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先遣兵团南下

邓小平、陈毅建议抽派40万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南下——四野先遣兵团正式成立——萧劲光、解方拟订从豫西大道进击方案——刘伯承、邓小平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指示先遣兵团首长：“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信阳解放轻而易举——萧劲光、陈伯钧指示部队不要轻敌——中共中央煞费苦心争取桂系——先遣兵团原地待机——钳制白崇禧部于武汉地区

当我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举突破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500余公里的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打得汤恩伯集团丢盔弃甲、狼奔豕突之际，担任湖口至宜昌段江防的白崇禧集团，也被我军的一支“奇兵”钳制在武汉周围地区，不但不能向东增援，而且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如此一来，我渡江部队的翼侧安全就得到了可靠保障，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横渡长江天险，从而全力以赴，猛冲猛打。这支为渡江战役立下大功的“奇兵”，正是一个多月前从1300多公里以外的平津地区提前南下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

为什么成立先遣兵团？推原论始，还得从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说起。

在这份发给华东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中原局、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东北局的重要指示中，中央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依据近日情报，第一种可能性仍是有的，但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即是说用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法和平地解决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处的可能性业已增加。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

具体地说就是：“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

“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

在作出以上部署的同时，中共中央规定：“林罗所部主力应争取于三月中旬完成休整部队，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出动时间另行酌定。”(1)从这份指示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显然没有赋予东北野战军直接参加渡江战役的任务。

在总前委主持工作的邓小平、陈毅同志接到指示后，当即仔细研究，并于2月4日致电中央：“丑江（2月3日）电奉悉。经初步研究，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三月初行动，向南进军。虽然整补略嫌不够，但仍然是能胜任执行作战任务的。因此，我们对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当加紧进行，以便三月初待命行动。”

明确表明了态度，邓小平、陈毅紧接着陈述顾虑道：“惟照丑江电部署计算，林罗部整训至三月上旬为止，于三月十号以后行动，则与中野、华野出动距离会相距一月以上。如此会给敌人以抽调武汉兵力转用于京沪的机会。如果发生此种情况，对中野、华野的渡江作战是不利的。据现有材料，敌方除武汉兵力外，现在苏南、皖南可集结五十五个师。”

为此，邓、陈向中央建议：“我们考虑，为求渡江作战更加稳妥，且不妨害林罗休整及改编伪军，建议先抽派林罗部五个军、六个纵队，计四十万人，目前即开至安阳、新乡休整，提前南下，担任于华野、中野渡江时即行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使其不敢他调，似更有助于我们渡江和夺取京沪。”

至于这样做的利弊，邓、陈分析道：“预计林罗部抽调五个军，六个纵队，提前南下，部队必然略带疲困。但其目的，只在迫近武汉及长江中段，初步起钳制作用。当地如鄂豫、江汉、桐柏均有地方党政及群众作依靠，仍可进行休整，俟林罗大部南下到齐再转入大举进攻仍属有利；而于下游夺取京沪则更加稳妥。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考虑见示。”(2)

邓、陈两位领导人的分析的确有道理。当时，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划为两个战区，湖口至上海的800公里地带，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配备26个军75个师，约45万人。湖口以西近千公里地带，归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配备15个军40个师，约25万人。二者加起来约70万人。汤恩伯集团虽然是当时国民党军中拥兵最多装备最好的一个集团，但多系被我军重创后又拼凑起来的残兵败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相形之下，白崇禧集团的几个桂系主力军则尚未遭受过我军歼灭性打击，还保有相当的战斗力。解放战争初期在华东战场上与桂系军队多次交过手的陈毅司令员曾这样评价道：

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非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他妈”，你捉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他不做工事，一到村子排长就用刺刀在围墙上划几个圈圈（梅花形）以重机枪架起来打，通通通就成了枪眼，十多分钟就把阵地摆好，射击很准确，他们都是老兵，有些营连长还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学生，他们把我们看作异民族，他们封建团结很厉害，他们说“广西人打败仗就没饭吃，打胜仗了，老蒋还要我们”。他们的战术好，可是纪律很坏，打开每个碉堡都关着三四个老百姓姑娘，他们长官也说：“只要打胜仗都行。”奸淫烧杀是不管的，我们消灭他一个班打垮一个碉堡，要伤亡二三十人。消灭他一个营，要伤亡四五百人，消灭他一个团，要伤亡近千人，非常吃劲，要付相当的代价。(3)

如此凶蛮的敌人，加之有白崇禧这位人称“小诸葛”的直接指挥，如果真的在华野、中野渡江时东进增援，那就意味着在东线我军的翼侧横插一刀，对我军是相当不利的。这正是邓、陈两位首长亟盼东北野战军提前南下的原因。

但是，让接连进行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而未得休息的东北野战军一下子抽调出近一半的兵力迅速南下，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明显准备不足。部队休整、安置伤员、进行思想教育动员，尤其是改编刚刚放下武器的傅作义部队，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然而，总前委的顾虑与担心又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能不早作打算。因此，在权衡各方面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新的部署。

2月8日，毛泽东一连发出两封电报，一电发给邓小平、陈毅：“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另一电指示林彪、罗荣桓：“你们仍按你们丑微（2月5日）电进行整训，至三月下旬时可考虑派两三个军先行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即可配合中野、华野夺取南京之任务。至于中野、华野行动，我们虽已令其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但实际上仍以二三两月休整四月渡江为宜。”(4)

2月9日24时，毛泽东再电刘陈邓、粟谭，并告林罗：“丑齐（2月8日）电谅达。林罗军决在平津地区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在此期内，须改编与溶化二十万傅作义军，修复津浦路津济段及平汉路郾城驻马店段，并夺取太原。四月上旬你们开始渡江行动时，林罗即由铁路先运两个军至三个军共约十二万至十八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汉口，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林罗主力，亦于该时步行南下。”(5)

情况瞬息万变。总前委在进一步分析敌情、我情以及长江水情诸多利弊之后，一致认为渡江时间以在3月中旬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2月9日，刘陈邓粟谭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总前委的讨论结果，并再次请求中央：“为保障华野、中野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三个军约二十万人迅速南下，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6)

毛泽东历来重视并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一方面虚怀若谷，博采众议，一方面又能站在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作出最恰如其分的决策。2月11日，他致电刘陈邓：“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对于总前委要求东北野战军一部先行南下一事，他没有直接答复，而是表示“已告罗荣桓同志”，需“另电通知”。显然，他要同东野领导人再作一次商量。

林彪、罗荣桓与毛泽东商量的细节，现在无文字可考。不过，2月12日毛泽东便作出了决定，他电令林罗聂，并告刘陈邓等：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出发。请饶漱石邓子恢二同志于电到三日内将济南经徐州、郑州至郾城的铁路运输能力计算电告，是否可以运十二万人及附属装备按时到达郾城，以备决定该两军全部步行至济南车运，或者以一部车运先到，另部取道大名、郑州步行后到（由平津线经大名到信阳约九百余公里，连休息时间在内三月底可到）。(7)

至此，东北野战军提前出动两个军的任务正式确定。

接到命令，林彪、罗荣桓立即着手执行。他们和刘亚楼参谋长研究后认为，天津攻坚战打得比较激烈，将士们都很辛苦，由攻击天津的部队中抽调两个军比较困难，而从围攻北平的部队中抽调比较合适。于是，决定抽调位于北平以南和以东的第40军、第43军两个军，由第12兵团部率领组成南下先遣兵团。

按照军委规定期限，两军只有6天的准备时间，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当2月15日林、罗召集第12兵团领导人以及第40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和第43军军长洪学智、政委赖传珠开会时，他们均摆出实际困难，希望再多给几天时间。林、罗仔细征询了意见之后，于当天下午18时致电军委，告以实情：

本日召集两个准备出发南下的军干部谈话，他们说：目前部队正在展开暴露各种错误思想的阶段，尚未作结论，如部队立即出发，则全军思想极为混乱，不仅战斗员将大批逃亡，干部亦将逃亡，同时部队尚未领到单鞋，而穿皮鞋走路，则又烧脚，单裤更未领到。因此，最快要廿五号出发，才能将部队思想作一总结。单鞋、单裤才能发下。因此可否延至廿五号出发，盼军委指示。(8)

2月16日，已开始集中精力为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的毛泽东复电林彪、罗荣桓：“同意十五日十八时电，两军推迟至二十五号出发。”

尽管又争取了6天准备时间，但是林彪、罗荣桓却一刻也没有放松。12万人马的现代化野战兵团千里远征，可不像过去游击战争年代打起背包，抬腿就走那样简单，从部队编组、装备配置、行军路线到衣食住行，都需要科学的运筹和周密的计划。2月18日17时半，林彪、罗荣桓电告军委：

1. 提前南下之两个军、炮兵一个团、工兵两个营、一个野战后勤分部，统归十二兵团萧陈指挥，拟于廿五日由北平附近出发。

2. 南下路线：一条是固安、容城、赵县、成安、卫辉、郑州；一条是安次、霸县、河间、南宫、大名、开封。并准备在上述两条基本路线近旁，再找两三条平行路。

3. 各军炮兵团及总部炮兵一个团及后勤笨重物资行李，准备由天津船运济南，然后从济南上火车直运郾城。

4. 上述路线及部署是否妥当，请指示，并请令济南路局准备，车辆、人员、马匹和物资数量以及需要车皮之数量，随即报去。

5. 正与华北军区商讨沿途囤积粮草问题。(9)

2月19日，周恩来以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十八日十七时半电悉。同意十二兵团率两个军并附炮兵一团、工兵两营的南下路线。来电即转华东局、中原局，告其注意准备。除车运需要的数量外，尚望将沿途所需的粮食草料数目分别路线电告，以便通知两中央局准备。如能由冀鲁豫拨一部分粮料车运南下更好，因中原现来电，粮食极感困难，望与华北局就近一商。”(10)

就这样，40军、43军及配属部队共12万人，在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的率领下，于2月25日从北平市郊踏上了千里征途，提前拉开了四野进军中南的序幕。

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1945年底，原山东军区鲁中军区地方部队编为山东军区3师和警备3旅，在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率领下进入辽东半岛，1946年初在本溪与冀东16分区曾克林部队会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受辽东军区指挥。本溪保卫战中，奉命增援四平。四平撤退后退守通化，与辽东军区合并，坚持南满斗争。三纵组建之初，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后以曾克林为司令员。1948年初曾克林调出，由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接任司令员。三纵部队历史不算长，但战斗力却很顽强，在南满那种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进步很快，特别是四保临江之役，打出了三纵的威名。辽沈战役中，三纵和兄弟纵队一起，进行了攻克义县、解放锦州、辽西会战3次重要作战，共歼敌3.9万余人，缴获各种炮460余门，各种枪2万余支，汽车200多辆。在作战中先后捣毁了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西进兵团”前进指挥所两个指挥中枢，活捉廖耀湘。平津战役期间，三纵又出色地完成了控制南苑机场，切断敌空中联络，并在北平东南随时准备阻击可能突围之敌的重要任务。此时，40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副政治委员刘西元，政治部主任卓雄，副参谋长何振亚。辖步兵第118师、第119师、第120师、第153师。

43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该军一部源于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红军时期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2师的基础。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皖南事变后南下华中，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7旅。日本投降后挺进东北，是东北我军中历史最长、参加战斗最多的部队。六纵另一部是抗战胜利前后由原山东军区第7师、渤海军区3个团和冀热辽第19旅等部合编组成的。1946年10月，以上各支部队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陈光首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其后，洪学智、黄永胜先后任司令员。六纵在3年东北解放战争中，经常担负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略行动，打过许多恶仗、硬仗，战功卓著，英模辈出，是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军之一。在平津战役中，六纵的第128师配属兄弟部队攻取天津，主力进至河北省香河、通县以西地区，担负围攻北平和防敌南逃的作战任务。此时，43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军长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军长杨国夫、李作鹏，第一参谋长雷震、第二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辖步兵第127师、第128师、第129师、第156师。

以往的历史充分证明，40军、43军是两支能攻善守、作风顽强的英雄部队，这次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把先行南下，牵制白崇禧集团，掩护兄弟部队渡江作战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们，两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决心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和期望，为党为革命再立新功。

作为先遣兵团最高指挥员，萧劲光深知此行在中央军委全盘部署中的分量。从受领任务之日起，他抓紧时间进行组织部队提前南下的准备工作，同时针对白崇禧这一狡猾对手的特点，研究先遣兵团作战方案。

萧劲光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红军时期历任红5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司令员兼红11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7军团政治委员、红3军团参谋长、陕甘省委军事部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要职。抗战期间，萧劲光一直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8月25日，他和林彪等二十余位我军高级将领同机启程，离开延安。中央给林、萧二人的新任务是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刚刚走到河南濮阳，中央又来了一道“万万火急”的电报，让他们立即转道去东北。于是他们掉头北上，日夜兼程，赶赴当时国共争夺的焦点所在——东北。在随后的三年里，萧劲光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围城指挥所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在参与指挥四保临江、围困长春、和平解放北平等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眼下，48岁的萧劲光征尘未洗，担当起四野大军南下先锋的重任。

3月初，先遣兵团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次第进入河南境内。萧劲光和他的兵团部乘坐辽沈战役中缴获的十几辆美式卡车，从济南到达开封。一路上，他反复琢磨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盘算着如何打好这南下第一仗。

从河南通往湖北主要有三条道路，一条是豫东大道，一条是平汉铁路，另一条是豫西大道。究竟走哪一条最好呢？经过几天的勘察和研究，萧劲光和参谋长解方在3月10日11时给军委、林彪、罗荣桓发了一封电报，分析了以上三条道路的利弊，报告下一步部队行动方案。电报说：

根据各种情况，“拟以主力经豫西道，首先求得抓住应城、安陆、花园、孝感地区之敌，这样从敌人西侧背打击，纵深远威胁大，切断信阳敌之退路，且便于尔后机动，具体部署拟以河南地武监视封锁信阳之敌，以桐柏、江汉部队钳制迷惑应城、安陆、江陵、宜昌之敌，以六纵（43军）一个师配合主力沿第一条路向河口镇（黄安西）方向配合前进，抓住花园之敌，并切断平汉路；以三纵（40军）全部经新郑、禹县、鲁山、南阳、襄、枣向京山方向前进；以六纵主力经周家口、郾城、叶县、唐河、枣阳向随县方向前进，以袭击动作，首先抓住应城、安陆、孝感地区之敌，尔后看情况或以包围动作牵制武汉敌之主力，或则各个歼灭之”。

关于这一方案的好处，萧、解的电报说：

“（1）我桐柏江汉军区部队迷惑钳制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此路又距信阳较远，可避免过早吓跑信阳、武胜关之敌，使我主力突然逼近。（2）在时间上来得及，三月廿三日左右，两纵主力可达陇海线，四月十日左右可达随县、钟祥。（3）机动性较大，便于下一步行动，向西向南都能起战役作用。（4）主力走较有基础的根据地，粮食供应条件较好，河流水浅，路面坚硬。”(11)

对于初来乍到、尚未进入情况的先遣兵团本身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因此，中央军委次日便回电，同意萧、解的行动方案。

但是，时刻提防着白崇禧部动向并视其为腹心大患的中原野战军首长，对此却有不同的考虑。3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军委、萧、解，忧心忡忡地指出：“敌白崇禧在发觉我四兵团向南移动后，已自8日起将桂系（三兵团）主力指向宋埠、黄安一线对我，同时东野两个军南下行程较预定时间为迟。在此情况下我们考虑：东野十二兵团如仍以一个师出平汉路东侧，而以主力绕经枣、随地区拉住桂系以掩护渡江军右侧背，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来不及。”

为此，刘、邓建议：“十二兵团应改以主力或一个军出平汉路东（并争取4月7日赶到宣化店、河口之线），以一部或一个军出西侧，如能运用郑南铁路输送一部兵力则较快，另以王宏坤指挥之桐柏、江汉部队（现向安陆至天门线扩展中）先期以东野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匪为有利。此刻并不怕暴露东野，也不怕信阳之敌先期逃掉，实际上也难捕捉到的。如何，请军委核示。”(12)

刘、邓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时，尽管李宗仁在表面上大做其“和谈”文章，但是一向崇尚实力的白崇禧却一直在鼓吹什么“能战方能言和，和时方能对等”。2月初，白崇禧向华中国民党军原文转发了蒋介石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对其嫡系部队长官发出的密令，内有“吾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应下最大决心，与之（指中共。——作者注）誓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争”等语。他在对湖北省厅、处长及驻鄂中央机关文武官员训话中更是公开宣称：“政府此刻正积极谋取和平，惟仍必须有相等的力量，始能求得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是以备战谋和成为政府决策。”

与此同时，白崇禧刻不稍懈地加快了备战步伐。他一方面积极扩充兵源，加筑工事，策划部署长江以南的防务，另一方面努力巩固后方，联络各派军事力量，摆出一副坐镇武汉，独撑桂系半壁江山的架势。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不尽早拖住白崇禧，而让他有机可乘的话，势必会给我渡江部队造成难于意料的麻烦。因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再重申一次对先遣兵团的使用及其任务。

3月20日，毛泽东电令萧劲光、陈伯钧并告刘、邓，林、罗，明确指出：

“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害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决定：1. 萧陈解潘所部应即依照刘邓19日辰电改变部署，不要绕道太远，而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2.萧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13)

这份电令斩钉截铁，为先遣兵团指明了方向。据此，先遣兵团领导人迅速统一了思想，调整了部署，并于当日24时，电告刘、邓，林、罗，军委，汇报新的行动方案：

1. 两军行进方向：四十军主力取道郑州、郾城、汝南、正阳、罗山、宣化店、河口、孝感，另一部沿平汉线南下；四十三军兰封、周口、项城、新蔡、湟川、经扶（今新县）、黄安、黄陂。

2. 作战目标：首先求得以奔袭手段，包围信阳之敌，迫使白匪在江汉与我作战，造成歼敌有利机会，并吸引敌人，掩护我大军渡江。同时可争取早五天时间，近迫敌人，因此拟以四十军两个师由黄河铁桥北站乘车到郾城后经上蔡、正阳附近，实行奔袭，如信敌事先逃走，则执行第二步计划，以夺取花园、孝感、黄安、黄陂直接威迫武汉。(14)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萧劲光、陈伯钧立即命令两个军都沿平汉路东侧南下，向豫南、鄂北国民党军进击。同时，中原军区的江汉、桐柏、鄂豫军区的部队也在先遣兵团首长的统一指挥下，分别向汉川、应山、罗山等地积极活动，策应先遣兵团作战。

按照先遣兵团首长的设想，是想抓住信阳之敌，吸引白崇禧增兵来援，迫使他在长江以北与我军进行带战略性的战役决战。然而，白崇禧却出人意料地来了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在我军兼程挺进的时候，他突然把信阳守军——他的嫡系第7军第171师往南撤走，只留下一支掩护部队。与此同时，整个豫南、鄂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也闻风南逃。在这种情况下，我先头部队40军的两个师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收拾残敌。3月30日，120师收复驻马店，31日收复确山，4月1日收复明港、长台关。118师长途奔袭160里，4月2日晨解放了河南重镇信阳，随后又兵分两路，继续南进，钳击花园国民党守军。

43军的情况也基本相同，仅同敌人进行了几次小的接触，没费太大力气便相继解放宣化店、河口、黄安等地，4月5日，与鄂豫军区的部队胜利会师。

先遣兵团牛刀小试，初战告捷。但是胜利来得过于轻而易举。集多年作战经验的萧劲光、陈伯钧懂得，这并不说明敌人已经山穷水尽，不堪一击，同白崇禧这样的对手较量，好戏肯定还在后头。为了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更好地完成掩护刘邓大军渡江作战的任务，3月30日，萧劲光、陈伯钧给各军、师负责人下达了一份指示，集中阐述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对南下作战问题的思考和意见。

该指示首先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有利形势，指出：“自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蒋匪主力基本上已被歼灭，而内部更形分崩离析，在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的防御的劣势，正企图以和平谈判求得喘息时间，重整力量以谋再起。就当前之敌白匪，虽拥兵廿余万，但分据荆宜、武汉两地，沿江防线长达二千华里，平汉南段亦约五百里，而其中精锐可战之师，不过两三个军，约七万余人，在此防线宽阔分散守备情况下，便利于我割裂包围各个歼灭之。现刘邓、陈粟大军正逼近长江，即将渡江，大江南北沿岸群众，正盼我迅速解放，武汉之敌一日数惊，市民见面均以我军行动相探问，加之中原党政军民正大力支前，以保证此次渡江作战之胜利，以我三大野战军之威力协同一起作战，无论战略上、战役上胜利是决定有把握的。

“本兵团所属各部队，并配合河南、江汉、鄂豫三个军区部队，以抓住并打击白匪于平汉南段和黄安、黄陂地区，而有力的掩护刘邓大军渡江为当前之基本任务。以我之现有兵力装备，再加上三个军区部队，对此一基本任务之完成，也是毫无疑问的。”

《指示》接着强调，在具体执行上述任务时必须看到以下的困难：第一，“桂系五个师（约5万人），一般的未受过我军的歼灭性或较大的打击，内部封建团结尚好，地方情况熟习，后方联络方便，惯于山地作战，行军力强，行动诡诈并敢干，以小部队向我陈赓部轻装多路奔袭，而白匪又经常使用集中机动作战，并不固守一城一镇，但其弱点仍然不少，如怕近战，怕炮火，怕包围迂回，与群众关系恶劣，如果在我大军渡江之后或直接遭受我数个猛烈打击后，部队士气和战斗力更会起变化”。第二，“我军士气装备战力毫无疑问均较敌人为强，但须足够估计在两千里长途行军之后，必定人马疲乏，人情风俗不懂得，生活不习惯，地形敌情不熟习，装备笨重，不惯山地战，小部队的独立机动作战也差，而干部中可能求胜之心还很切，加之此次作战地区系新区、游击区或不很巩固的地区，土匪也多，筹粮困难，群众还未很好发动，某些政权完全未改造，本质上还是维持会的形式，道路既少，再加以敌人破坏，后方联络不易，这比起在东北和平津作战都更困难。这些困难若不予足够认识和坚决克服，则对基本任务之完成是不可能的。”

《指示》最后要求：“在此次作战中（主要指对桂系作战而言，不是说对弱敌而言），第一，不应急于求大胜，一下就想与敌主力痛快淋漓的决战，必须先查明情况，熟习敌人，先打几个小仗，以取得经验，然后再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大胆坚决歼灭之。第二，必须抓紧机会恢复体力，随地调查研究民情民俗，逐渐改变生活习惯，以适应于新的环境的需要，从而增强自己的战斗力。第三，必须大力帮助地方群众工作，肃清土匪，征集粮食，修补道路桥梁，建立群众团体与政权机关，以保障我后方联络线之安全。第四，战术上必须先稳后猛，学习山地战，坚强行军力，不论行军住军均必须注意严密侦察警戒，防敌奔袭，特别指挥机关和后方人员随时均须有战斗自卫准备，但若确实查明各部或抓住一部敌人进行战斗时，则必须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火器，进行大胆的包围迂回，掌握四快一慢原则，坚决彻底歼灭敌人，此处必须注意口子不要大，不要分散兵力同时打几处敌人，总之开始以赚小钱，不蚀血本为原则，只有在敌我情况变化之后，再求大量以致全部歼灭之。第五，各部可本此精神根据部队具体情况，提出适当口号，进行深入动员，并将执行情形或有新的意见均望随时电告我们。”(15)先遣兵团后来的对敌斗争实践，证明了这一指示的正确性。

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开始。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决国内问题，在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公开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也与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保持着秘密联络，做了许多工作。这样，先遣兵团的任务也随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刘仲容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参议，他既是李、白的亲信，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私人联系。他是3月初接受白崇禧的派遣，从武汉北上接洽和谈的。刘仲容临行前，白崇禧向他交代：现在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共产党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白崇禧说：“见到毛先生时，你务必向他们陈明利害，把我这层意思同他们讲清楚。”

因交通不便，刘仲容3月30日才到达北平。当天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安排住在中南海丰泽园。晚上毛泽东在香山别墅接见了刘仲容，听他谈了李、白的情况。当刘谈到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过长江时，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刘仲容又说，白崇禧估计解放军能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部队有60万人，毛泽东则直截了当地答复说：“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到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大了。这是白先生没有估计到的吧！”当时，桂系夏威兵团一部在安庆陷于我军的包围，桂系驻武汉部队的一个团在下花园被我军缴了械，白崇禧让刘仲容向中共方面请求“缓颊”，以示和平诚意。毛泽东当下表示，可以放松对安庆的包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可以发还。要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16)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萧劲光、陈伯钧电，通知他们：“（一）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二）决定要白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三）麻城、浠水、黄梅、广济、太湖、安庆等处敌军分布情形如何，请刘、陈、邓即查告。这些地方的敌军一般应坚决歼灭之，扫清渡江障碍。惟麻城、浠水两处之敌，如不妨碍陈赓的进路，亦可以暂置不打，待后交涉要白让出。”(17)

4月2日晚，毛泽东再次接见刘仲容，要他回南京一趟，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做工作，争取他们在历史重要时刻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毛泽东笑着问刘仲容：“你敢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接着，毛泽东要他转告李、白：（1）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2）关于桂系军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解放军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意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4）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毛泽东还谈到：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要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毛泽东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哪！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赢他们，而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4月3日上午，周恩来接见桂系另一位代表——2月底以来一直在北平担任联络工作的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应该再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和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才是他们惟一的光明前途。周恩来讲了以下具体意见：在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以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过江；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部队，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之线；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让出安庆；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18)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刘仲容、黄启汉谈话后，4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沛然（解方）、潘朔端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原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受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萧陈通知所属，望中原局通知桐柏江汉鄂豫三区一体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受。萧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白部负责人作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转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执行情况望告。”(19)

李宗仁、白崇禧到底会不会接受我方的善意劝告？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继续尽最大的努力。4月5日这一天，他起草并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电报，全都是关于争取桂系的内容。

第一封指示是函告周恩来：陈赓兵团4月5日由麻城出发，经浠水、广济、黄梅，向宿松、望江前进，限4月15日以前到达。“请再告刘仲容不要忘记到南京后，叫李宗仁速告白崇禧，将上述各地及安庆守军火速撤退，愈快愈好，至迟不得超过4月10日，否则守军将被歼灭。”

第二封电报是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致白崇禧的复电，电文如下：“（一）支电敬悉。（二）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现不在此，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荷同意，深以为幸。（四）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单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4月10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敝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第三封电报致太原前线的彭德怀、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

第四封电报则发给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原局，萧劲光、陈伯钧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通报我方与李宗仁、白崇禧关于驻守在长江北岸自安庆至宜昌各段的桂系军队撤退问题的交涉情况。要求我方代表与桂系守军联络时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并且指示：“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20)

可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当黄启汉、刘仲容先后回到南京后，李宗仁把桂系几员大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请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对刘仲容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刘仲容随即转达了毛泽东的话，特别提到将来请他指挥国防军。但白崇禧却根本听不进去，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还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之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他暴躁地表示：“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

白崇禧之所以如此顽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错误地低估了人民解放军。本来，黄启汉劝他说：“最好把我们桂系部队全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回广西去，静观发展，再作打算。”然而白崇禧却傲慢地答道：“现在还没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过江，也不那么容易！”

这时，我二野、三野的渡江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四野先遣兵团的当前任务是进一步牵制白崇禧部，使他不敢调动主力向东威胁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侧背安全。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先遣兵团于4月8日前在武汉东、北地区积极展开活动。第43军进至中馆驿、宋埠、黄安、河口、长轩岭地区集结，指挥配属之鄂豫军区独立师向黄冈以北的柳子港、宋埠地区展开活动。第40军主力及桐柏军区的两个旅在花园、应山、应城地区活动。如此一来，白崇禧备感武汉地区吃紧，慌忙将驻赣北的第3兵团调回武汉地区。

鉴于白崇禧部已被钳制在武汉地区，先遣兵团遵照军委和刘、邓首长的有关指示，于原地以战备姿态休整待命。在此期间，两军派出侦察部队严密警戒敌人动向，随时掌握情况变化，并抓紧时间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约法八章”，研究南方作战特点，积极进行解放武汉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两军还协助地方政权修补沿途道路桥梁，武装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征集粮食，除自己所需外并准备南下大军之用。

关于征集粮食工作，萧劲光回忆道：“在此期间，我们接到野司和中原局的电报，告诉我们：为了适应渡江作战的需要，四野的大批后续部队已经开始和即将南下，途经湖北境内时，必须为他们准备充足的粮草。我们于四月六日邀请当地桐柏、江汉军区的负责同志和驻在附近的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等同志一起研究了筹集粮草的计划。当时，江汉、鄂东一带全系刚解放的新区，工作毫无基础，要筹集够几十万兵马食用的粮草，的确不易。但这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只有迎难而上。经过商讨，各军区划分了筹粮地段，落实了人力和运输工具。军民同心协力，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筹集到几千万斤粮食，保证了尔后大军过境时的食用。”(21)

十几天的时间紧紧张张地过去了。4月20日晚，当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同时，待命已久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江汉、鄂豫军区部队，也自花园、河口一线，向武汉外围的国民党军展开进击。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萧劲光、陈伯钧：“从电到日起，萧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张李对萧陈的全般指挥关系，但在工作配合上刘邓张李仍得指挥萧陈。”至5月10日，先遣兵团相继进占孝感、黄陂、滠口等地和鄂东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兵锋所向，直指白崇禧经营多时的武汉三镇。

先遣兵团提前南下作战，是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第40、43军全体指战员经过40余天的连续行军作战，前进1300余公里，圆满地达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野战军翼侧安全的预定目标。从而胜利完成了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光荣任务，也为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开辟了前进基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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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7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19页。

(3)　《陈毅同志在晋绥对敌斗争会议上关于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报告》，1947年12月30日。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502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8)　林彪、罗荣桓关于南下部队可否延至25日出发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2月15日。

(9)　林彪、罗荣桓关于提前南下之两个军的行动路线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2月18日。

(10)　军委同意12兵团南下路线及粮秣问题给林彪、罗荣桓的复示，1949年2月19日。

(11)　萧劲光、解方关于南下部队行动路线向军委、林彪、罗荣桓的报告，1949年3月10日。

(12)　刘邓关于12兵团改变作战行动致军委、萧劲光、解方电，1949年3月19日。

(13)　军委关于四野先头两个军任务给萧劲光、陈伯钧、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罗荣桓的指示，1949年3月20日。

(14)　萧劲光、解方关于南下行动方案向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罗荣桓、军委的请示，1949年3月20日。

(15)　萧劲光、解方关于南下作战给各军、师的指示，1949年3月30日。

(16)　刘仲容：《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50～52页。

(17)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1页。

(18)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26～27页。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20)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页。

(21)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