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种可能:28个改写命运者的关键时刻
- 正和岛
- 6760字
- 2020-08-27 05:45:39
王淑琴 两次谢绝做“官”,带领老国企起死回生
很多人一开始说我傻,后来又说我有眼界,其实根本不是,当初我只是听从了自己的内心。
王淑琴,吉利尔公司董事长。
吉利尔公司的前身是高平丝织印染厂(简称“丝织厂”),计划经济时代华北地区最大的丝织企业,被誉为“太行山上一枝花”。
王淑琴曾两次谢绝做“官”,带领这个老国企进行了刻骨铭心的转型,又在最艰难的时刻,断臂求生……相信对她来说,背后一定有无数个夜晚,欲哭无泪,甚至无声崩溃。就像里尔克的那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撑住就是一切”。
她说:“很多人一开始说我傻,后来又说我有眼界,其实根本不是,当初我只是听从了自己的内心。”
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高中时埋下的一颗种子
1988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晋东南高平丝织印染厂。
高平丝织印染厂在历史上非常辉煌,曾被《中国画报》誉为“太行山上一枝花”,很多人挤破脑袋要进去。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想,如果能去那里工作,那该有多幸福。
丝织厂最值得称道的是,它是一种高端丝绸——“潞绸”技术的唯一传承者。山西是中国丝绸的起源地,盛唐时期,丝绸是山西出口最多的产品。明朝时,太祖朱元璋在山西潞安府设立了织染局,专为皇家派造丝绸,“潞绸”因此得名。
历史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同治皇帝)。当时,咸丰帝大喜,命配“潞绸被”十八床,超过了皇后生产配十二床的规制。至今,故宫中仍保存着潞绸床品50件。
进入丝织厂后,我就在团委、工会、车间轮岗。当时有一个车间,生产的服装卖不出去,经营困难,厂长觉得女大学生做服装更适合,就找我谈话,希望我来负责此事。
1993年,我去南方考察,了解市场。大半年后,我给厂长写了一份报告,说既然要做成品,单单一个车间是不够的,要成立公司。1994年,厂里就把车间单独拉出来,成立了吉利尔服装公司。
吉利尔,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带有那个年代的特色。当初什么都是××尔,雅博尔、海尔……大家都觉得这样叫很洋气,很高大上。吉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吉利尔就是寓意每个人都吉祥如意。
当公司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首先想的是做什么能卖钱。原来车间是做衬衫的,但当时整个高平市很少有人穿衬衫,人们觉得衬衫不实用,不吸汗还很容易脏。我们创新出一个新的品类——保暖衬衫,这样冬天穿一件保暖衬衫就够了,结果一下子就火了,在当地男士中,掀起了一场穿衬衫“革命”。
不一样的是,吉利尔只做高端衬衫,坚持用高端材料,一件100元。1995年的时候,普通衬衫基本是十几二十几元,一件100元的衬衫在当时可以说相当高端了。现在很多晋城人回忆此事,对此依然很激动。
定位高端,自然要从高端客户着手撬动市场。公务人员和企业领导是我们的标杆客户,市里领导班子几乎人手一件,很多机关一开会,70%的人穿的都是吉利尔的衬衫。那时是短缺经济,市场不饱和,也没有互联网,我们的衬衫一下子就引领了市场潮流。
也算是歪打正着,吉利尔衬衫被客户带火了。很多人买衬衫送人,吉利尔成了送礼佳品。最后,销售火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把营销部门砍掉了,因为根本不需要营销,无论西服、衬衫、睡衣还是被子,只要一出货,立刻就被抢光。
那是吉利尔的一个“黄金时代”,销售额很快破亿元,真可谓顺风顺水。
35岁,谢绝当副县长;40岁,谢绝当副市长
不久后,吉利尔的母公司——高平丝织印染厂,陷入了经营困境。1996年,丝织厂破产重组,更名为晋城市凤凰织品有限公司,换了厂长继续干,但到1999年仍然举步维艰。于是,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兼任总公司的总经理(厂长)。
为什么企业总搞不好呢?因为丝织厂是正处级单位,厂长就是正处级干部。自我1988年进厂后,平均一年半换一任厂长,大家都想把这里当成跳板,想着之后跳到行政系统可以当县长、局长。我也有过两次弃商从政的机会:一次当副县长,另一次当副市长。
当总经理四年后,我35岁,属于正处级。市里在对各县配备干部时,考虑到女干部的职数要求,市长找我谈话,希望我出任某县副县长。我想了又想,觉得行政还是不适合我,最终谢绝了。
之所以没有离开,是因为我心里早已埋下的那颗种子。高中的时候,丝织厂是时尚的风向标,企业效益好,附属医院、学校都是当地领先的。每当市里举办文艺汇演,丝织厂的节目都在最后压轴,我们下了晚自习,跑去看节目,等到最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些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丝织厂是国有企业,经常和政府打交道。我深刻感受到,如果去搞行政,对于我这个在企业干惯了的人,会有很多地方不适应。在企业里做事只要把企业做好,就会得到社会的肯定。同时这也是我的“初心”所在。我决定坚持初心。亲戚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眼,说我太“笨”。好在家里人还比较尊重我的选择。
五年之后,组织又提拔我做某市副市长。40岁当副市长,是一件很风光的事。而此时,丝织厂也因为体制问题,面临经营困难。
是跳槽脱身,还是继续坚守?我又一次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能预料到,如果我不再坚持,企业马上就面临停产关门。我不愿看到2000多个家庭陷入困境,我割舍不下对丝织厂的感情,也不想失去这份工作的乐趣……我不允许“她”不好。于是,没有太多权衡,我再一次辜负了组织的信任。
紧接着,一场大变革就来了。
至今泪目的改革史
2008年的时候,企业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因为体制问题,经营压力很大。这一年也正好是晋城市改革之年,我决定顺应潮流——改制!生死存亡一瞬间,胜败在此一举。
因为丝织厂是国企,正处级单位,很多人享受惯了“官威凛凛”,不愿意失去职级,更不愿成为民企员工。改革就是对这些利益动刀子,其难度可想而知。
因为政策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很多工人不满意,他们每天不是在办公室里闹,就是去我家门口堵我。我跟派出所说这个情况,他们说,这件事情他们也管不了。我每天都胆战心惊地回家,好几次梦中被吓醒,惊出一身冷汗。
有一次,我婆婆在家,一打开大门,发现门口堵了一堆人,就吓得赶紧关门。结果不小心夹到了一个人的手指,那人破口大骂。我婆婆很生气,开门跟他们理论,把他们“骂”走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人到我家门口围堵我了。
虽然他们走了,但我的担子并没能放下。高平丝织厂有2000多户员工,家属院里的水、电、暖气都和企业连在一起,企业一停产,意味着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成问题。一些员工到处上访,形势已经非常严峻。
怎么办?虽然吉利尔的效益很好,但我不能把吉利尔的利润拿来解决高平丝织厂的这些问题,更何况也不够。我不能把吉利尔搞死,否则,吉利尔的员工怎么办?作为一厂之长,员工的生活我不能不管。于是,我多次去晋城市政府争取政策,又多次和高平市政府协商,才把水、电、暖问题彻底处理好了。吉利尔顺利承接了高平丝织厂的业务。
关于我坚持改制丝织厂这件事情,很多人想不通。其实那一年晋城市政府拿出了几亿元,支持非煤国企全面改革,对丝织厂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而且改制后,员工的国有身份被买断,员工可灵活就业,也给企业注入了活力。
在大势面前,有的企业领导推三阻四,有的想办法、打小算盘,故意把企业资产做成负资产,想自己便宜买下。结果,晋城市政府会议上定了一个标准:凡是负资产的企业,直接破产。我和我的班子成员全力支持改制,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解决员工水、电、暖的生活困境。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能因为自己的职位错失了。
后来我看稻盛和夫的书,特别有感触:凡事考虑初心,考虑别人,遇到天大的困难,都能迈过去,如果只考虑自己,事情肯定做不成。这可能正与我的“初心”不谋而合吧!
未能画上句号的改制
改制之后,员工全员接收,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原来的员工,思想观念跟不上,意识中还认为自己是领导。当我用新人的时候,他们心里不平衡,觉得没有他们,哪有新人的事。他们的工资得比新人的高,新人得敬着他们。
这就给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很大掣肘。因为思想守旧,这些人干不了一线工作,我就给他们一些职务性工作干。一线人员在市场上拼命,工资自然要高,他们心里不平衡。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一些人不干活还拿工资,年轻人看到后,心里也不公平,也想着这样混下去。公司的氛围,越来越没有活力。我只能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宁愿公司多支付一些成本,也不能影响了大局。
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
有时候我也在心底反思,自己总是抱怨员工像小绵羊一样,没有干劲,其实不怨员工,是我自己过于迁就。不淘汰掉不行的人,就永远无法激发出员工的“狼性”。现在实行淘汰制,大家一看,“某副总”都走了,我得赶紧努力了。制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都是当年一起工作的兄弟姐妹,不忍心让他们离开。
那几年,我努力支撑着吉利尔走下去,内心也很痛苦,不断挣扎。但有的时候想想,觉得自己也无愧于心了。
断臂求生,砍掉自己的业务是最难的
因为吉利尔定位高端,很大一部分订单属于公务消费,销售情况一直很好。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14年,反腐风暴开始了。当地连续四任市委书记、市长被纪检部门带走,新闻里直接曝光各种腐败证据:爱马仕、卡地亚、吉利尔……在那段时间里,吉利尔的店与许多一线国际品牌一样,几乎没人敢进。2014年,吉利尔的业绩出现了断崖式下滑。2014~2015年,我们每天都面对纪检委、审计委的审查。一些企业家将吉利尔的东西作为礼品,纪检部门怀疑吉利尔在其中是不是有利益关系,要不然怎么在这消费这么多。经过一年多的核实,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是经得起组织考验的。
这次事件惊醒了我们。我们意识到,吉利尔必须要进行业务转型了,不能再依赖礼品市场。我们思考了整整一年,业务该往哪里转。
后来我们遇到了谈云海博士,他是特劳特(定位理论之父)在中国的关门弟子。在谈博士的帮助下,我们知道,梳理核心业务,要做减法。但是吉利尔之前的每个业务都挺好,品牌好几个,我始终拍不了板该减哪个,砍什么业务。人在利益面前做取舍是很难的,舍哪一个都心疼,一个都不舍得砍掉。但是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不是砍不砍的问题,而是生命面临垂危,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谈博士给了我们一个建议——做新娘潞绸被,把主要业务定位于“婚被”方向,专注做好一床婚被。这个建议,立刻遭到很多高管反对:“这不行,这个领域太窄,怎么能养活我们呢?”甚至有人提出辞职来抗议!
重新梳理企业价值的日子里,我曾一度想换掉公司的名字,觉得“吉利尔”这三个字,时代烙印太深刻,土气十足。我很焦虑,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超级大转型,从衰落到黎明
后来,谈博士来到公司,参观后跟我们讲,这个方向可以。他提出了三个逻辑,也是他的著作《认知战》的理论精髓。
第一,认知产品。
第二,源点客户。
第三,样板市场。
谈博士讲,不能改名字。如果改成一个新的名字,就要从0开始。如果沿用“吉利尔”这个牌子,原来的客户比较高端,他们仍然是你的客户。即使现在不消费,将来孩子结婚买被子,也会成为新客户。我们决定,坚决不改名字。
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新娘梦
新娘·潞绸被就是我们的认知产品,定位于高端真丝婚被。认知产品是集聚品牌优势,且经典不变的产品,是用来跟其他品牌打差异化的。巴宝莉的认知产品是米色风衣,路易威登的是包包,沃尔沃卖的是安全,宝马卖的是驾驶体验。但是路易威登仍然有丝巾、香水,巴宝莉也同样有鞋子、衬衣……这些都是销售产品。
认知产品可以升级,但产品经典,百年不变。销售产品起什么作用?增加客户黏性,不断满足老客户的需求。
“新娘·潞绸被”锁定了一个刚需,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新娘梦,而每个妈妈都想给孩子备上最好的婚被。而且,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每年都有一部分稳定的潜在消费人群。
谈博士讲,把婚被作为认知产品,与只做婚被是两回事。一旦顾客接受了你的婚被,有了好的体验,就会认可你的水洗蚕丝被、丝绸睡衣、丝麻制品等其他产品。这就像小米的生态圈,手机是认知产品,还会有粉丝购买净化器、电视等。
海陆空广告轰炸,失败了;不打广告反而赢了
有了认知产品,我们就去找样板市场做广告了。在晋城市,吉利尔花1000万元打造精品旗舰店,又投入200万元做户外广告、电视广告、汽车广告,铺垫盖地的“海陆空”广告上去了,打出吉利尔“新娘·潞绸被”的新定位。
我们势在必得,结果几个月过去了,颗粒无收。我几近崩溃了,定位理论错了吗?谈博士错了吗?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另一个市场,我们没有做广告,没有门店,只是一个高端酒店里的30平方米的小网点,业绩却飞速增长。
无心插柳柳成荫,究竟是为什么?原来样板市场因为投入了大量广告,我们就坐等客户,而越是高端产品,消费决策就越理性,没有信任基础,消费者就不会来。另一个市场,因为没有广告资源,销售员只能自己去找老客户,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转型做婚被了,有朋友需要的话,就来找我。正好一个老顾客的孩子结婚,一下子订了5万元的被子,下完单之后,还影响了20个人来消费。这个销售员,3个月就谈了100万元的单子。
回头看,我们才发现,原来是忽略了源点客户。博士的理论没错,就是那三板斧:第一,认知产品;第二,源点客户;第三,样板市场。
妈妈沙龙,爱比广告更有分量
为了撬动更多源点客户,团队开始思考:正在给孩子筹备婚礼的父母,他们的共同痛点是什么?
作为一个独生女儿刚刚出嫁的妈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女儿嫁个好人,幸福美满。但我内心又很不舍,没有做好把女儿嫁出去的准备。是不是每个妈妈都有这样的纠结?我们能为购买婚被的“妈妈”们,解决这个痛点吗?
从2016年开始,我们邀请心理咨询老师,针对儿女婚前妈妈的心理准备,开设“吉利尔妈妈沙龙”。前10期里,团队就拿到了1000多位儿女近期结婚的精准客户名单。后来,我们把它做成纯公益课程,淡化品牌输出。“妈妈沙龙”给吉利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一些高端会所主动邀请我们去办沙龙,免费提供的红木家具,与潞绸被相得益彰……
有客户抱怨说,自己在家里铺不出店里那种陈列效果。买了这么好的被子,别人看不出来。这其实是个很好的“痛点”,好东西就是要能被看得到。于是,我们就设计了全套、专业的铺床服务。为了让这个过程充满仪式感,我们带领家人和亲友,给新人一起唱祝福歌,给妈妈们提供“三个锦囊”。仪式感带来了幸福感,不少妈妈们慕名而来,成为我们的新客户。
把丝绸卖给威廉王子
吉利尔的潞绸文化园,自建立起来就不断有名人来参观。有一天,文化园中迎来一位特殊参访者。参观完之后,他带了一本画册去英国,交给英国一位爵士。爵士是英国威廉王子的好朋友,私交很好。爵士看中了一款23.6万元的被子,就订了一套,作为礼物送给威廉王子,放在王子庄园里。虽然这中间隔了两个人,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和鼓舞。
丝绸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瑰宝,可是后来,在工业化进程中,因为缺少品牌知识的打造,中国丝绸产业整体走向低端化。在全球产业链价值端上,从龙头掉到了龙尾。
相比之下,爱马仕一块小小的丝巾,就可以卖出比我们一床蚕丝被还高的价格,而爱马仕意大利Como湖区的代工厂早已坦言,自己已经不种桑养蚕,最好的真丝原料都采购自中国。难道我们只能在原材料上赚点微薄的加工费吗?意大利的设计技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但难道我们自己就设计不出中国的奢侈品品牌吗?我思考了很久,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缺少匠心精神。但光有匠心精神还不够,中国产品走出去,一定是伴随着文化一起走出去的。
在古罗马时代,中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丝国,“丝”就是中国的文化元素。文化是丝产品的灵魂。就像一幅七彩的《毛主席去安源》,用了56 000余张底板,3个人花费半年多时间,手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故事。还有《兰亭集序》、皇城相府的历史故事,都可以用潞绸手工呈现出来。
我们在故宫旁边举办丝绸艺术展,讲述中国的匠心精神、潞绸的文化故事,以及晋商文化、晋商精神,让它们沿着“一带一路”,传到世界各地。现在刘嘉玲、关之琳、倪萍、徐克以及好莱坞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夫妇等,都成了潞绸产品的使用者,并且在各个场合代言潞绸产品。潞绸产品代表中国文化,出现在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场合里。
让西方人欣赏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欣赏东方传承千年的自强不息精神,重塑丝绸之路的美好时光,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梦想和追求。
穿过暴风雨,成为不一样的人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说: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
这17年来,两次谢绝从政,是我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任何一次我选择离开吉利尔,命运就改变了。很多人一开始说我傻,后来又说我有眼界,其实根本不是,当初我只是听从了自己的内心。
我想对女孩子们说,别人关心你是否拼出了未来,爱你的人则更在意你拼出了荣华富贵后,还能否变回原来。
我不后悔在这十字路口的选择。因为心底那份热爱,慢慢变成了责任和使命。回头来看,流过的泪,会成为一条渡你的河,受过的苦,将照亮你未来的路。
希望你们都能拥有,把握命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