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四野准备南下

国共开始北平和谈——蒋介石企图卷土重来——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二野、三野整装待发——四野加紧南下的各项准备——涉及方方面面的粮草、运输、卫生、经费问题——中央和各解放区的支持——蒋介石抢运金银物资——李宗仁呼吁美援碰壁——崩溃前夕的国民党众生相——毛泽东指示要“把军队变成工作队”——四野调整编制，充实力量——林彪、罗荣桓下达南下命令

就在四野召开高干会议期间，举世瞩目的北平和平谈判也开始了。1949年3月26日这一天，刚刚迁进北平的中共中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通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参加和谈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齐燕铭为秘书长，并特别声明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的八条为基础，要求国民党政府代表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于4月1日到北平开始谈判。

为什么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全国解放的大局已定之际，中国共产党同意举行这次和谈呢？周恩来同志在谈判期间对部分民主人士所作的一次报告，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胜利局面已定，用战斗方式可以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了可能，我们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1)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完全是为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为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着想，仁至义尽，大公无私，充分代表了人民大众希望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的根本愿望。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他们对待这次和谈，是没有诚意可言的。他们之间尽管矛盾重重，打算各异，但有一个目的却是共同的，即千方百计阻止解放军过江，以便拖延时日，渡过危机。蒋介石下台前三天，已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同时又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在这样的布置之下，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下野，实际上仍能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离开南京前，蒋介石对陪他一起谒中山陵的几个高级军政人员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黄埔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2)

此时此刻，踏上“代总统”宝座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深知蒋介石留给他的是一堆不可收拾的乱摊子。他回忆当年的窘境时这样写道：“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3)

在李宗仁看来，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一步就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因此，从1949年1月21日上台伊始，他便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关系，寻求与共产党谈判。1月23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并说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27日和28日，中共方面由叶剑英同志出面，在西郊颐和园连续接见了黄启汉、刘仲华，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黄启汉回到南京向李宗仁作了详细汇报。李很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但他问及关于他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时，黄启汉答：“这个问题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李宗仁听了有些失望。黄启汉说：“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是不合情理的，叶参谋长不当面驳斥我们，已经是很客气的了。”接着，黄启汉请李宗仁认真考虑叶剑英的话，如全面和谈不成，我们自己（指桂系）要有个打算。李宗仁说，现在先力争全面和谈，且不考虑别的。(4)

经过一番谋划，李宗仁又迈出了第二步。2月初，南京政府委派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申报》形容这四位七旬老人的此行使命是“为和谈敲门”。2月14日，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林彪等在北平接待：“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代表团抵达北平后，毛泽东再次指示林彪、叶剑英等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5)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林彪在北平多次宴请代表团成员并作深谈，气氛之好，言谈之诚，令他们备感快慰。20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个大型招待宴会上，林彪致辞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6)

为了表示我党的诚意，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颜惠庆等，并在24日的非正式谈判中与他们达成八点秘密协定。颜惠庆等回到南京，把上述协定交给李宗仁后，返回上海。在上海机场，颜惠庆发表谈话：“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政府和共产党双方也都希望和平，现在和平之门已开，虽然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和平代表团此行任务已了，今后和谈进行，当由政府与共产党双方开会商讨。”(7)

随后，李宗仁拿出了一个和谈代表名单：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增加刘斐）。对此，中共中央没有表示异议。于是，国民党政府就在由何应钦刚刚组阁的行政院院务会议上正式通过。

曾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此时已经辞职赋闲的刘斐，本来不愿意接受这项使命，但经不住李宗仁、白崇禧的再三劝说。3月间，在南京的一次密谈中，李宗仁眉飞色舞地说起他主和有三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全国人民要和，立法院多数委员主张和；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方面会支持他来和，美国人的态度对局势会有很重大的影响；蒋介石也表示不妨碍他搞和谈。

刘斐当面不客气地反驳了后两个条件，说：“主要是仗打不得了，全国人民要和，这是实在的。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

李宗仁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罢！？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刘斐说：“若还不行怎么办呢？”

“那以后再说嘛！”李宗仁说：“你的看法呢？”

刘斐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宗仁说：“我有决心！”

刘斐说：“将来即使条件谈得好，要签字履行，蒋也是会破坏的；若谈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蒋的势力笼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吗？”

李宗仁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们就奈我不何了。你放心去谈判罢！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8)

可见，李宗仁、白崇禧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进而造成南北朝的局面。蒋介石却比他们要清醒得多。积二十多年反革命的经验，蒋介石深知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的含义，共产党是一定要过江的。3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接见嫡系将领、当年的黄埔一期生宋希濂、关麟征，对他们大发感慨道：“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精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末了，他指示宋希濂：“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9)

没过几天，张治中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和谈腹案。分手时刻，蒋经国对与张同行的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10)蒋氏父子对国共和谈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从2日到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毛泽东抽暇分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10日，当毛泽东接见黄绍竑、刘斐时，刘斐乘机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对这位湖南老乡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11)

事实正是如此。本来，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原定计划，人民解放军是准备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领导下，已经做好了渡江作战和进军江南的准备。但是，当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后，中共中央军委为配合谈判，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遂放弃了3月底渡江作战的最好时机，并要求总前委的电台与中共中央军委的电台从4月1日起，“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

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12)

4月11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13)他解释推迟渡江的理由是：现在南京的主和派正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我军在协定公布后渡江，“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他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因此，毛泽东要求总前委：“总之，四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14)

就这样，为了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渡江军事行动一再推迟。但是渡江的准备工作，却一天也没有停止。从3月下旬到渡江前，二野、三野各部队根据总前委的命令，除继续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纪律教育，筹集船只、选调船工，开展以横渡长江为重点的技术战术训练，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前等一系列战前准备工作外，还相继派出侦察分队，对预定渡江地段实施战役战术侦察。中共江南地下组织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了国民党军《长江布防图》等重要情报，为制定和修改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与此同时，各部队动用一部兵力，分别拔除了敌军在长江北岸设下的20多个据点，我军歼敌6000多人，从而进一步控制了北岸渡口和长江航道，为渡江作战开辟了前进基地。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修改制定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上报给中共中央军委。4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此举，意味着渡江战役已是万事俱备，只待中央一声令下。

长江边上的二野、三野百万雄师整装待发，远在平津大地的四野大军也在争分夺秒，加紧完成向南方进军的准备工作。

对于第四野战军来说，南下作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艰巨使命。正如朱德总司令在对四野高级干部的报告中所说：“我军此次有二百万以上大军渡江，南下作战，你们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你们负有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但我军南下作战时有有利与不利的两方面。（一）有很好的条件：1. 我兵力强大。士气旺盛。敌人力量弱小，且士气沮丧，又不团结。2.有二万万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解放区已伸延到江边。3.江南广大群众渴望我们解放，只要我们的政策不犯错误，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且他们有过大革命及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4.有江南游击部队的配合（现江南共有五万余游击部队）。（二）还有一些困难：1.我军因要深入敌区，远离后方，运输供应比以前要困难得多。2.南方多山、河、水田、湖泊，北方部队一般缺乏在此种地形上作战的经验。3.我军都是北方部队，要去南方作战，南方的生活习惯，北方人过不惯，且容易发生疟疾、中暑、脚气、疥疮等疾病，此外还会有留念家乡、保命偏安的情绪发生。最后，我军因不断胜利，部队中可能有部分人存在骄气，过于轻视敌人。可是敌人虽弱，但还要最后挣扎的。”(15)

朱总司令提出的这些问题，同样是毛泽东和四野领导人考虑已久的大事情。实际上，当平津战役尚在进行之际，涉及方方面面的南下准备工作便已纳入中共中央军委的通盘筹划之中，并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四野近百万大军的供给问题。当时，随着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我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全军供给工作产生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其特点是：1. 由分散逐渐走到统一的供给；2. 由后方供给走到新区的就地筹集；3. 由各区不同标准走到统一的标准；4. 由一个区供给发展到几个区的配合供给；5. 由全面战时供给转到部分后方地区的平时供给。(16)这些特点，在入关作战并且将要继续南下的四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必须未雨绸缪，妥善安排。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的供给问题致电东北局、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长李富春，东野首长林、罗、刘，华北局：

“我们预计东北部队进入平津地区作战两个月休整两个月，休整后的行动又一个月，总计为五个月。关于供给布署，东北计划三个月，华北计划一月半，并准备半个月，共为五个月。此数与预计相符合，但经我们研究，尚有数事特提出：

（一）华北所计划与准备的二个月供给，仅系主要部分，没有经费、盐、肉、菜四项。此二个月的经费及盐亦应由东北供给，肉和盐干菜（菜盐主要就地购买），华北应筹供若干，不足数由东北解决。

（二）五个月供应计划内俘虏兵未列入，估计这一战役可能有俘虏三十万人左右，供应数量不小，望东北华北早为准备。

（三）烧柴马草均差，远途输送劳民伤财，只能由前方组织就地采买供应。

（四）估计大军云集，为时四五个月，凡须就地购买的食用品，可能涨价，这一方面应由地方工商部门妥为调剂。另一方面军队所需之办公用品及日用品应由东北工商部门有组织地随军输送，卖给部队，同时东北在经费之供应上亦应预为准备。

（五）五个月的供应，依现在计划看，只感不够，并无多余可资机动。如果调度不好，则可能发生供应不上的困难。望林罗刘随时指示与检查此一工作，并与东北华北两军区后勤部密取联络。”(17)

军委的这一指示，确定了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合力供应东北野战军的体制及关系，并就今后五个月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基本措施，对于统一有关方面的思想认识，协调和落实工作部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一波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为了做好平津战役的支前工作，我在12月30日华北局常委会上强调：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应以支前、打下平津为中心。对于南下解放平津的第四野战军部队，‘好话要多说几句，好事实事要多做几回；坏话一句不说，坏事一件不做’。凡是平津战役需要的，不要怕花钱，凡是东北部队要求的，要尽可能给予满足，痛快解决问题。要求华北局的领导干部，组织上要反对山头主义，思想上要反对经验主义。不能把中央给的任务看成是负担，要有自觉性，而且是高水平的自觉性。要毫不含糊地把支援平津战役看成是我们分内的事。凡与东北、中原、西北打交道的电报，都要亲自看，应该做的事力求做到，否则就是失职。”(18)作为主持实际工作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同志的提醒是及时和必要的。

平津战役规模空前，后勤供应数量也极其庞大。战役发起前，华北局已经在冀中、冀南、北岳、渤海等地区筹集粮秣3亿公斤、柴草4亿公斤以及其他大量物资，战役发起后，又根据东北野战军入关人数及所需供给，制定了两个月供应计划，其中包括粮食5400万公斤、油140万公斤、马料3360万公斤、柴草7000万公斤。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则承担了供应4个月的粮食、干菜，3个月的油、肉，5个月的汽油等等。东北、华北两区筹集准备的这些物资，在四野后勤部的统一指挥、调配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及时保证了平津战役期间及战后一段时间四野近百万大军的需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四野南下任务的确立，筹集粮草、保证大军沿途供应又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按照中央的指示，这项任务由东北、华北和中原三方共同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则主要依靠华北局。1949年2月10日，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部长周纯全、第二部长李聚奎与华北军区派驻代表罗玉川、封永顺，向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参谋长赵尔陆呈交了一份《对东总部队粮秣供应情况、计划及南下沿途粮草准备的报告》。“报告”以大量的统计数字对前一个阶段供应情况做了总结，对下一步的南下行军粮秣问题提出了初步估算和解决方案：

1. 东总部队按100万人，14万匹牲口一个月时间约计需：米5000万斤，料3000万斤，草4500万斤。

2. 其布置原则分平大路，津浦路，平汉路三线，所需粮料草均按：平大路55%，津浦路5%，平汉路40%，各线每隔70里设草供应站，囤一天的马草，每隔200里设一粮料供应站，囤放三天的粮料，并以平大路之霸县，津浦路之沧县，平汉线之高碑店为起点即第一站（囤三天粮料一天的草）。(19)

这份报告立即得到了东野总部和华北军区首长的批准。随后，东野后勤部与华北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了通盘研究，并派出人员来到开进途经的各地区，提前把各部队开进的路线、人数、时间以及所需供给等情况通报给当地党政机关，会商解决方案。2月24日，聂荣臻、薄一波、赵尔陆致电华北军区所辖各区党委、军区后勤部，并报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后勤部、中央军委，就东野部队南下粮站设立问题，具体布置如下：

（一）平汉线按二十万人，二万八千匹马，循平汉线向郑州前进。请察哈尔负责在高碑店、望都、正定设大站，在徐水设小站。请冀中在窑村、定县、新乐设小站，请太行负责在东镇、邯郸、宜沟镇设大站，在石家庄南之赵村、大陈庄、官庄、沙河、磁县大韩集、张黔县许花妈设小站，所有大站各存三天粮料（粮一百一十万斤，料六十八万斤），一天的柴草（柴六十万斤，草三十四万斤），各小站存一天的柴草（数目同上）。

（二）平汉线东侧按二十万人，二万八千匹马，循张登、南和向延津前进。请冀中负责在固安、张登、木连城（梅花镇北）设大站，在新城、三台、安国、深泽设小站，请冀南负责在南和临潼设大站，在固城店、南世、永年吕村集、井店集设小站，所有大站各存三天粮料（粮一百一十万斤，料六十八万）一天的柴草（柴六十万斤，草三十四万斤），各小站存一天柴草（数目同上）。

（三）平大线按五十五万人，七万七千匹马，循新镇衡水、濮阳向长垣前进。请冀中在新镇、河间设大站，在任邱、献县、武强设小站，请冀南负责在衡水、威县南清店设大站，在恩关、七级河、北辛庄、大名设小站，大站各存三天粮料（粮三百万斤，料一百八十五万斤）一天的柴草（柴一百六十五万斤，草九十三万斤），小站各存一天的柴草（数目同上）。

（四）津浦线按五万人，七千匹马，循津浦线前进。请冀中负责在沧县存粮二百三十万斤，料十六万斤，草九万斤，柴十五万斤，在薛家窝存草九万斤，柴十五万斤。

（五）冀鲁豫负责在黄河北之阳武、滑县牛市屯、延津瓦堡集、封邱、濮阳、老岸镇、长垣等地区共准备七天粮秣，计粮一千二百万斤，料七百五十万斤，草一千二百万斤，柴二千万斤，油盐各三十万斤，存各点若干由冀鲁豫提出意见报来。

（六）细粮尽量按存粮数百分之十五准备，柴草基本上就地筹备，但衔接地区之柴草，两行署应互相协同足数解决，以上粮秣即凭东北粮票拨付，事后由各行署汇集向华北报缴。

（七）冀中，察哈尔区限三月十日前完成，冀南，太行，冀鲁豫区限三月十五日前完成，以免影响春耕，各站位置应注意便利汽车大车进出。……(20)

在华北区各级党和政府的具体领导下，上述任务很快落实。全区总共筹集粮食2920万公斤，马料1147万公斤，马草1665万公斤，烧柴2883万公斤，以及大批副食品，分别囤积在平汉路、平大路、津浦路两侧的指定地点，每一处都设立了粮食、菜、柴草供应站，以保证部队能够随时随地取得主、副食品供应。野战军后勤部还自行筹备了部分粮秣，运送1000万公斤食盐、825万公斤东北豆饼至郑州、漯河一带，以备不时之需。这样，至3月中旬，东野南下初期所需的粮秣供应已经安排就绪。

与此同时，针对南方的气候、地理特点，东野供给部除提前发放夏季服装外，还增发全军每人布、胶鞋各一双，补充各部衬衣、米袋、挂包、绑腿、茶缸等。营以上干部发雨衣一件，连以下人员发纱布5尺，每排发放哨雨衣一件。另外，野战军供给部与1分部订制的965000顶斗笠，连同华北人民政府慰劳东野全军的100万斤猪肉、500万盒纸烟、100万条毛巾，均于南下前陆续分发部队。(21)

与供应工作密切相关的是交通运输问题。平津战役前，华北地区的铁路被敌人破坏得相当严重，大部陷于瘫痪状态，因此，汽车成了主要运输工具。1948年12月东野后勤部运输部成立时，有汽1、汽3、汽5共3个团，600台车，2000余名干部战士。整个战役期间，汽车部队来往奔波于秦皇岛与平、津之间，出色完成了供应10个纵队主要作战物资的运输工作。但是在未来南下作战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现有的汽车运输力量显然不敷使用。为此，东野后勤部利用在天津休整的机会，想方设法充实这支力量。首先是在平津招收700余名学生转送东北汽车学校学习，然后又训练了500多名新解放过来的司机。接着东北解放区送来新车800台、500余名汽车学校毕业学生，冀热辽拨来70余台车和半个团的架子，运输部利用这些新的力量，充实了原有的1、3、5团，新组建了第4团。其次是加强材料处、燃料处的工作，多方收集、订购汽车材料，保证配件的及时供给，进行车辆和油桶修理，并在天津、新河、洛阳、郑州、漯河等地建立了油库。经过以上准备，汽车部队的整体实力特别是担负短途或不通火车路段的运输能力大为增强。

当然，运送武器弹药等大宗军用物资还得依靠铁路。平津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在山海关、秦皇岛、唐山、丰台、天津一带储存了3681个车皮的弹药，需要提前南运至华中。为此，东野后勤部同华北铁路局事先签订联运合同，下达联合命令，制定了整装、整卸、整列发出、整列返回及禁止中途卸车、挂车、扣车和无故停车等规章。并召开有关铁路、政府支前司令部联席会议，商定各项供应规定和运输工具统一使用的具体办法。2月间，东野后勤部先后在济南设立办事处，在天津设立留守处，在郑州设立了军运办事处，从而形成了由天津经济南、徐州、郑州，最后到河南信阳的铁路运输基干线。在保证交通运输方面，勤劳朴实的河北、河南人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华北公路局领导下，工人和民工们在3月底就完成了平汉、平大、津浦三大公路干线的抢修恢复工作。由东野铁纵、铁路员工和民工等248000余人组成的修路大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修竣了新乡至驻马店段271公里的铁路，修复桥梁146座。冀鲁豫区50余万民工，修整了公路1480余里，架桥60余座。这些都为大军南下提供了重要的方便条件。

卫生保障是南下准备工作的一个重点。2月17日，东野后勤部在唐山召开医院工作会议，讨论整编医院和对南方多发病的收容治疗，改变“重医疗，轻预防”，“重外科，轻内科”的观点，研究讨论多发病的医疗方法，规定了多发病的医疗方案。会后，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将原有33个医院，统一整编为18个后方医院，分编为3个医管处，每处辖6个医院，形成医院梯队，建立分级管理。另将10个医院缩编为5个兵站医院，分属于1、2、3、5、6后勤分部。以原28医院改编为医科学校作为教学之用，另外拨给东野总部、后勤部、4分部各一个所作收容治疗之用。整编后的医院，体制更为精干，管理也更加方便。

3月3日，又在天津召开了各军卫生部长、保健科长参加的卫生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卫生防疫，研究南方多发病预防方案和行军卫生。会后，为各部队补充了70多名内科防疫医生，各师配备了一架显微镜建立化验室，印发了各种卫生防疫和南方多发病医疗的材料。此后又专门召开了几次多发病的报告讨论会，进行了种痘和伤寒、霍乱预防注射。在药品材料准备上，向东北军区请领到一部分多发病用药，在丰台和南苑机场收集到约3个车皮的药材，又通过商人在香港定购了1.1亿多元的多发病特效药品（因海上运输不便，这部分药品未及时运到）。同时为每个军都添置了200个药箱，补充了担架。(22)由于条件所限，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卫生部门尽管想尽了办法，但仍感力不从心，例如，他们曾向上级反映说：“药材准备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绷带布，按一百万人半年平均材料和拾万战伤材料计算需领一万八千匹布，经多次交涉东北只解决了四千匹。另又批了拾五万条绷带，尚差数目很大，因此现在绷带布发生困难。”(23)

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经费问题又日益突出起来。2月28日，罗荣桓政委给李富春同志、东北局、军委发出这样一封电报：

东北部队在未行动前，临时修理及必要补充的各项装备预算如下：

1. 汽车按四分之一大修理，需要经费一亿二千万元。

2. 大车修理按三分之一修补，需要三万零八百二十四万零一百二十元。

3. 牲口鞍具修补需经费，一亿二千万元。

4. 卫生材料费，需六千八百万元（制作药箱子用）。

5. 印刷全军半年表册账簿，需二千万元。

6. 制作斗笠一百万个，需一亿二千万元。

7. 买瓷碗三十万个，需二千一百万元。

8. 招待军属及残废金和干部治病，需八千万元。

9. 招待委员会（北平）需六千万元。

10. 制造油布桐油工资需九百七十二万九千元（以一千二百五十匹布计算，只限于盖药箱子，盖电台用）。

11. 被服材料费，做衬衣十五万套，裤衩八十万件，米袋八十万条，盖药箱子电台用布一千二百五十匹，以上合计布四万二千九百五十四匹，已领到三万匹，尚欠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四匹，请拨布或拨款。

12. 工资钱需一千七百五十五万元。

13. 以上以人民币计，共需六亿七千四百五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元。请富春请示军委，此款如何拨付。(24)

这些款项看似零乱琐碎，但是少了哪一样都不行。中央军委收到电报后，周恩来副主席当即批示有关方面：“审核后告我们，令中财部拨付。”东北局也于3月5日复电李富春、军委、林罗刘：

（一）为了补充东北部队装备，及避免华北货币过分膨胀，我们拟：

（A）立即送七十个车皮苏式零件，基本上可解决前方苏式汽车零件之补充。

（B）在此购一万套滚珠做修理大车之用。

（C）除已送之十车皮木板外，再送一万五千个木箱。

（D）十五万套衬衣，如尚未做可由东北送去。

（二）根据上次沈阳补充装备经验，利用当地公营工厂，及各仓库旧存既可大大减少货币开支，避免通货膨胀，又可迅速确实解决部队需要。故此次在平津补充装备，似亦可尽量利用当地公家工厂代置及仓库暂存，此外再拨一批人民券给予东总。(25)

这可真是急部队之所急，想部队之所想，罗荣桓政委电报中提出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另外，东野全军的经费也提前领至5月份，不但能预借各军且能保持一定的预备费用。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并考虑到新区人民币还未巩固的情况，先后经中央财委拨给四野白洋1100万元，以作部队供给和准备发行人民币之用。这笔硬通货，在战争年代不是一个小数字，中央调配出这么一大笔钱实属不易。四野后来南下，财经方面之所以未遇到大的困难，与中央的支持和各方面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与我党我军这种上下一心、团结协作的局面相比，国民党统治集团却是四分五裂、尔虞我诈，一派亡党亡国的景象。当时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储备着价值几亿银元的黄金、白银，都是蒋介石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巧取豪夺来的民脂民膏。蒋介石下野时，没有交给李宗仁一分一毫，而是秘密命令汤恩伯将这些金银全部抢运台湾。据李宗仁后来估计，汤恩伯运到台湾的金银约有黄金390万盎司、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和7000万美元的外汇，总价值约在5亿美元左右。除了金银之外，还抢运了大批机械、纱锭、纸张、布匹等物资。这些金银物资成为蒋介石后来盘踞台湾的经济基础，在当时则无疑给李宗仁政府来了个釜底抽薪。

李宗仁在南京，既没有兵又没有钱，什么事也做不成，只好想方设法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希望美国政府给他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至少也要5亿美元。李宗仁认为：“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美援实是惟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药。在蒋我交递期间，国内情势大变，一剂美援，便可奏实效。……假如那时美国的总统和国会的领袖们具有远见，能及时转变对华政策，予我经援，来遏止通货膨胀，则国事未始不可为。如此则在军心、民心同时复振之下，我们一面巩固江防，一面实行民主改革，双管齐下；这样我们对共和谈，亦未尝无成功希望；至少我们仍可为半壁江山，保持自由。”(26)

然而，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早已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兴趣。4月中旬，李宗仁派教育部长杭立武登门拜访司徒雷登，询问：“假如国民党军队对长江进行坚强的、有生气的防御，阻止共产党渡江，从而重获一般人民的支持，以抵抗共产党的南进，那么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杭立武又明确地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给予财政援助，以稳定地方货币，或者是否可能给予现金贷款，以应防守国民党统治下领土的军队所需？”司徒雷登则以圆滑的外交辞令答复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黄金、白银和外币的库存，现政府如何控制这一切财富，乃是中国内部的问题。”(27)美国人的态度令李宗仁极度失望，多年以后犹余怒未息：“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

此时的南京城，到处弥漫着无可救药的悲观情绪。宋希濂回忆说：“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十一天，也是呆在国民党政府都城的最后一次。在这十一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例如二十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的展望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二十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又如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功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梦一样。’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唏嘘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是各式各样的，真是争奇斗妍，美轮美奂，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馆的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即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我看了这一副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我想，现在该是七代了！”(28)这一大段描述，是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南京城世态人心的生动写照。

由于四野的南下准备与二野、三野的渡江准备在时间上同步，面临的形势、任务也大体相同，一些深层次的共性问题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与思索。在他看来，进军江南，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保持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为新中国奠立稳固的根基。2月8日，他给邓小平、陈毅发出一封电报，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物，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一点，你们亦必须严重考虑。”

在电报的最后部分，毛泽东特意强调：“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29)

毛泽东的指示引起了四野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本来，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第四野战军已经从东北、华北地区抽调了2万余名党政干部随军南下，以便担负接管县以上城市和开展新区工作。现在看起来，仅仅依靠这2万余人是远远不够的，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是一项异常繁重复杂的艰巨任务。必须使全军上下牢牢树立起“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意识，同时也要求才纳贤，从各方面增强经营新区的干部队伍。

那么，人才从何而来呢？北平大中院校林立，学生众多，他们素质高，传统好，无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2月15日，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致电中央军委：“北平学生在与我军联欢之下，自动请求参加军队工作，同时军队急需知识分子，准备南下时间短促，等待不及简单布置动员，是否允许我们在市委统一计划之内直接吸收1万人。”

2月17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了这一请求，指出：“北平学生既有参军的要求，我们原则上同意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吸收1万个自愿参军的学生参加军队工作。据市委报告，北平尚有一批东北流亡学生，是否亦能吸收一部分。吸收1万个学生参加军队工作，是件大事，不容草率从事，请总前委与华北局共同商定办法定出计划进行。”(30)

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负责同志经过认真商量后，于2月24日电告中共中央：

（一）以南下工作团名义公开号召动员，其估计用其他名义都不如以南下工作名义更能吸引青年参加我军。

（二）时间紧迫，一万学生为数甚大，决在平津两市动员七千学生（平四千五百、津二千五百，并包括华北三大学联合招生拨给的学生数目在内），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材，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

（三）在学校动员通过支部与新青团，并决按两市现有党员数动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参加南下工作，对理工科与医科则一般不去动员他们南下。

（四）南下工作团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主持，并成立委员会，以陶铸、刘仁（平市委）、萧向荣、黄松龄、王兰西（津市委）五人组成，陶为主任。(31)

得到中央批准后，这项工作在陶铸同志的具体主持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刚刚迎来解放的平津地区青年学生、技术工人和职员们，看到《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刊登的招收启事后，奔走相告，踊跃报考。经过一番挑选，共吸收了860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编入南下工作团第1、第2、第3分团。随即分别集中在北平、天津和山东德州培训。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全体学员们情绪高昂，劲头十足。傅作义曾当面问陶铸：“没解放时我对北平的学生每人每月发半袋白面，他们还上街游行，反饥饿。你们一来，吃的是高粱米、一号面，反而高高兴兴地跟你走，成批的参加解放军，这为什么？”陶铸回答说：这是人心所向，得道多助。半年以后，这批南下工作团员大部分被分配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各机关、部队、院校工作，一部分到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参加地方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不负众望，辛勤工作，为解放中南和建设中南作出了重要贡献。(32)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四野的南下准备工作。他深知，南方地区江河密布，地形复杂，对一向习惯于平原地区大兵团作战的四野来说，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南进前的准备必须慎之又慎，哪怕是细节问题也要事先考虑到。2月10日，他致电林彪、罗荣桓及其他各野战军领导人，介绍了这样一个情况：“据杨罗耿潘(33)丑鱼电称：华北第二兵团一九三师干部学习感到重要，读文件已深入一步，普遍感到越学越有好货。特别是在此次时局与任务传达后，情绪很高涨，都说好像打了清血针。同时，并发现干部水平很低，营连干部中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为共产党员，过了长江还过黄河。故今后对地理与名词常识的教育很重要等语。”所以，毛泽东指示林彪、罗荣桓等人：“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情办理为要。”(34)

林彪也在考虑类似的问题。随着渡江战役和四野南下的日益临近，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改进渡江技术，保证部队安全。3月18日，他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写道：“关于渡江的技术问题，去年七月我在松花江边休养时略为注意研究，我曾用三块长方形的小木板钉成一个三角形，人在三角木板中可在江中自由浮走，而不致倾斜沉没，然当时系徒手。但估计如以全副武装亦必然照样浮，装甲至多再将木版略加宽长一点即可。在战斗中以此法渡江特别是拂晓前以此法渡江，必能同时渡过数千人以至数万人，因木板易找，则人人皆可带三块木板，以绳子绑起或以钉钉起，即能在水中自由浮行。在不能使用船只（目标大易击沉）或无船只的条件下，在敌前渡江，估计使用此法甚有效。此法目前尚属理想，盼令华野、中野各用一部分部队先行试验，如有效可令他们使用此法，作为渡江技术之一，……如有效则可转告我们，以便东野采用。”(35)军委将电报转给二野、三野，各部队都准备了三角板。尽管后来渡江战役时这种技术和工具很少使用，但是对稳定指战员们的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加强四野进军中南的力量，中央军委还于3月5日发布命令：原隶属华东野战军的两广纵队改隶第四野战军，参加解放两广作战。与此同时，四野内部也进行了若干调整，指定160师、165师留在平津地区，以160师担任中共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把平津战役后由东北继续入关的几个整训师分别编入各军。考虑到江南地区骑兵作用不大，经中央军委同意，将四野所属的一个骑兵师、原傅作义的新骑4师拨归华北军区建制。平津前线司令部警卫第2团（留给傅作义的警卫团）也同时拨归华北军区建制。

在此期间，四野还扩大了特种兵编制，将原炮兵第1、第2指挥所扩编为炮兵第1师、第2师，炮兵第1师辖3个骡马挽曳的野榴炮团，炮兵第2师辖4个汽车牵引的榴炮团（各团均装备36门火炮）；原装甲兵指挥所扩编为战车师，辖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3月15日，四野总部发出关于炮兵建设的第5号《炮兵命令》，将军、师属炮兵分别按甲乙两种统一编制。甲种编制：军属炮兵为“三三”制炮团（27门），师属炮兵为“三四”制山炮营（12门）；乙种编制：军属炮兵为两营制小团（18门），师属炮兵为“三三”制山炮营（9门）。按照上述规定，全军12个军48个师，有9个军的炮兵团、21个师的山炮营实行甲种编制，其他3个军的炮兵团和27个师的山炮营实行乙种编制。军以下炮兵均用骡马挽曳。无论从炮兵数量还是从炮火威力来讲，四野都当属全军之冠。

此外，步兵武器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原来的日式和其他杂式武器已经全部换装为美式“30”步枪、卡宾枪和“汤姆逊”，“加拿大”冲锋枪及“比利时”、“加拿大”轻机枪等。这些堪称世界一流的自动武器，都是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的战利品，它们在国民党军的手里，并没有起到挽救其失败的作用，现在到了解放军战士手里，则使解放军如虎添翼，更加强大。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3月26日，林彪、罗荣桓给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建议军委批准四野主力于4月11日开始出动。3月28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主力于4月11日开始出动，但须争取于5月31日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于6月30日以前到达沿江北岸，并相机攻占汉口、汉阳及江北各敌人据点，完成渡江准备任务，待命于7月上旬渡江。”

4月7日，也就是高干会议结束的第三天，林彪、罗荣桓下达了《关于四野部队由平津地区出动南下给各军的命令》：

（一）野战军主力奉命于5月31日以前集结于南阳、信阳、固始之线。

（二）在平津地区之九个军应分三个梯队于4月11日开始出动，25日出发完毕。

（三）南下路线分三路：

第一路，沿平汉路南下，在花园口附近渡河。

第二路，沿平（平）大（名）公路南下在东明附近渡河。

第三路，沿平津路经临清在寿张附近渡河后向商邱前进。上述三路各路都已准备一条主线一条辅线（每路所经具体地点详野总制发之南下路线及兵站部署图）。每军可分成两路纵队前进（一路纵队沿主线，一路纵队沿辅线）。陇海路南之运动道路另有规定。

（四）南下部署：以47军、41军、48军（序列同）沿第一路（平汉路）南下；以46军、38军、39军（序列同）沿第二路（平大）南下；以45军、49军、44军（序列同）沿第三路（津浦线）南下。

（五）各路第一梯队军（47军、46军、45军）应于4月11日开始出发，14日出发完毕。各路第二梯队军（41军、38军、49军）应于4月17日开始出发，20日出发完毕。各路第三梯队军（48军、39军、44军）应于23日开始出发，25日出发完毕。

（六）由特司工兵指挥所派工兵干部先行到达黄河渡口指导，并帮助各军渡河。

（七）由野后在德石路与陇海路两铁路线上，各设两个至三个伤病人员收容所，收容各军师在行军中实在不能随队之伤病员。

（八）为使行军与宿营不致拥挤，师与师间应保持60至90华里之距离，军与军间应保持120至150华里之距离。

（九）一律采取白天行军，每日行程60华里左右，约每周休息一天。

（十）各军之野炮团及一部弹药物资应在原地集结待命，等候车运，具体办法另有通知。

（十一）粮草供应及行军注意事项已在高干会上报告，各军师应根据这一报告在全体干部及战士中传达执行，野总不另发文件。(36)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由上至下均召开了南下誓师大会，广泛动员，齐表决心。当地政府和人民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勉励官兵们英勇杀敌，解放江南受压迫的同胞，并献旗献词，热情致意，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许多战士把自己的决心贴在枪托上：“坚决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人民需要我们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在这几天中，气壮山河的誓言，热烈饱满的场面，激荡震撼着古老的平津大地，充分展现了四野健儿战无不胜、勇往直前的雄姿。

4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接见了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现在国内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你们肃清了东北全部敌人，配合了关内第一、二、三野战军及华北一、二、三兵团作战并解放了北平、天津。敌人的主力兵团约五百万人，已被我先后消灭，现在敌人所余下的仅是残余的军事力量了，总共约二百万人左右，其中战斗部队不过一百四十万人，且派系庞杂，各自为政，已无强大的抵抗力量，而且战斗意志极为低落。因此反动政府要找我们和谈，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重整力量，部署江防，以图负隅顽抗。我们不要被敌人欺骗，我们要积极准备迅速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他要求南下部队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大多数，一步步战胜敌人；同时要担负起工作队的任务，学会做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及接收工作，取得全国的最后胜利。(37)

朱老总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四野全军将士。同一天，按照预定计划，各部队告别了驻地人民，相继开拔。

这时，国共和谈也到了公开摊牌的阶段。经过一段私下磋商和非正式会谈后，4月13日晨，中共方面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为正式谈判的基础，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研究。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中，对谈判程序作了不容更改的规定：正式谈判时间为13日至17日，“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38)

张治中从周恩来手中接过《草案》后，马上召集代表团会议。他后来回忆说：“坦白地说，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象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不过，我仍然耐心地和大家逐条研究下去，并且考虑在今晚会议上应该采取的态度。”(39)

13日晚上，首次正式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和立场，强调必须首先分清是非，发动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包括惩办战犯在内的八项条件，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他着重指出，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战乱的祸根，必须消灭。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武力消灭，一是以和平方法改编。

张治中随后代表国民党政府方面发言，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草案，但希望对其中“过于刺激”或“文字表现太严重”之处，“在精神和内容能酌加删节”。中共代表团研究了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于4月15日晚7时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代表团。周恩来强调：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治中问：“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

当晚9时召开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张治中已是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是声明明日即派人回南京请示，再行答复。次日，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回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等人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协定》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罢扬长而去。李宗仁则一言不发。随后，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气得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完全拒绝了这个文件。在19日上午的“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李宗仁违背了当初的签字诺言，否决了《协定》。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等，正式表示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历时半个多月的和平谈判至此宣告结束。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从20日子夜起，蓄势已久的我二野、三野百万雄师，犹如离弦之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同时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22日深夜，毛泽东满怀胜利的喜悦，接连为新华社写了《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喜讯。

这是3年人民解放战争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4月23日，四野总部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的名义，给正在南下途中的各部队下了一道指示：“我党与南京谈判业已破裂，南京完全拒绝我方的合理条件，毫无和平诚意，因此我军必须全力准备坚决作战，望各部对毛主席朱总司令4月21日电进行动员并将渡江胜利和太原胜利配合动员。”

接到这一指示，部队群情振奋，信心倍增。从平津地区南下的三路大军如同三股沸腾的钢铁洪流，不可阻挡地向江南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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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318页。

(2)　侯镜如、覃异之、廖运泽：《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5页。

(3)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676页。

(4)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3～14页。

(5)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459页。

(6)　张丰胄：《1949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74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8)　刘斐：《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02～103页。

(9)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293页。

(10)　余湛邦：《一九四九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52页。

(11)　转引自《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920页。

(12)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78页。

(13)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

(14)　军委关于推迟至4月22日渡江的指示，1949年4月1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220页。

(15)　《朱总司令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的报告（草稿）》1949年4月11日。

(16)　军委后勤部：《一九四九年全军供给工作情况综合》。

(17)　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1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653～654页。

(18)　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492页。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7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892页。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7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892～893页。

(21)　第四野战军：《进军江南的后勤组织与保障工作》，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660页。

(22)　第四野战军后勤卫生部：《一九四九年卫生工作简要总结及一九五〇年卫生工作计划》，1949年12月27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

(23)　第四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南下准备工作总结》，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367页。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0页。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51页。

(26)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27)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6章第10节。

(28)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297页。

(2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496页。

(30)　中央关于在北平吸收万名学生参军给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华北局、彭真、叶剑英的指示，1949年2月17日。

(31)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吸收平津学生参军办法向中央的报告，1949年2月24日。

(3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团史文献资料汇编》第1辑，第22页。

(33)　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1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499页。

(35)　林彪关于渡江技术的研究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3月18日。

(36)　林彪、罗荣桓关于四野部队由平津地区出动南下给各军的指示，1949年4月7日。

(37)　《朱总司令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的报告（草稿）》1949年4月11日。

(38)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39)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804～805页。