲的私生女，最后陷入“极端的愚蠢和罪孽而不能自拔”。麦尔维尔发现很难做到既能满足读者需要，又能符合自己心愿这样两全其美的事。

要阐释《皮埃尔》并非易事。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相当复杂，书中人物及其关系足以让细心的读者迷惑不解。当然这种模糊性的产生并不意味着麦尔维尔缺乏清晰的小说脉络，只要细细分析便会发现小说本身的主题就是多元性的，并且错综交叉。正是这种复杂性才给阅读增添了难度。小说语言风格比较特别，音韵节奏感强，像无韵诗。比喻修辞手段突出，惯用典故，长句多，并造了许多新词。作品刻意描写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像警察、仆人等，这些人语言纯朴，生活气息较浓。不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似乎都以其高雅的语言方式言说，这种皮埃尔式的说话方式缺乏幽默，有时甚至呆板，大有做作之嫌。此外，格莱丁宁夫人、伊瑟贝尔、露西、皮埃尔的姑母多莱西等人都缺乏现实性。尽管有评论家说，“《皮埃尔》算不上麦尔维尔的一部力作，因为作品无论从结构、人物形象还是写作风格上都存在许多缺陷”[24]，但作为作者成名之后不满足于现状，试图继续开拓而进行的试验，《皮埃尔》无论成败如何都不失为一次有效的尝试，标志着作者写作重点的重大转移，从形而上学转向内心世界。就此一点，它仍值得我们关注。况且，作品本身还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其中作者对人生所作的诸多思考也不乏深刻性。

《伊兹莱尔·波特》（Israel Potter，1855）是用第三人称创作的。作品的叙事机制也显得比较复杂，再现了伊兹莱尔·波特波澜壮阔的一生。故事的叙述者其实是在为美国独立革命呐喊，呼唤一种革命英雄主义意识。麦尔维尔赋予这部小说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他在基本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大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尽量使主人公波特从历史的框架中摆脱出来。如果说麦尔维尔的《泰比》《奥穆》是他自己在南海冒险经历的缩影，那么他的第三部作品《玛迪》则写得更富有想象力。不过，到他写《雷德伯恩》和《白外套》时，麦尔维尔又重新回到自己生活的记忆中去。麦尔维尔写作《伊兹莱尔·波特》时心绪一直很不稳定。生活的窘迫使他在写长篇小说时又免不了写短篇小说以便谋生。他接连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书记员巴特尔比》《贝尼托·塞莱诺》等。这时的麦尔维尔已从纷繁嘈杂的外部世界转向对内心世界的开掘。前者写的是一则关于华尔街的故事，主要突出经济压力对人的冲击。后来这篇故事与《贝尼托·塞莱诺》一起被收进了《广场故事集》（Piazza Tales，1856）。

《骗子》是一部讽刺小说。在“密西西比河联盟”号轮船上有个骗子极为奸猾狡诈，借改变身份等方式欺骗、愚弄和毁灭了许多人。麦尔维尔在这里把矛头直接指向人类社会及人类愚蠢的表现。作品还通过对骗子骗术高明的说明揭露了周围乘客天生的贪婪、愚蠢和邪恶。

1856年麦尔维尔写完《骗子》后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有创作的灵感了，心情极度低落。在家人的一再敦促下，他去了欧洲和近东。在这次旅途中，麦尔维尔写下了不少日记。这些日记读起来与他的那些寻求真理的故事没有不同，其中反映了一种衰落感。他来到了埃及和巴勒斯坦。这是一次回溯到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发源地的朝圣，是一次到上帝的荒原里去的冒险。由此产生了麦尔维尔关于神性的空洞的直觉。不过意大利光彩夺目的画廊又使他精神振作起来。他满怀信心，发誓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好向自己的同胞讲述。于是他从1857年起一连三个冬天都去作巡回演讲。第一次作了题为“罗马的雕塑”（Statues in Rome）的演讲。由于他过分注重对内心世界的开掘，把乌托邦从历史的时空搬到想象的王国，加上又用从旅行中获得的关于艺术和文明的理论来描述个人对美的追求，所以他的演讲未能吸引听众。由于再度遭受挫折，麦尔维尔对美国生活的那种个人的愤慨之情因此变成了一种历史怀疑论。讲演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旅行经历及其精神反思却促使他去探索另一种更加形式化、更少模仿性的艺术——诗歌。麦尔维尔的第一部诗稿完成于1860年，当时未能找到出版商。后来麦尔维尔就对其中的诗篇作了修改。其中一部分以“昔日游历的果实”（“Fruit of Travel Long Ago”）为题出现在《替摩里昂》（Timoleon，1891）里，另外一些诗篇也被收进麦尔维尔身后出版的《杂草和野生物》（Weeds and wildings，1924）中。《战事集》是写南北战争的作品，诗歌的形式是一种自由诗体。作者在这部诗集里极力呼吁要恰当地对待南方的重建，暗示人们在充满暴力的历史进程中要宽大为怀地生活下去。《克拉莱尔》是一首叙事诗，宗教味很浓，是麦尔维尔根据其“圣地朝拜”的感受而作。作品写克拉莱尔这位年轻的美国神学院学生在耶路撒冷的游历、朝拜以求寻回对基督失却的信仰这一经过。他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无数精神挣扎，最后却失落地走向死亡。全诗被笼罩在一片悲观的氛围中。从《克拉莱尔》出版到麦尔维尔1885年从海关退休，再到他1891年去世，麦尔维尔的生活表面上看来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晚年，麦尔维尔除了偶尔发发脾气外，心情一向比较开朗。他沉浸在家庭的温暖中尽享天伦之乐。他对外界的纷争似乎不再感兴趣了，就连纽约作家俱乐部给他的邀请他也一一谢绝。

《约翰·马尔和其他水手》（John Mar and other Sailors，1888）又是作者晚年的一部诗集，主要描写海洋的壮阔及水手们在海上漂泊的经历。这些诗作要比以前的诗写得好。它们将自然的险恶展示给无知的人们，向他们述说人生的不幸。全书最后以一种低沉、妥协的调子结束，这也暴露了作者一种矛盾的世界观：勇敢的精神和崇高的情怀只属于过去；留给今天的唯有痛苦而沉默的忍受。《替摩里昂》是一本约40首的诗集，主要根据作者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游历写作而成。其中情感最强烈的诗是关于真理的信仰者受到的种种考验和报偿。诗篇《替摩里昂》借普卢塔克作品中关于这位科林思地方军人政治家的传说来影射麦尔维尔本人一生的遭遇。本已被忘恩负义的人们疏远、也被对此听之任之的神灵冷落的替摩里昂却挺身出来挽救了国家，然后又自动离去，以此表示对赞美他的人的轻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麦尔维尔另外一些零碎的诗作，如《雪利敦》（“Sheridan”）、《希洛》（“Shiloh”）、《艺术》（“Art”）、《查塔诺加》（“Chattanooga”）、《奇加摩加杀人案》（“On the Slain at Chiekamauga”）、《挽歌》（“Monody”）、《致尼德》、（“To Ned”）和《克拉莱尔的收场白》（“Epilogue to Clarel”）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具有浓郁的抒情格调，但不乏思想性。用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的话说，“麦尔维尔的这些短篇诗作玄学思想较重，几乎融个人回忆与忏悔、历史与瞬间、神秘与超然于一体”。[25]尽管评论界对麦尔维尔晚年转向诗歌创作猜测颇多，说法不一，但应该承认，麦尔维尔是一位充满诗性的作家，也是影响20世纪诗人的大作家之一，他的诗总体上讲算不上美，但在选题和意象上还是值得称道的。[26]

写诗之余，麦尔维尔在晚年还写了一个著名的中篇小说《比利·巴德》。这是麦尔维尔生前写作的最后一篇小说，主要叙述1797年威尔、比利和克拉加特三个英国人的故事。比利·巴德是“永胜号”船上的一个前桅水手，他为人正直无私，履行职责也是一丝不苟，因而赢得了同事们和长官的喜爱。有一次，比利从丹斯克尔那里获悉克拉加特对自己怀有恶意，不过，他并没有相信此话。后来因有人经常打比利小报告加深了克拉加特对比利的敌对情绪。当有人建议比利谋反时，他断然拒绝，但他也没有向军官告密，而是告诉了丹斯克尔。后来克拉加特向威尔船长诬告比利谋反，比利被秘密地召到船长的跟前接受询问。由于在询问过程中比利口吃发作，无法有条不紊地回答问题，一气之下，他打死了克拉加特。这一举动触犯了军规，比利因此被处以死刑。麦尔维尔在这部作品中对善与恶这个问题作了最后一次阐述，即世上普遍存在善恶。在人的心目中，唯有“善”是永恒的，最崇高的。他进而说明了现实生活的双重意义——威尔船长鄙视克拉加特这个奸诈的小人，但船上需要他；他喜欢比利的忠厚老实，但为使船员竭尽忠诚又不得不宣判他的死刑。

麦尔维尔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精心营构的艺术世界的确像一座迷宫，令人神往。人们为之惊叹不已，争相探索其中的奥秘。无论是他的小说、诗歌还是演讲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那深邃的哲学见地和精湛的艺术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掘。

注释

[1]Herman Melville，“Hawthorne and His Mosses，”in The Piazza Tales and Other Prose Pieces，1839-1860，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87），p.248.

[2]麦尔维尔的写作生涯大致可以追溯到1838年他为亚巴尼一家小报《显微镜》（Microscope）所写的一组信件和翌年写的两则短篇故事，参见David Kirby，Herman Melville（New York：Continuum，1993），p.22。

[3]Robert Milder，“Herman Melville，”in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dited by Emory Eliotte et a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430.

[4]Herman Melville，Typee：A Peep at Polynesian Life，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68），p.28.

[5]Herman Melville，Typee：A Peep at Polynesian Life，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68），p.120.

[6]Ibid.，p.253.

[7]David Kirby，Herman Melville（New York：Continuum，1993），p.54.

[8]Peter Conn，Literarure in America：An Illustrated 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06.

[9]Herman Melville，Omoo：A Narrative of Adventures in the South Seas，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68），pp.5-6.

[10]Ibid.，p.25.

[11]Herman Melville，Redburn，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69），p.338.

[12]Herman Melville，Redburn，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69），p.5.

[13]Ibid.，p.69.

[14]Ibid.，p.311.

[15]Herman Melville，Redburn，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69），p.169.

[16]Ibid.，p.17.

[17]Willard Thorp，“Historical Note，”in Herman Melville White-jacket；Or，The World in a Man-of-War，edited by Harrison Hayford et al（Evanston and 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ewberry Library，1970），p.435.

[18]Charles R.Anderson，Melville in the South Se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6），p.431.

[19]The Letters of Herman Melville，edited by Merrell R.Davis and W.H.Gilma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p.91.

[20]Evert A.Duyckinck，“Moby-Dick”in Literary World（November 1851），p.403.

[21]Ian Ousby. An Introduction to Fifty American Novels（London：Pan Books Ltd.，1979），p.79.

[22]Lawrence，D.H.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Penguin，1977），p.28.

[23]Richard Chas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Garden City，NY：Doubleday，1957），p.113.

[24]“Introduction”to Herman Melville，Pierre；Or，The Ambiguities（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30），p.xxxviii.

[25]Richard Chase.ed.，Selected Tales and Poems by Herman Melville.（New York：Rinehart and Company），p.xix.

[26]Newton Arvin，“Melville's Shorter Poems，”in Partisan Review（October 1949），p.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